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影響股票市場

① 義大利總理孔特辭職，這對歐洲經濟和政治有什麼影響

政治動盪有可能惡化義大利的經濟增長。8月20日，身為法學教授的義大利總理孔德(Comte)宣布辭職，給這個一直處於不斷內部政治斗爭中、與歐盟、法國和德國有尖銳沖突的南歐國家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然而，由於市場對義大利的看跌預期影響其股票和債券市場，甚至與其銀行風險形成關聯效應，義大利很可能成為英國脫歐與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貿易摩擦之外的新「灰犀牛」因素。對於剛剛經歷制度變革的歐盟來說，陷入「內部沖突和外部沖突」的義大利，不僅難以幫助法國和德國整合歐盟力量，還可能成為加劇各國在移民、金融甚至歐洲一體化道路願景等問題上分歧的導火索，給歐盟光明的願景蒙上新的陰影。

② 民粹主義為何令西方陷入困境

不同群體對民粹主義的理解不同，但所有版本的民粹主義都對精英階層、主流政治和現有政治體制抱有懷疑和敵意。民粹主義認為自己代表了被遺忘的「普通人」，並自視為真正愛國主義的聲音。特朗普2016年4月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說，「治理幾十年來一小撮精英的破壞性統治的唯一解葯，是大膽地注入民意。人民是正確的，統治精英階層是錯的。」2016年參加奧地利大選的諾伯特·霍費爾告訴曾擔任教授的對手，「支持你的是精英階層，而我的背後是人民大眾。」

③ 如何理解當前歐洲民粹主義呈上升趨勢的現象

在俄國，各種落後的社會主義學說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於俄國落後的緣故。最近25年來的全部俄國革命思想史，就是馬克思主義同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作斗爭的歷史。如果說，俄國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和驚人成就已經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也得到了勝利，那麼，另一方面，無可懷疑的革命的農民運動的發展——特別是1902年著名的小俄羅斯農民起義以後——則使衰落了的民粹主義又稍微活躍起來。用歐洲時髦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伯恩施坦主義、對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陳舊的民粹主義，就是所謂社會革命黨人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裝。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同純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會革命黨人的爭論中，農民問題都佔中心地位。

④ 歐洲股市為何落後於美、日市場

肝膽相照Oht這位網友回答得很具體詳細，圖文並茂。

我在這里給一個簡短一些的回答：

股市是虛擬經濟，而與之相對的現實經濟為實物經濟。我們常說，股票市場是經濟的晴雨表。也就是說，股價變動一方面，隨經濟周期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股市也能預示經濟周期的變化。

因為歐洲近年來的政治動盪，經濟低迷，總體不如美、日。所以導致歐洲股市也落後於美、日市場。

你可以對比三個市場的代表性指數走勢：

歐洲斯托克(Eurostoxx)50指數

日經225指數

美國標准普爾500指數

可見，近5年走勢，最好的是美股指數，日經指數次之，歐洲指數遠遠落後。

⑤ 風險社會存在的問題

隨著人類活動頻率的增多、活動范圍的擴大，其決策和行動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從而風險結構從自然風險佔主導逐漸演變成人為的不確定性佔主導；二是風險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風險。人類具有冒險的天性，但也有尋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來一系列制度的創建為這兩種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實現的環境以及規范性的框架。與市場有關的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場)為冒險行為提供了激勵，而現代國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則為人類的安全提供了保護。但是無論是冒險取向還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帶來了另外一種風險，即運轉失靈的風險，從而使風險的「制度化」轉變成「制度化」風險。
近代以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塑造出現代風險的基本景觀：人類對社會生活和自然的干預范圍和深度擴大了，決策和行為成為風險的主要來源，人為風險超過自然風險成為風險結構的主導內容；藉助現代治理機制和各種治理手段，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時又面臨著治理帶來的新類型風險，即制度化風險(包括市場風險)和技術性風險。二者成為現代風險結構中的主要類型，具有潛在的全球性影響，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產生全球性威脅；出現了可能性小但後果嚴重的風險，比如核泄漏。這類風險誘發了全球風險意識的形成，人類在應對風險上有了整體認同。
其他理解
究竟什麼是風險社會呢?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界定。我們可以歸納出三種理解方式：
現實主義
第一種是現實主義者，以勞(Lau) 的「新風險」理論為代表，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是由於出現了新的、影響更大的風險，如極權主義增長，種族歧視，貧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發的事件能導致或引發潛在的社會災難，比如核危機、金融危機等。

風險社會
文化意義
第二種理解是文化意義上，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體現了人類對風險認識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災難悖論」理論 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等人提出的「風險文化」理論。普里特威茨認為，我們已經對技術發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災難有了新的認識。換句話說，我們在風險社會中認識到本來用來解決問題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問題。拉什是從批判貝克等人的「風險社會」理論出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認為風險社會概念無法准確地描繪出我們當前面臨的景況，因為風險並不是有序排列，帶有明確的結構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風險作為一種心理認知的結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釋話語，不同群體對於風險的應對都有自己的理想圖景，因此風險在當代的突顯更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一種社會秩序。他認為，貝克和吉登斯仍然屬於制度主義者，他們將風險界定在一個由制度性的結構所支撐著的風險社會中。這個風險社會是規范有序的，而且還呈現出一種垂直結構，有一定的等級秩序，以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與風險社會相反，風險文化是混亂無序的，呈現出一種橫向分布的無結構狀態，並且是以關注社會公共事務為基礎的。風險社會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個社會中有一個公眾關注的熱點和難點，並且通常把它稱之為社會的焦點，先假定有一個確定的、制度性的、規范的治理范圍，並且每一位單個的社會成員為了他們的實際利益需要有一個等級秩序。相反，風險文化並沒有假定一個確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個需要通過自然調節的非確定性的無序狀態。風險文化依存於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會狀態之中，其傳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規則和規范，而是依靠其實質意義上的價值。在風險文化時代對社會成員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規條例，而是依靠一些帶有象徵意義的理念和信念，因為風險文化中的社會成員寧可要平等意義上的混亂和無序狀態，也不要等級森嚴的定式和秩序。風險文化中的不確定的准社會成員可能是一盤散沙式的集合體，並且他們是不太關心自身的實際利益的，他們只是對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制度主義
第三種理解是制度主義的，以貝克、吉登斯等人為代表，他們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首倡者和構建者。比較而言，他們對於風險的分析更為全面深刻，盡管依然帶有拉什所批評的用一種制度結構替代另一種制度結構來應對當代失去結構意義的風險的缺陷。貝克聲稱自己既不是「現實主義者」也不是「建構主義者」，而是「制度主義者」。制度最重要的東西是責任。對他來說，責任包含在簡單現代性的「保險原則」 中。在反思的現代性中，隨著對危險應負的責任陷入空間、時間和社會的不可預測性，保險原則不再能夠成立。1986年貝克在德國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但反應平淡。直到1992年該書被馬克・里特(Mark Ritter)譯成英文後，「風險社會」作為―個概念和理論才被更多的西方學者以及公眾所接受。而吉登斯涵蓋豐富、內容全面的著作無疑在推廣這個理論的過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兩人關於風險社會的論述具有高度的互補性。貝克更強調技術性風險(尤其在早期著作中)，而吉登斯側重於制度性風險；貝克的理論帶有明顯的生態主義色彩，而吉登斯的話語則側重於社會政治理論敘述。他們雖然都認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風險結構和認知上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但並沒有簡單地停留在這種「二分法」上，而是對現代性進行了更詳細的區分。在他們看來，早期現代性(或簡單現代性)解決的是傳統社會的風險，但也產生了新的風險，並且這些風險的累積構成晚期現代性(或高級現代性、反思的現代性、激進的現代性等)的特徵。由於風險是―個時代的特徵和社會的特徵，所以才可以說出現了「風險社會」。
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佔主導地位。風險社會的概念在三個參照領域內帶來了劃時代的、系統性轉變。首先是現代工業社會與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之間的關系。在現代化完全確立後這些資源逐漸消失了；其次是社會與其自身所產生的、超越了社會對安全的理解范圍的威脅與問題之間的關系。人們一旦意識到這些威脅和問題的存在，就很可能動搖舊社會秩序的根本假設。第三，工業社會文化中的集體的或具體團體的意義之源(比如階級意識或進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

⑥ 為什麼2019年經濟不行

那是因為，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認為，目前中國經濟處於結構調整期，經濟會進入一段時間的下行通道，加上美國加息，導致國際資金收緊。

經濟結構調整，就是說，以前我們生產了大量的產品，我們自己不用，但是我們有廣大的國際市場，自己不用或者用不完的，就賣出。所以中國會成為全球製造大國。

隨著2008年次貸危機的影響，國際上不少國家的經濟也出現了增速下滑，我們生產出來的商品，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增長速度非常快了。增速一下降，問題就來了。

企業不敢增加人手、不敢繼續大量鋪設生產線，由此整個經濟增長就會慢下來

2019年各行業情況不好，是暫時的，無論是人還是企業，只有不斷的適應、學習、進步，才能活得更好！

(6)民粹主義影響股票市場擴展閱讀：

影響2018年經濟走勢的三件大事分別是：股市下跌；trade war；互聯網產業大裁員，三件事分別影響了全國的金融、互聯網和對外貿易行業疲軟。但這只是表象，福布斯、經濟學人等權威雜志指出，目前，中國經濟真正最大的危機是日益增長的債務危機。

國債、地方債、公司債和個人債壓垮了很多人很多行業，中國人從以往的儲蓄式消費已經變成了月月花花唄信用卡。而現在的中國經濟結構卻恰恰是消費主導型而不是2009年以前的進出口主導型，這種"大家身上都有債，大家手裡都沒錢"的現狀決定了主體購買力的局限，所以2018年才這么難。這也決定了，2019年即便會有經濟復甦，也不可能是一波小高潮。

⑦ 希拉里再被調查，對股市有何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選情峰迴路轉，上周五聯邦調查局（FBI）局長 James Comey 擲出一顆深水炸彈，竟不顧司法部的警告，極不尋常地通知國會稱因發現新證據，將重啟對希拉里的調查。消息一出，美股馬上下跌，但不算厲害，收市只微跌 8 點，波動指數 VIX 則升至 16.2%。
如特朗普贏出，全球股市必在短期內大跌，情況比 Brexit 更嚴重。有人估計美股將跌 10％至 15%。但美國債就必成為避風港，10 年利率或回落至 1.5 厘以下。12 月加息亦必成空，美元將大跌。
港股續試底 22300點有支持
但長遠一點看，大量資金可能離開美國，對新興市場反而有利。很多中國人期望特朗普勝出，以為孤立主義抬頭，對中國更好。但我不贊同，孤立的美國將鼓勵更多極端勢力崛起，威脅全球安全。30 年代德國納粹黨就是這樣冒出來的。
上周港股已「聰明」地先跌了不少（不止俄國有黑客哦！）但牛熊證的比例仍高達三比一，所以可能仍需續探底，主要支持位在 22300 點左右。
但投資者要留意另外兩件事﹕首先是很多基金早已不斷減倉，把現金水平提升至 15 年來的最高位。另外第三季的美股盈利不俗，五季以來第一次有增長，銀行業績尤其突出（$ 匯豐控股 ( 00005 ) $ 仍可留意）。2.9% 的 GDP 亦比預期高。如果選前股市續調整，但希拉里仍勝出，那麼到時全球股市必將挾高。
此事究竟對大選有多大影響？民調報道數天前的民意，這突發事件的影響可能要再過兩三天才可作較准確的判斷。暫時 Real Clear Politics（RCP）的綜合民調結果，希拉里仍領先，但幅度已從 6% 收緊至 4.3%。但若用每州的選舉人票來計算，RCP 的預測沒甚改變，仍顯示希拉里大幅領先，252 對 126 票（勝利需要 270 票）。
美銀行業績佳 匯控可留意
這次希拉里的反應很快，全力攻擊本是共和黨的 Comey 居心叵測，故意干擾大選。周末的籌款破了紀錄，義工人數亦上升。希拉里更藉此鼓勵支持者投票，高投票率應對她較有利。
離投票日只有一周多些，但變數仍多。誰知道特朗普還有沒有新的丑聞（如果我是希拉里，肯定會留一手）？現在最有可能仍是希拉里勝出，但就繼續受「電郵門」的陰霾影響她的執政，可能長達一年。較少人提起，但值得留意的是這件事減低了民主黨橫掃國會選舉的機會。本希望最少能重奪參議院的大多數，但現在概率低過三分一，眾議院就更沒機會。最可能就是維持白宮跟國會對立的現狀。對執政不好，但反而是最受投資者歡迎的局面！
民粹跟女權大對決
上兩周都在討論民粹跟女權兩個大趨勢（megatrends）。我半開玩笑的把它們形容成兩股對立的勢力。事實當然沒那麼簡單。法國極右派的民粹領袖就是一名女士，Marie Le Pen，下屆選舉有機會勝出。英國首相 Theresa May 雖原支持留歐，但現在亦大打民粹牌。
民粹主義源於各種恐懼和不安全感，同時包涵一些極右（種族歧視）和極左（仇富）的元素。尤其美國，民粹也包括對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反感。而 pc 的核心價值就是男女平等！所以在某一程度上，民粹的確跟女權是對立的。過去一周，不單止希拉里有麻煩，韓國總統朴槿惠的情況更糟，崔順實事件令到她的支持率跌破 15%，更可能遭彈劾。用閨密做「顧問」，真的那麼嚴重？我覺得亦有一定的性別歧視在內。
希拉里擁愚公移山精神
很多人都說如果共和黨的代表不是特朗普，必可擊敗希拉里；民主黨，如受左派歡迎的 Elizabeth Warren 參選，希拉里或不能出線。他們都嚴重低估了希拉里的能力和更重要的決心。希拉里的演講能力比不上奧巴馬和她老公，但在掌握政策的細節上，無人能出其右。
大摩前亞洲主席，現為耶魯大學教授 Stephen Roach 是希拉里的好友和經濟顧問（希拉里對 TPP 的立場改變就是受到他影響）。去年曾跟他討論希拉里的能力，他說從 30 年前就認為希拉里是一名比柯林頓更強的政客。奈何當年女性地位仍低，所以唯有耐心的先幫老公當上總統，然後才實現自己的理想。愚公移山，她的決心和毅力就是她最厲害之處。
中環資產持有匯控的財務權益

⑧ 通俗易懂講一講2008年金融危機

從金融層面上講，金融風暴對中國的沖擊可能不會太大。因為中國的金融系統還沒有與世界接軌，貨幣還沒實現可自由兌換，中國的決策者對於購買外國資產一直持非常謹慎的態度。

第二個層面，是實體經濟層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8日發表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金融危機正使世界經濟進入「嚴重低迷」時期。歐美發達國家增長大幅放緩，有些國家甚至出現負增長。在這種形勢下，對中國商品的進口需求會大幅度萎縮，這對於對外貿依存度很高的中國來說，貿易順差增幅放緩甚至負增長，對中國GDP的增長會產生影響。

第三個層面，是信心的問題。目前中國政府和企業家們對中國未來經濟的穩定還是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不過，在國際經濟的低迷情勢下，信心受到影響他們還會增加投資嗎？這是一個問題。

戴科認為，不管如何，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已經是事實。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已經比去年下降了兩個百分點，明年經濟增長可能會更緩慢。不過，中國的經濟仍在增長，通脹仍在可控制的范圍內，中國經濟遠沒有「滯脹」的風險。戴科說，中國人經常說風險和機遇是並存的，他很贊同這句話。在這場經濟危機中以及在未來世界金融秩序中，中國正在扮演並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這是肯定的。

按照購買力計算，中國對全球GDP的貢獻已經超過10％，歐盟和美國的貢獻超過20％。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投資者之一，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權利和責任不可避免地也加大了，中國不僅是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的參與者，也將成為新秩序的制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