中國股票節日性實證研究

⑴ 節假日對股市有沒有影響

節假日對股市有沒有影響
四、大勢情況：如果大盤當天急跌，破位的就更不好，有漲停也不要追

在一般情況下，大盤破位下跌對主力和追漲盤的心理影響同樣巨大，主力拉高的決心相應減弱，跟風盤也停止追漲，主力在沒有接盤的情況下，經常出現第二天無奈立刻出貨的現象，因此在大盤破位急跌時最好不要追漲停。
而在大盤處於波段上漲時，漲停的機會比較多，總體機會多，追漲停可以膽大一點;在大盤波段弱勢時，要特別小心，盡量以ST股為主，因為ST股和大盤反走的可能大些，另外5%的漲幅也不至於造成太大的拋壓。如果大盤在盤整時，趨勢不明，這時候主要以個股形態、漲停時間早晚、分時圖表現為依據。
五、第一個漲停比較好，連續第二個漲停就不要追了

理由就是由於短期內獲利盤太大，拋壓可能出現。當然這不是一定的，在牛市裡的龍頭股或者特大利好消息股可以例外。

⑵ 為什麼中國股市一刀全國喜慶的日子尤其是國慶節就暴跌為什麼

一、國慶A股放假，外圍可沒有放假。所以資金就比較謹慎，怕假期外圍出什麼黑天鵝之類，尤其是現在金毛亂咬人的背景下；

二、9月末是三季度末，每到季度末，各方就有些缺錢，入場的動力不是很足；何況操盤手也是人，長假前夕出現假日情緒也正常；
三、從歷年股市表現來看，國慶前一周一般是小幅調整，並非暴跌；
四、如果國慶假期外圍沒有什麼特別利空，那麼節後第一周上漲的概率會達到7、8成左右，因為四季度開始，大家又開始「沖業績」了。

⑶ 關於股票各方面的知識。我急求一篇關於股票知識的作文。

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
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新領域。多數的實證分析證實股票市場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那麼，我國股票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是否有利於我國經濟的增長呢?回歸分析表明：我國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推動了我國經濟更快的增長。因而，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據此，我們可以認為股票市場發展是我國金融深化的重要環節，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股推動力量。

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新課題。當經濟學家詳細探討了貿易與經濟增長、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後，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場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來股票市場的發展前景和經濟增長的潛力。對於股票市場尚未充分發展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假如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那麼，促進股票市場的發展就是顯而易見的政策建議。

截至2000年3月初，我國股票市場的A股流通市值已達10609．4億元，在上海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A股的公司達到了929家。股票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指標與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相比，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我國1993—1999年間A股流通市值與GDP的比率平均為0．052，46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1976—1993年間的平均比率為0．32。1993—1999年間我國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額與GDP的比率)為0．275，1976—1993年間美國股市的平均交易率為0．29，英國為0．253，韓國為0．183，泰國為0．144。顯然，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與國民經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了。

怎樣研究和確定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呢?萊文和澤爾沃斯(Levine andZeros，1998)在總結阿切和喬萬諾維克(Atje and 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次證實了一個重要的假設：股票市場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本文運用萊文和澤爾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對1993—1999年期間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以檢驗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是否起到了促進作用。一、變數與數據的解釋

為了檢驗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我們需要確定以下幾個方面的指標。

(1)股票市場發展的指標。下述四個指標可以反映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

第一個指標是資本化率，用Capitalization表示，等於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與名義季度GDP的比率，我們用它來反映股市的發展狀況。之所以選擇流通市值而不是市價總值，是因為我們認為國家股和法人股並沒有上市流通，不具備股票市場應有的風險分散、信息收集等功能，只有社會公眾股才能代表我國股票市場的規模和發展水平。股票市場規模越大，募集資本和分散風險的能力越強。考慮到B股相對於A股規模較小，1999年底B股流通市值僅為A股流通市值的3．5％，將B股捨去不會影響計量模型的准確性。流通市值等於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A股流通市值之總和。1998年和1999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數據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月報》(1998．1—1999．12)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市場統計》(1998．1—1999．12)；上交所1994年第三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4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來自《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1995—1998年)；上交所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4年第二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3年的季度流通市值無法從公開出版物上獲得現成數據，我們利用上市公司每季度末的流通股本和股票的收盤價計算而得。1992年第四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數據來自《中國統計》(1992．11—2000．2)。

第二個指標是交易率，用Value表示，等於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總成交金額與季度名義GDP的比值。反映出以經濟總量為基礎的股市流動性。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A股成交金額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月報》(1998．1—1999．12)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市場統計》(1998．1—1999．12)；1994年至1997年的A股成交金額來自《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1995—1998年)；1993年的A股季度成交金額在公開出版物上難於找到現成的數據，我們依據《中國證券報》(1993．1—1993．12)和《證券市場周刊》(1993．1—1993．2)上的數據計算得出。

第三個指標是換手率，用Turnover表示，等於A股季度成交金額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高換手率意味著相對低的交易費用。第二和第三個指標均反映了股票市場的流動性(Liqridity)。

第四個指標是股票市場收益率波動，用Volatility表示，等於滬市A股指數的季度標准差。滬市A股指數來自《中國證券報》(1993．1—1999．12)。在我們研究的期限內，深市和滬市大盤的走勢基本一致，因此，我們只計算了滬市A股指數的標准差。因為上市公司的季度紅利分配數據無法精確得到，所以我們在計算股票收益率的波動時，只計算了資本利得的標准差。

(2)經濟增長指標。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使用三個經濟增長指標。

第一個指標是實際GDP季度環比增長率，用GY表示。我們以1993年第一季度為基期，計算各季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基期RPI=100。用名義GDP除以當季的RPI就得到實際GDP季度環比增長率。在計算各季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時，採用商品零售價格的月度環比數據，其中1996年和1997年各月的數據來自《中國物價及城鎮居民家庭收支統計年鑒》(1996年、1997年)，其它年份的商品零售價格月度環比數據散見於《價格理論與實踐》(1992．11—2000．1)、《中國統計》(1992．11—1996．2)、《宏觀經濟管理》(1994．8—1996．2)。需要指出的是，在Capi-talization、Valre以及下文中的Savings、Depth指標中，我們使用的均是名義GDP，這是因為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同時作用於這些指標的分子與分母，兩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亡抵銷了這種影響。

第二個指標是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季度環比增長率，用GC表示。理由是：①無法獲得資本存量的季度折舊數據，所以不使用資本存量增長率指標；②無法獲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整的季度數據，由於我國上市公司絕大多數屬於國有企業，股票市場的發展和國有企業的投資活動聯系較為密切，所以使用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數據。各季度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名義值同樣除以季度零售物價指數而化為實際值，然後再計算各季度的環比增長率。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名義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來自《中國統計》(1992．11—1994．5)和《宏觀經濟管理》(1994．8—2000．2)。

第三個指標是居民的銀行儲蓄率，用Savings表示，等於居民本季度末的儲蓄存款余額減去上季度末的儲蓄存款余額再除以該季度的名義GDP。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儲蓄存款季度末余額來自《中國金融統計年鑒》(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8，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儲蓄存款季度末余額來自《宏觀經濟管理》(1998．5—2000．2)。

(3)傳統的金融深化指標。用Depth來表示，測定金融中介的規模，等於金融中介的流動負債(現金以及銀行與非銀行金融中介的活期和帶息流動負債)與當季GDP的比率，即M2／GDP。這里的M2是上季度末和本季度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存量的算術平均值。1993年第一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M2來自《中國金融年鑒》(1995—1998年)，1998年第一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M2來自《宏觀經濟管理》(1998．5—2000，2)。因為1993年前後M2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所以1993年第一季度的Depth指標中的M2更指1993年第一季度末的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在現實世界中，經濟增長受到許多因素內影響。為了檢驗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獨立於其它變數，有必要結合相定變數進行分析。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在優比資源配置中的功能有很多重疊之處，西方關於金融中介的理論表明金融中介同樣能夠降低信息獲取成本、促進對大企業的控制，以及提供風險分散和提高流動性的機制。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股票市場和金融中介在經濟體系中提供了不盡相同的功能。例如，股票市場在提供風險分散和提高流動性機制方面似乎有更大的優勢，而金融中介在降低信息獲取成本和對大企業控制方面似乎比股市做得更好。因此，我們把股票市場和金? 謚薪櫸旁諭�桓瞿P橢薪�惺抵ぱ芯浚�約煅榘��私鶉謚薪槎躍�迷齔さ撓跋旌蠊善筆諧∮刖�迷齔ぶ�淶南喙匭浴6�⒒毓榻峁�捌浞治?/P>

運用SPSS統計軟體對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和經濟增長指標之間的關系進行線性回歸，我們得到以下幾個結果： 結果一：Capitalization、Value和Capitalization(-2)和Capitalization(-4)、Value(-4)都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相應的t檢驗值都大於1．71)。

當期的Capitalization、Value和GY之間的高相關度並不一定說明股票市場的發展推動了經濟增因為當期經濟的繁榮同樣會導致當期股票市場交易的活躍。在回歸模型中，CaPitalization(-4)的偏相關系數比Capital-ization的偏相關系數要大(由1．93增加到2.37)，而Value(-4)的偏相關系數與Value的偏相關系數相比，則沒有發生多少變化(由0．63變化到0．60)。這說明當期股票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水平與一年後經濟增長率的相關度是非常高的。僅僅根據上述數據，我們仍然不能得出股票市場推動了經濟增長的結論。因為還存在著另外『下問題——「價格效應」，即預期將來經濟的繁榮會導致當期股票價格的上漲、股票交易的活躍。「價格效應」會使股票流通市值擴大，成交金額增加。為了檢驗「價格效應」是否是促成GY和Capitaliza-tion(-4)，Value(-4)之間高相關性的主要原因，我們把Capitalization(-4)和Value(-4)放在同一個方程中進行回歸，表1顯示的回歸結果表明價格效應不是主要原因。因為Capitalization(-4)仍然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而且Capitaliza-tion(-4)的偏相關系數雖然有所下降(由2．37下降為2．28)，但依然相當大。由於，我們大膽地引申出如下結論：這些年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的增長在總體上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為了增強這一結論的說服力，下述幾個方面的論證無疑是必要的。

首先，銀行貸款得到的是固定的利息收入，無法分享高風險投資帶來的高收益。因此，銀行的中長期貸款總是在貸款合同中規定貸款的用途，限制企業將資金投資於高風險項目。投資者購買股票能夠通過股票價格的上漲，分享高風險投資帶來的高收益，因此，上市公司將籌集的資金大部分用於知識、技術更加密集的項目得到了投資者的認可，而且企業在投資這些項目時不再面臨短期還本付息的壓力。上市公司確實也將80％以上的資金用於新建、擴建項目和技改項目，這些項目的投資回報率一般都較高。

其次，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是廣大投資者對公司投資決策、管理水平、經營業績較為客觀的評價，會對公司管理層產生一定的監督壓力。朝陽產業、高科技產業的高市盈率會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層增加對科研的投入，增加產品的科技含量。同一產業內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差異反映了投資者對公司經營管理水平的不同評估，公司的股票價格隨著不盡如人意報表的公布而下跌，這些都是投資者迫使企業管理層改善自身管理水平、提高企業經濟績效的一種市場壓力。股價的低迷也將使公司配股資金的籌集遇到極大的困難，這是股票市場保證資源優化配置的一項重要機制。縱觀目前國內學者關於中國股市有效性的實證研究結果，大部分結論支持中國股市已逐漸達到弱式有效性，即股票價格反映了所有過去的價格和交易信息。股票市場達到弱式有效性也意味著股票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在不斷提高。

第三，國有銀行在貸款項目的選擇上並沒有一套科學、嚴格的評估方法，而且還要經常發放一些低效的政策性貸款，對那些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進行「輸血」，使銀行信貸資源沒有實現最優配置。我國公司上市名額非常稀缺，證監會的選擇盡管不是最優的，但是基於「稀缺性」所形成的遴選機制，使獲准上市的企業往往是該行業、該地區的優秀企業，相對說來，募集資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率還是相當高的。此外，我國股票市場對上市公司配股權的獲得規定了年度凈資產收益率的下限，這是保證資源優化配置的一項重要制度。

第四，我國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監督非常缺乏，作為大信貸者的國有銀行，同樣面臨委託——代理的沖突問題，對企業信貸的使用缺乏事後的監督，使資源在企業內部並沒有得到最優的配置。將國有企業推向股票市場，建立起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特別是吸納的法人投資者對國有企業管理者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監督。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中報、年報和一些重要事項，也就增加了國有企業管理的透明度，便於企業接受外部投資者的監督。對1998年底已在滬深兩市交易的174家上市公司的統計顯示：1994年至1998年間總經理共發生了65次非正常變更(排除因年齡、生病這兩種原因引起的變更)，平均每家公司為0．37次。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差、公司發生購並引起股權結構的變動是總經理非正常變更的主要原因。我們的統計表明，在1998年發生的52起實質性資產重組(第一大股東易主)中，總經理全部被更換。通過股票市場，對上市公司管理者內部監督、外部約束的加強有利於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結果二：在股票市場的規模指標和流動性指標都進入模型的三個回歸方程中，Val-ue、Valre(-2)和Valre(-4)都不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相應的t檢驗值都較小)。

這說明在我國股市發展處於初級階段的這幾年裡，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擴容」，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遠大於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一結論與萊文和澤爾沃斯(1998)得出的結論差異較大。萊文和澤爾沃斯對42個國家作了跨國分析後認為，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便利股票的交易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大於擴大股市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此，我們的解釋是：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能夠降低投資股票的風險，從而使投資者更願意投資於高風險、高回報的長期項目。但是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尚處於初級階段，廣大投資者對新股的需求遠遠大於供給，存在著新股的「短缺」現象，這也是我國對新股發行實行配額制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購買新股的熱情決不會因為股票市場流動性的降低而減少。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直接融資替代間接融資使資源配置的優化效應大於因股市流動性增加而加強了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督所實現的優化資源配置的效應。而且，股市規模的擴大便於投資者隱藏私人信息，對私人信息的壟斷能使投資者獲取更高的交易利潤，這就激勵投資者花費更高的成本去搜集企業信息。這些信息將隨著股票交易逐漸滲入到股票價格中，股票價格對企業信息的反映越是充分，股票市場的價格信號功能和對管理者的監督控制功能就越完善，資源的配資效率就越高。

結果三：換手率指標Turnover、Turnover(-2)、Turnover(-4)都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而且換手率的偏相關系數相當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度很低。

我國股票市場的換手率極高，1993年至1999年年度平均換手率為5．27，1976—1993年間美國的平均換手率0．493， 日本為0．469，泰國為0．739，韓國為0．832財。我國股票市場的換手率不僅高，而且與實質經濟發展狀況相脫離，由換手率指標與經濟增長率之間關系的非顯著性可以看出，我國股票市場的投機性非常強。在一個股機性很強的股票市場中，投資者購買股票是為了在短期內將股票在一個更高的價位上拋售，追求的目標純粹是資本利得。這種短期行為使投資者更關注股票的技術分析、K線形態、炒作概念，而對上市公司的投資決策、管理效率、經營業績、行業發展都不會花費足夠的精力去調查研究。這樣，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就不會面臨中小股東的監督壓力，而且股票價格中包含的實質信息也會非常少。股票價格與公司實際經營管理狀況相脫離，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管理層的監督就被削弱了。

結果四：Volatility和Volatility(-4)都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Volatility(—2)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而且Volatility(—2)的偏向關系數是-1．09。

這說明我國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股票市場總體收益率波動的標准差可以看作是投資股票的市場風險，這種風險是無法用投資組合加以克服的。因此，這種市場風險越大，則風險規避的投資者就越不願意投資於股市，他們寧願將錢存在銀行里，追求低風險的穩定收益。這勢必會影響新股的發行規模、發行市盈率以及已上市公司的配股功能。這從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德龍等人(Bradford Delonget al，1989)的觀點：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波動會阻礙投資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結果五：金融深化的指標Depth顯著地進入所有的回歸模型，而且Depth的偏回歸系數是負的。

這一檢驗結果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似，金融中介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三、進一步解釋

一國的經濟增長率由人均資本存量和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決定，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是通過影響人均資本存量和全要素勞動生產率來實現的。居民的儲蓄存款是社會的人力資本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研究與開發的重要資金來源，而這些方面的投資決定了一國經濟增長率的高低。因此，為了進一步檢驗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1.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與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相關性模型。這一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除了Capitalization(-2)和Vaule(—2)外，其餘衡量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幾個指標均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

Capitalization(-2)和Vaule(-2)的偏回歸系數均為正，這說明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的活躍增加了國有單位固定資產的投資。而且這個效應滯後了半年，說明我國上市公司從資金募集到項目投資的間隔大約為半年左右。同時，股票融資和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也說明股票市場的直接融資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並不是純粹的替代交系，企業從股票市場募集資金後確實會減少向銀行借款，但是企業募集資金的大部分卻是投向一些技術含量較高、投資周期較長的新項目，而這些項目在企業上市之前是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即使能夠獲得銀行貸款，也會因為資金成本過高降低了投資項目的收益率而被企業放棄。如果這些項目獲得資本市場的支持，就可以轉變成新的生產能力，其收益率是比較高的。從這個角度看，股票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確實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有利於產業結構升級，推動了經濟增長。研究顯示，當期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只是等量的增加了國內生產總值，而投資項目外部性的逐漸溢出則提高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推動了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鑒於我國季度勞動生產率數據難覓，我們無法對勞動生產率和股票市場發展的相關性進行回歸。

2．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與居民銀行儲蓄的相關性模型。這一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

結果一：當期、滯後半年和滯後一年的Capitalization和Value均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相應的t檢驗值均大於1．71)。股票市場的規模指標和交易率指標與居民銀行儲蓄率呈負相關性。

這說明，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的活躍將誘使居民減少投機性貨幣需求，將這部分儲蓄存款投資到股票市場中。因為，投機性貨幣需求追求的只是資產的最高期望收益，股票價格的普遍上漲、市場成交量的放大使股票投資的收益率遠遠超過了銀行儲蓄。1999年「5．19」行情啟動後，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僅比上季度增加了190．83億元和257．69億元，而1998年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則分別比上一季度增加了1633億元和1827億元。2000年2月14日股市暴漲了9％以後，滬深兩市開戶的投資者在3天內劇增了7萬多戶。股票一級市場的穩定性高收益也吸引著大量的資金滯留在股票一級市場中，隨著股市的不斷「擴容」，越來越多的儲蓄存款加入到「搖獎隊伍」。我們的實證結果證明了本斯維格和史密斯(BenciVenga and Smith，1991)提出的觀點：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提高、交易成本的下降將導致居民銀行儲蓄率的下降。居民儲蓄存款的下降會減少銀行的可貸資金，進而使新增投資下降，最終減緩了一國的經濟增長率。本文前面的回歸結果卻表明股票市場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增長。對此，我們的解釋是：a．在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初期階段，股票市場實現的資源配置優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要大於居民銀行儲蓄率下降導致的投資下降對經濟增長的抑製作用；b．國有企業通過新股發行和配股融通到的資金部分補償了銀行門接融資的下降；c．近年來我國銀行業一直處於「超存」的狀態，居民儲蓄存款的下降，一部分減少了銀行的超額准備金，資金的更加有效利用還提高了投資收益率。

結果二：Volatility(-2)和Savings呈顯著性正相關關系。

這說明股票市場的系統風險越高，居民就越青睞收益穩定的銀行儲蓄。股票市場上投資者數量的減少，交易資金的下降將削弱股票市場功能的發揮，從而阻礙經濟的增長。這一結果進一步論證了本文Volatility(-2)和GY之間的負相關關系。

結果三：GY(-4)在所有的回歸方程中都和Savings呈非常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這說明上一年收入的增加會導致當期居民銀行儲蓄率的下降。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根據持久收入假說，如果居民預期未來的收入會保持現在的增長速度或以更高的速度增長時，他們會在下一年度增加消費，減少儲蓄，提前享受未來收入增長帶來的好處，從而盡量使較長一段時間內的消費趨於平穩。這樣，我們就會看到儲蓄率將隨著經濟增長率的提高而下降。四、結論

本文的實證研究證實了萊文和澤爾沃斯的假設：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而與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結論不同。本文的主要結論是：(1)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增長，股市規模的擴大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尤為顯著。(2)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波動抑制了儲蓄資金投向高效率的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3)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單位固定資產的投資數量，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4)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導致我國居民銀行儲蓄率的下降，卻提高了直接融資的比重。(5)股票市場通過改善投資效率、優化資源配置而提高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增長質量。

全文的分析表明，盡管因勞動生產率等數據指標難覓，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實證檢驗的結論，但多數的指標均表明我國股票市場在1993—1999年間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因此，股票市場的積極「擴容」，可以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和高速增長的一股推動力量。

⑷ 節日 對股市影響

節日對股市是有一定影響的，總體是偏利空的，但對酒類和旅遊、餐飲卻是利好的因素啊！

⑸ 股市的周二效應是什麼意思

如果細心的投資者會發現，一般周二容易發現市場的轉折點，例如：印象最深的是5.30半夜雞叫後，指數連續以超大陰線爆跌，當跌至6月5日周二上午11.09分之後，

其原因為何？根據數據流量我們可以發現，周二往往是每周的人氣最高點，這也意味著，周二實際上是多空力參與博殺量最多的日子，而博殺後則意味著短期多空方向明確。
其二是周一往往市場受周末消息面影響出現受消息影響的走勢，但周二市場相對明朗後，短期資金也敢於實施對本周的操作計劃。
因此，在很多時候個人交易的時候，做多做空在周二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就像在分時操作中，博殺在9：50分以前完成，而如果當天走弱，往往大盤的高點也產生在9：50-10：10分區間。

⑹ 法定工作日股市開盤嗎

1，法定工作日是開盤的，國內節假日調休的情況下，股市是不上班的。目前股市交易日和國家放假一致，在國家節假日休息的時候，股市也是處於休市的狀態，節假日內企業和員工是都不上班的。簡單來說就是，因法定節假日調休成周末休息或工作日休息的，股市都是處於休市的狀態。通常情況下，國內股市的股票交易日是除了節假日以外的工作日。
休市，是指證券市場停止交易。春節休市：中國彩票市場春節長假期間停止銷售、開獎、兌獎（即開型彩票除外）。
2，在特殊情況下，或者是在黃金周休假節日調整的情況下，如因前面或後面的周末調至與法定假日合並休假，該周末按放假通知為上班時間的話，中國證券市場仍然休市。
臨時休市：因不可抗力的突發性事件或者為維護證券交易的正常秩序，證券交易決定的臨時停市。如2011年9月29日，受台風「納沙」影響，香港政府機關停止辦公，股市休市，學校停課；也有因證券市場劇烈波動引發的臨時休市，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俄羅斯、冰島等國因股市暴跌而宣布臨時休市。
股市周期股票市場長期升勢與長期跌勢更替出現、不斷循環反復的過程，通俗地說，股票上漲下跌的一個循環，即熊市與牛市不斷更替的現象。詳細描繪股市周期及形成原因的教材是《聰明的投機客》。 一個股市周期大致經歷以下四個階段：牛市階段──高位盤整市階段──熊市階段──低位牛皮市階段。
拓展資料：
法定年節假日是由國家法律、法規統一規定的用以開展紀念、慶祝活動的休息時間，也是勞動者休息時間的一種。建國後，我國法定年節假日為7天。1999年法定年節假日增至10天。2007年頒布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國務院令第513號）將清明、端午、中秋和除夕設為法定節假日，將我國傳統節日設定為法定節假日，有利於弘揚和傳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提升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提高全世界華人的文化凝聚力。我國現行法定年節假日標准為11天，全體公民放假的節日根據2013年《國務院關於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國務院令第644號）。

⑺ 影響股票的節日有哪些

春節，國慶能放長假的日子對股票有影響。

⑻ 股市法定節假日為什麼還要交易

法定假日期間中國股市不運行處於休市期間，而且除了中秋節清明節等一類法定假日以外，中國股市規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也不會運行。或許其他行業會在某一節假日結束後，在星期六日補班，但股市卻不受其影響，股市沒有補班這一說法。

事實上不僅中國股市有如此規章制度，像是歐洲股市，美國股市，日本股市等全球所有股市都規定在節假日期間股市正常休市，這也就是股票市場發展多年來形成的交易規則，這個規則是由國家規定的也被稱為法定規則，中國A股的交易時間為北京時間周一至周五，周末與節假日都處於休市期。除此外有其他特定情況，股市也可能處於休市期，比如股票市場大震動以及天氣原因等等。

所謂休市指的是在此期間內股票不能正常進行交易，也就無法開盤。事實上除了股票市場以外，其他的資產市場大多也有相似規定，若股民有交易需要應該趕在股市的正常交易日內進行。
至於股票的休市規則的制定，主要是因為在那些假日期間，股票市場的相關從業人員也需要放假，這和其他行業大抵相同。
除此外還需注意的是，在某些重大情況發生時股票也有可能休市，在此期間用戶仍然無法正常進行股票交易。

當然除了考慮到股票行業的相關工作人員的假期安排以外，股票並非24小時運行也是為了迎合人們的正常作息規律，此外也考慮到抑制投機問題，因為建立股票市場的初衷，就是為各大企業提供金融融資機會，然而現在股市中卻總有人利用價格波動進行投機獲利，而在設置了開市時間後，也能夠一定程度上抑制這些投機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