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我要寫一篇關於股票的論文（我們這學期在網上模擬炒股了）。希望各位給點意見啊，我都不知道從哪裡入手好
本文應以股票股利為例，對會計政策進行了分析。首先，探討了股票股利會計結轉存在的各種備選方式及其理論依據；然後介紹和評價了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制定的關於股票股利的會計准則；接著評述了股票股利會計政策顯示信號的理論假設及其實證檢驗；最後，結合我國會計制度對股票股利的相關規定，討論了我國公司會計的現實選擇。
制定會計政策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項基本內容，也是將會計理論應用於實務的最為重要一環。在我略高於實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隨著企業經營自主權的確立與強化，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緊迫，已受到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高度重視。從理論界現有研究狀況看，多限於會計政策概念、性質、特點、目標等一般性理論問題的研究，還缺乏從實務處理的角度對會計政策進行具體分析[1]。有鑒於此，本文選擇公司分配股票股利這一會計事項，對會計政策的成因、制定及其經濟後果作一簡要分析，旨在引起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和重視，同時民為實務界有關股票股利帳務處理提供一些參考性意見。
我國《企業會計准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將會計政策定義為，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採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根據其制定的主體不同，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會計政策和企業會計政策。前者主要是政府或權威機構通過會計准則的制定和實施來體現的。而事者則是在宏觀會計政策的指導和約束下，企業根據其自身的實際情況所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和程序，常也稱之為微觀會計政策。產生會計政策的主要原因在於會計自身的模糊性，以及人們所持的不同的會計觀點[2]。
由於所有者權益本身是由資產與負債倒軋而得，是各項會計政策的最終體現，這無疑對其自身變動的會計處理增添了復雜性，其會計政策也便具有相應的特殊性。而股票股利支付是通過留存收益資本化而造成權益內部變動的一件典型會計事項，長期以來，人們對股票股利的會計處理一直存在爭議。從某種意義上講，股票股利本身源於人們對股東權益的認識。這使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典型意義。
一、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成因分析
我國《公司法》規定，公司分配股利可以採用現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兩種方式。其中，股票股利又稱為分紅股或送股，是公司無償向普通股股東增發普通股股票。它所涉及到的會計問題主要有兩個：其一，股東收取股票股利時應否將其砍認為投資收益；其二，送股公司應如何確認和計量分配股票股利所引起的權益變化。在現有的會計理論下，股東不應將收取的股票股利確認為投資收益。這也是目前會計界普遍持有的觀點。本文重點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即送股公司的會計處理，它涉及到結轉科目與結轉金額的確定。
（一）結轉科目的確認
公司發放股票股利可以視為帳戶結轉和股票分割兩筆業務的復合。因為股票股利並不代表股東對公司的投資增加，如果會計上不對股東權益另行分類，或者完全按來源劃分權益，則不存在帳戶之間的結轉問題。但在現行的會計實務中，為了提供決策相關的信息，會計人員對股東權益的劃分並未完全遵循來源標准，而是考慮了多重目標。典型的分類方式是將股東權益劃分為資本金帳戶和留存收益帳戶。前者可以進一步劃分為永久性資本（股份公司為股本）和資本盈餘帳戶（在我國為資本公積）。這樣結轉分錄就可以分別由資本盈餘和留存收益向永久性資本帳戶結轉。
在實行法定資本制的國家，資本金帳戶不得用於股利分配，用於利潤分配的資金一般只能來自留存收益。但在英美等實行授權資本制的國家，對股利來源一般不作嚴格限制，例如根據美國示範公司法（MBCA）的規定，如果公司保持償債能力並能在債務到期時償付則允許分配，在這種規定下，甚至股本（capital stock）都可直接用於分配，更不用說資盈餘（capital surplus）了；而在英國，用於描述股票股利的「分紅（bonus issue）」，其實施是按增發股份的面值從資本盈餘中結轉的。
（二）結轉金額的計量
分配股票股利的會計本質是在不改變公司資產總額的情況下，通過結轉留存收益（授權資本制下還包括資本盈餘）而增中其法定資本數額。結轉之後，同等數額資產的用途被施加限制，董事會不能象以前一樣將這些資產分配給股東，所限制的數額為增發股份所必要的額外法定資本，這一數額即為需要資本化的留存收益。而每股所代表的法定資本數額一般是用面值表示的（無面值股份為董事會所設定的價值），相應地，只有面值結轉才是符合股票股利會計本質的，任何其它結轉計價方式都是武斷的，有違於這一事項的內在邏輯性。
但在實務中，卻存在多種計量方法，如市場價值、增發前每股帳面資產價值或同類股票的發行價值，其中尤以市價結轉法最受關注。支持市價結轉主要持下述兩種觀點[3]；
1、再投資假設：股票股利可以看成由兩筆交易組成，公司先向股東支付現金股利，股東收到現金股利後再按市場價值向公司購買新增股份。從帳務處理上看，公司在發放現金股利時可以按股票的市場價值減少留存收益；而隨後的股票銷售將按同等金額增加實收資本。
2、機會成本假設：公司股票股利的成本被認為是將股票送給股東而不是在市場中出售的機會成本。即因為公司本來可以按市價出售這些股份，這是股利金額的最好證據，這一數額應被資本化。
這些觀點的似是而非性實質上反映了人們對股東權益認識的模糊，如以剩餘權益理論來看市價結轉，股票市場價值代表了企業的權益總額，其本身已包括了資本金和留存收益。因此，將代表兩者之和的數額從後者結轉到前者是不合邏輯的。
二、美國股票股利會計准則評介
在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CAP）（1938年—1958年）於1941年首次發布關於股票股利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ARB11）。該項公報對股票股利的來源及帳務處理作了要求：首先，股票股利只能限於當期收益；其次，當市場價值顯著高於面值或法律規定時，增發垢股份應按市場價值予以資本化。1952年，ARB11為現行權威公告所取代，即修訂後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這份公報對評估股票股利的標准作了界定和區分，同修訂前相比，基本上未作改動。1953年，CAP又對此前發布的42份研究公報進行調整，匯編而成第43號會計研究公報和第1號會計術語公報。其中，關於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的會計規定被收錄於43號公報第七章第二部分（ARB43，Ch.7B），並一直沿用至今。
（一）准則簡介
在這份准則中，最受爭議的一點是關於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規定。根據委員會的規定，當送股比例低於20%或25%時，必須按增發股份的市價結轉（後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選取25%作為劃分小額送股上限）。CAP對此所作的解釋是，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投資者會將其視為公司收益的分配，其數額相當於收取額外股份的公允價值。基於這種認識，市場一般不會對小額送股作出明顯反應。因此，如無公司所在州公司法的特別規定，公司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應按市價結轉。但在控股公司（closely-held companies）中，因股東對公司事務十分了解，不會把股票股利看成是公司收益的分配，應當按法定要求的面值或設定價值予以資本化[4]。
對於高於設定比率的大額送股，CAP提供了兩種備選處理方法，一是根據所在州公司法的規定，按面值或設定價值結轉，並建議公司將送股描述為「以股利形式實施的分割」（splitup effected in the form of a dividend）。而在州公司法對此未作規定時，就沒有必要對留存收益進行資本化了，可按股票分割不作帳務處理。對此，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還推薦了另一種處理辦法，即按面值從資本盈餘結轉到股本帳戶。
（二）評價
對於CAP的這份公報，公眾褒貶不一。尤其是關於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說法。在准則制定之初，委員會部分成員就曾指出，CAP在制訂股票股利收取者（recipient）的會計政策時，已認為不應將其確認為收益；而在制訂股票股利發放者（issuer）的會計政策時，又基於與前者完全相反的假定，因而兩者之間缺乏內在一致性。並且，CAP將會計政策建立在可能引起的市場瓜這一假設之上，也是不符合邏輯的。此外，對市場瓜的假設也並未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根據有效市場理論，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麼無論是何種比例的送股，對股票的稀釋都應當立即在股票價格中得到反映。福斯特等人（Foster etal.1978）分析了送股時股價行為，發現無認綱舉目張額送股還是大額送股，股東在股東的除權日附近的異常報酬並不顯著異於零。[5]亦即，市場對各種比例的送股均會作出適度調整，只不過受市場非完善因素阻礙，這種調整不是很充分而已。盡管如此，CAP突破了傳統會計理論框架的約束，結合股票股利的市場反應來制定會計准則。對此，哲夫（Zeff 1978）評論道，CAP關於股票股利的會計公報是會計界在制訂會計政策時將其經濟後果納入考慮的最早事件之一[6]。這對於其他會計政策的制定無疑具有啟發作用。
從歷史上看，會計程序委員會是為美國注冊會計師最初制定公認會計原則（GAAP）而設立的機構，尚處於准則制定的探索階段。委員會發表的會計研究公報，也主要是對現行會計慣例加以選擇和認可，而缺乏對會計原則的系統研究。股票股利會計准則的制定充分體現了ARB就事認強烈，缺乏前後一貫理論依據的不成熟特點。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公報沒有嚴格遵循會計上的邏輯。
三、有關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實證研究
與現金股利不同，股票股利並不影響企業的現金流，而只是企業內部的會計結轉和股票分割的復合。因此，如果市場是有效的，則會在股票股利宣告日對其會計政策的信息內涵作出適度反應。這方面的研究舉不勝舉。例如，格林布勒特等人（Grinblatt,Masulis and Titman 1984）（簡稱GMT）在調查股票股利宣告日價格反應時，發現有顯著的異常報酬（abnormal return）。表明股票股利的宣告確實向市場傳遞了某種信息。對於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前者的兩天報酬為3.03%，而後者則為4.9%，顯然股票股利的宣告效應較大；對於不同送股比例的股票股利，大額股票股利的異常報酬為4.90%，小額股票股利為5.89%，宣告報酬隨送股規模呈反向關系。GMT用留存收益假設（retained earnings hypothesis）對這一現象作了解釋[8]。
（一）留存收益假設
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在非完善市場中，企業管理者要比外部投資者更了解企業當前的盈利水平和未來的增長潛力，即具備更多關於企業價值的真實信息。因此，在必要時，尤其是在企業價值被市場低估時，管理者便會採用相應的手段予以揭示。其中，股利政策是一種常用的信號顯示（signaling）機制。同現金股利相比，股票股利既能傳播信息，又不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因而倍受管理者的歡迎。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股票股利的發放是不花任何代價的。作為一種信號顯示機制，為了防止被造假者利用，它必須具備相應的信號成本，足以使潛在的造假者望而卻步，股票股利同樣如此。從會計角度來看，可用留存收益假設來解釋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
該假設認為，企業發放股票股利時，一般會從留存收益中結轉出一部分金額到永久性資本帳戶（即股本和資本盈餘），而留存收益通常又是企業發放現金股利的最高限額。因此，由股票股利所引起的留存收益減少，實際上就削弱了公司在未來支付現金股利的能力。除非公司具有良好的經營前景，可用未來的收益填補減少的這一部分，否則，會因留存收益不足以支付現金股利而陷入極為不利的困境。這對於造假者而言，代價是昂貴的。因此，在正常情況下，投資者會將股票股利的發放視為一個有利信號，它顯示了管理者對公司未來業績的信心。
嚴格地講，留存收益假設是不夠准確的，它必須具備這樣兩個條件：首先，對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結果必須要減少留存收益；其次，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前者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後乾則涉及到相關法律的具體規定。為此，彼得遜等人（Peterson et al.1996）[9]提出可分配權益（distributalbe equity）概念，它是公司怕在州對公司支付現金股利的法定最高限額。只有引起可分配權益減少的股票股利，其信號成本才是昂貴的。
（二）送股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實證檢驗
根據會計程序委員會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規定，股票股利的會計結轉一般有以下幾種處理方式：
當送股比例低於25%時，
·必須按增發股票的市價從留存收益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和資本盈餘帳戶
當送股比例大於或等於25%,可以在下述三種方法中選擇
·按面值從留存收益轉入普通股股本帳戶
·按面值從資本盈餘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帳戶
·視同股票分割不作帳戶結轉,只須按送股比例減少每股面值
可分配權益是由各州公司法規定的,有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類要求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第二類則為留存收益和資本盈餘之和；第三類最為寬松，只要不至於引起資不抵債，所有權益均可用於發放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多樣性及分配權益的不同規定，使得其信號成本也不盡相同，可表述如下：
表1不同送股比例及其會計處理對可分配權益的影響（參見會計研究2000.3第51頁）
根據留存收益假設，可分配權益減少得越多，則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就越高，從而越能反映公司管理者對未來業績的信心。因此，管理者可以通過送股比例及會計方法的選擇，向市場顯示其關於企業價值的私有信息。彼得遜等人的實證結果表明，對於可分配權益減少了的企業，投資者在股票股利宣告日附近所獲得異常報酬顯著高於其它企業，證實了留存收益假設的有效性。
此外，根據規定，25%的送股比例為大額送股與小額送股的分界線。在此以上按面值結轉，在此以下則按市值結轉。又因股票市價一般遠遠高於其面值或設定價值。這樣，在送股比例低於且接近於25%時，公司所結轉的留存收益數額可能會遠遠超過其送股比例高於25%的情況。從而出現小額送股卻要比大額送股減少更多留存收益的反常現象。例如，在1987年6月，貝爾產業（Bell Instries）宣告了20%的股票股利，贈送新股1，081，402份，每股面值0.25美元。貝爾為此結轉了2052.7萬美元。而如果貝爾宣告25%的股票股利，則只需按面值減少33.8萬美元的留存收益。由於兩種比例十分接近，因而可以忽略諸如股票流通性等其他因素對股價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在20%和25%兩種送股比例之間的選擇，實質上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根據留存收益假設，20%的股票股利可能被市場理解為管理者傳遞關於企業價值更有利的信號。對此，蘭金等人（Rankine et al.1997）通過經驗測試，對兩種送股比例的企業作了比較。結果表明，對於送股比例為20%的企業，股東在宣告期獲得了更大的異常報酬，公司也在宣告以後的期間內出現了增長更快的現金股利[10]。
上述結果證實，管理者有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來傳其私有信息的動機。換言之，會計政策具有傳遞信號的功能，從而有利於減緩企業管理者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四、我國股票股利會計政策評析
迄今為止，我國股票股利的會計准則，只是在相關的法規中作了一些零星的規定。
（一）制度分析
我國屬於法定資本制的國家。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權益由四個科目構成，即股本、資本公積、盈餘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其中，由資本公積向股本的結轉屬於資本性帳戶的內部結轉，不具有利潤分配的性質，由此項會計處理而進行的無償增股自然不作股票股利。中國證監會於1996年7月24日公布的《關於上市公司若干問題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的送股方案必須將以利潤派送紅股和以公積金轉為股本予以明確區分，並在股東大會上分別作出決議，分項披露，不得將才者均表示為送紅股。」
《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在彌補虧損和提取公積金、法定公益金後剩餘利潤，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我國並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正式規定。根據《企業會計准則第×號——所有者權益（徵求意見稿）》第21條第1款，公司在公配股票股利時，「應按該種股票該次發行價格確定其價值。如果該次作為股利發放的該種股票沒有發行價格，則應根據公司連續盈利情況和財產增值情況確定股票股利的價值，按確定的股票股利的價值減少留存收益。」此外，根據《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對結轉分錄的規定，公司按股東大會批準的應分配股票股利的金額，辦理增資手續後，借記「利潤分配——轉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貸記「股本」。如實際發放的股票股利金額與票面金額不一致，應當按其差額，貸記「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科目。雖然《制度》並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明確規定，但從其帳戶處理所涉及的科目看，無疑是允許企業使用面值法或其他高於面值的金額結轉。
（二）實務處理
盡管會計制度允許企業採用多種送股計價方式。但是，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由於股票市場發育尚不成熟，股價波動較大，使得股票有公允價值難以確定。公司發放股票股利一般是按照股票面值折股的。因為股票面值一般為1元，便於確定所要結轉的金額（應等於增發股票有數量）。這使股票股利的數額與折股的股票面值總額保持一致，因而不涉及折股中的溢價問題。從納稅角度看，這一處理有利於公司減輕股東稅賦，因為如按照市價結轉，其結轉金額無疑會遠遠超過面值數額，由此應由股東承擔的稅賦也是相當重的。
此外，實務還對股票股利處理時間與報告揭示作了靈活處理。對於現金股利，在董事會確定利潤分配方案後，必須進行帳務處理；當它與股東大會批準的現金股利之間發生差異時，必須調整會計報表相關項目的年初數或上年數。對於股票股利，董事會提出分配方案時不需要進行帳務處理，只需要在當期會計報表附註中披露；在股東大會批准利潤分配方案並實際發生時，直接進行帳務處理，因而不存在有關項目調整的問題。股票股利之所以採用上述處理方法，首先考慮到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的差別，如果採用與現金股利丁同的處理方法，在董事會提出利潤分配方案時須作為負債處理，執必誇大公司的負債權益比例，從而可能導致一些股東對企業財務狀況產生誤解。其次，按照現行規定，企業在增加資本時必須報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變更注冊資本。一般情況下，應當是在股東大會正式批准股票股利分配方案後，才正式申請變更注冊資本的注冊登記。因此，在送股發生時再進行帳務處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會計調整。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實務界對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選擇既保證了會計信息質量，又有利於簡化會計工作程序和手續，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維護了股東和企業自身的合法權益，因而是合理可行的。與美國相比，我國實務界對送股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缺乏可選性，從而限制了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功能。但在目前，由於我國尚不具備象美國一樣發達的資本市場，通過會計政策來傳遞信號還缺乏相應的市場條件，因而會計政策還僅僅限於指導會計信息加工的作用。
五、小結
本文以股票股利為例，對會計政策的成因、制定動機、經濟效果、選擇依據作了逐一分析。現作如下歸納：
·會計政策的可選性產生於會計人員對會計對象的認識上的分歧；
·宏觀會計政策制定者有動機通過准則的制定以擴大影響；
·在有效資本市場中，會計政策的選擇具有傳達管理者私有信息的功能；
·會計政策的選擇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則，並有利於企業總體目標的實現；
·公司法是制定會計政策的法律依據，會計政策從會計角度確保公司法的實施。
參考文獻：
1、曲曉輝，關於會計政策的幾個問題（上、下），上海會計，1999；11:3—8，12:10—13。
2、黃菊波，楊小舟，試論會計政策，會計研究，1995；11:1—5。
3、Eldon S.Hendricksen, Michael F.Vanbreda.Accounting Theory.5th deition.Homewood III: Richard D. Irwin, 1992.
4、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Original Pronouncements. Accounting Standards, as of June 1, 1996.Volume II.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1997:23—25.
5、Foster, T.W. and Vickrey, D.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tock dividend announcements.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78:53 (2) :360—70.
6、Zeff, S.A.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Stanford Lecture in Accounting. Graate School of Busi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8.
7、May, G.O.1952. Letters to John B. Inglis. Dated August 5, 1952.
8、Grinblatt, M., Masulis, R. and Titman, S. The valuation feffects of stock splits and stock dividend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13:47—70.
9、Peterson, C.A.Millier, J.A.and Rimbey, J.N.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ccounting for stock splits and large stock dividends.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 71 (2) :241—53.
10、Rankine, G.W.and Stice E.K.Accounting rules and the signaling properties of 20 percent stock dividends.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7;72 (1) :23—46.
來源：《會計研究》2000年第3期
㈡ 證券方面的畢業論文題目
1、 證券經紀業務的發展現狀和前景 2、 證券自營業務的發展現狀和前景 3、 證券投行業務的發展現狀和前景 4、 證券咨詢業務的發展現狀和前景 5、 ××上市公司的投資價值分析 6、 ××行業的投資價值分析 7、 整個證券行業的投資報告 8、 證券公司的發展現狀、問題 9、 融資、融券業務對證券公司的影響 10、 證券投資基金的業績衡量問題探索 11、 證券的長期投資方法探析 12、 證券的短期投資方法探析 13、 投資基金的組合投資問題研究 14、 投資基金的發展前景 15、 證券業監管新思路 16、 股指期貨推出對證券業的影響 17、 股指在增股、拆股、添加新樣本時的技術處理 18、 股指具有連續參考價值嗎 18、 資本利得的稅收問題 19、 投資者和投機者業績的長期比較 20、 簡析融資炒股 21、 中國機構投資者的現狀分析 22、 機構投資者的類別和投資風格 23、 股票型基金研究 24、 債券型基金研究 25、 平衡型基金研究 26、 價值型基金研究 27、 股票型基金研究 28、 成長型基金研究 29、 指數基金研究 30、 貨幣基金研究 31、 中國股票市場的稅收沿革 32、 浮動傭金制度對中國股票市場的影響 33、 混業監管是大勢所趨嗎 34、 新競爭格局下的監管思路
㈢ 求證券投資基礎分析論文
論我國證券市場的現狀和發展構想
摘要：開放與發展金融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對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我國證券市場有了長足的發展，但由於起步較晚，在發展中也暴露出了不少問題。本文著重從我國證券市場的現狀分析入手，剖析證券市場存在的主要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證券市場的發展構想。
關鍵詞：證券市場；現狀分析；發展構想
Abstract：O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nancial market, especially the stock market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form of the city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ast few years, stock market has been developing vigorously in China, but many problems are exposed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because of late starting. This paper lays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main problems of stock market,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developing patterns of stock market in China.
Key words: stock market;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ing pattern
1 證券市場的現狀分析
作為資本市場的核心，證券市場在我國的建立和發展始於改革開放初期。 1981年到1987年國債年均發行規模僅為59.5億元，進入90年代以來國債發行數額年均達到千億元。 而1997年已達到2 412億元。在股票市場上，迄今滬、深兩地上市公司已達900餘家，上市股票市價總值達2萬億元。 我國資本市場在短短十幾年，達到了許多國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實現的規模，取得了不少成功經驗；但也存在如下一些問題，嚴重製約了證券市場自身功能的發揮，阻礙了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這些問題主要是：
1) 證券市場規模過小。以股票市場為例，雖然發展速度較快，但是從總體規模看，與國外還有相當大差距，參與股票投資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全世界平均為8%左右，發達國家的比例則更高，如英、美均在20%以上。我國目前股市投資者為3 300萬人，僅佔全國總人口的2.7%。另外，從股市總市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為30%左右，美、日、英等國均在80%以上，而我國為24.2%，況且在總市值中還包括大部分不流通的市值，如果扣除這一部分，我國股市總值佔GDP的比重就更低了。由此可見，我國股市規模較小，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有較大差距，同時也可以看出在我國擴大股市規模有很大的潛力可挖。
2) 資本市場主體缺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資本市場的重要主體。而目前我國企業主體地位非常脆弱。政企不分、產權不清、權責不明、約束無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國企業的主要特徵，企業主體地位殘缺。另外，我國資本市場主體殘缺還表現在投資主體主要是個人，其投資的質和量均較低，以投資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比重明顯不足。相比之下美國等發達國家，機構投資者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主體，其機構投資者主要有年金基金、商業銀行信託部、保險公司、共同基金等。由於機構投資者是專業性金融中介機構，其投資活動具有投資量大、交易費用低、交易風險小的特點，很受大眾投資者的歡迎。如美國，每4戶人家就有1戶向投資基金投資。由於我國資本市場機構性投資者發展滯後，這使得僅靠若幹家大機構和數以萬計的小股民散戶所支撐的股市投機盛行，股價暴漲暴跌難以避免，阻礙了股市的健康發展。
3) 市場分割，整體性差。首先，一級市場的發行仍然按地區分配額度，限制企業進入資本市場，債券地區性發行市場也是按省分派額度(企業債券發行)和按銀行分支機構分派額度(政府債券發行)。至於二級市場分割則更為明顯，把股票市場劃分為A股、B 股和H股，構成中國股票市場發展中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徵；即使在A股中，國家股流通與轉讓只限於極少部分，而且A股不允許在滬、深兩個交易所交叉掛牌，限制了全國性市場的發展。在股票市場中呈現出A股與B股、H股分割；個人股、內部社會個人股與內部職工股分割，個人股市場與法人股市場分割。如此繁雜的分割，不但不利於經濟體制改革，也不利於我國資本市場與國際慣例接軌。
4) 市場中介機構不完善。證券中介機構從廣義上講就是在證券市場上為參與各方提供服務的機構。我國目前的中介機構主要包括證券公司、信託投資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證券投資咨詢公司等，雖然其業務已涉足證券的承購包銷、發行、交易、自營、財務顧問等內容，但與國外投資銀行業務相比，還存在著較大的功能缺陷，例如投資銀行核心任務之一的購並業務對於我國中介機構來說幾乎還未曾涉及。西方國家的公司購並活動大多由投資銀行策劃完成，投資銀行起著搭橋牽線、籌劃交易過程、為交易籌措資金和參與交易談判等重要作用。我國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中介機構，這就嚴重製約了我國企業重組活動的順利開展。
5) 流動性不足。流動性是指市場中存在大量的流通性強的金融工具，同時又有大量參加流通的主體。檢驗市場流動性通常可從交易量和成交價的關系入手，二者的關系越密切，流動性就越差。美國股市中二者變化的關系指數為0.01，而我國滬、深A股市場的關系指數分別為0.52和0.40，說明我國股市整體流動性是比較差的。造成股市流動性差，一方面與資本市場中介機構投資者參與不足有關，另一方面與國家股不能進行交易、法人股在STAQ和NETS市場交易微弱有很大關系。流動不足使股票價格扭曲，資本流動失去了動力和方向，資源配置功能受到抑制。另外，由於國有股不能流通，這將對國有資產的結構調整產生不利影響。
6) 資本市場交易工具品種單一、結構殘缺。在發達的資本市場中，資本市場工具保持多樣化趨勢。以香港資本市場為例，目前國際市場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中80%以上已被其採用；在股票市場上，不僅出現了期指、期權、認股權證等投資品種，而且這類衍生工具的交投大有超過現貨市場之勢。香港上市公司在債券市場上的集資形式更為多樣化，在債券、票據和存款證3種形式的基礎上，先後出現了浮息工具、變息工具、可換投股債券、信用卡應收債券等多種形式，目前在聯交所掛牌買賣的債務工具已增至129種。相比之下，我國大陸的資本市場除股票外，5年以上的交易工具幾乎沒有，而1～5年的交易工具又受到種種限制，這不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
7) 證券市場制度不健全。證券市場制度是支撐證券市場高效、公平運轉的基礎，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和利益保障與實現制度等。我國證券市場的信息披露制度無論從制度本身還是從執行上看都存在信息公開不夠的問題，表現在一些重大信息披露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極大挫傷了股民、債券投資者的信心。利益保障與實現制度是指證券投資者在獲取有關信息後，被給予證券投資期收益以必要的保障和實現的制度。我國證券市場的利益保障與實現制度很不健全，使投資者面臨的市場風險過大，嚴重措傷了股民的投資積極性。
近年來我國已制定了《公司法》、《股票發行與交易暫行條例》、《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等。然而證券交易的基本法規《證券交易法》尚未制定，證券法規沒有形成完整體系，導致證券交易的某些環節無法可依，加之對已頒布的法規執行不力，證券交易的違規和不規范行為時有發生，我國1995年發生的「三.二七」國債期貨的嚴重事件，主要原因就是證券法規不健全、監管不嚴造成的。
2 證券市場的發展構想
2.1 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推進資本市場主體發展
證券市場主體質量的高低，對我國證券市場能否健康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資本市場主體的發展。
1) 取消額度管理代之以核准制。股票和債券市場的額度管理是一種典型的計劃經濟手段，由於對證券發行標准制定較低，這給行政部門行使權力提供了較大空間，政府為企業包裝上市，後患無窮。為此，國家主管部門應該嚴格上市公司審批，提高上市標准，取消或減少行政干預，將證券市場的額度管理換之以核准制，使符合上市標準的企業都能通過競爭達到上市的目的。這樣既增強了市場參與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促使企業經營者把精力真正放在如何轉換經營機制、提高企業效益上，而不是通過旁門左道達到上市的目的。國家可以對不同行業制定不同的上市標准，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在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前提下，增加上市公司的數量，實現股市的擴容，促進經濟快速協調發展。
2) 強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股份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轉軌，更要轉制。而目前有些股份公司上市後不思進取，「穿新鞋，走老路」，把股市看作「圈錢」場所，效益下降甚至虧損。 1997年有11.8%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小於0.05元，如此低的回報會打擊股民參與二級市場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股市的擴容。因此，建議對於那些業績長期不佳的上市公司，證券管理部門應給予警告、停牌直至摘牌，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只有上市公司質量提高了，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和擴容才會有保障。
2.2 增加資本市場的交易品種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應根據居民、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的不同投資與籌資需求，在考慮流動性、安全性、盈利性不同組合的基礎上，發展並完善門類齊全的資本市場交易工具。特別是可通過發行可轉換債券增加證券品種，拓寬融資渠道，完善資本市場結構。可轉換債券是具有雙重身份的證券，它首先作為一種債券，享有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時能以一定條件換成股票，兼備了債券和股權證兩種證券的性質。可轉換債券的雙重性質決定了它對活躍證券市場的特殊作用與獨特地位是其它證券品種無法替代的。 應該說，可轉換債券對於處於起步階段的我國資本市場具有更大的激活作用，可以豐富證券品種，扼制過度投機。除可轉換債券外，還可考慮進一步發展期貨、認股權證等其它金融衍生工具。因為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價格風險將會突出，必然要求金融市場提供風險轉移機制和價格發現機制，而傳統金融工具難以完成，只有引入衍生金融工具才可達到轉移風險、重新分配的目的，進而滿足市場需要。衍生金融工具還能促進相關基礎市場的流動性，形成均衡價格，合理安排資源配置。在發展金融衍生工具時應立足國情，著重發展以規避風險和保值為主的衍生金融工具，而且要做到立法與監管先行，對於投機性過強的諸如股票指數期貨等可暫緩發展。
2.3 大力發展以投資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
發展投資基金，增加機構投資者是改善當前投資主體結構失衡、提高市場活動水平、使資本市場逐步趨於規范的重要措施。這對於擴大證券市場規模、強化投資功能、減少投機性和盲目性，使我國股市長期穩定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為了更好地推動投資基金的發展，應做好以下工作：
1) 擴大投資基金的發行數量。我國目前的投資基金僅一百多億元，在股市中所佔比例還很小，遠不能起到穩定股市、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高達近5萬億元，如果有10%用於基金投資，就會給證券市場注入近5 000億元的資金，這將極大緩解股市的擴容壓力，又能化解一部分銀行風險，可謂一舉兩得。同時，投資於基金的風險較股票小，收益又較債券高，是一種較為理想的投資工具。
2) 增加投資基金的種類。在今後基金的發行中，可以開設多種不同投資方向、不同投資風險的基金品種。 例如，可設立企業重組基金為企業重組提供資金支持，也可設立專門投資於高科技產業的基金來支持國家產業政策，還可設立在債券與股票市場有不同投資比例要求的基金。這樣可以使廣大投資者根據自身喜好，選擇不同風險基金，從而大力推動投資基金的發展。
3) 逐步發展其它機構投資者。目前可對保險公司開展證券投資進行試點。在總結經驗，完善法規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導養老基金等進行證券投資，以起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2.4 逐步解決國有股上市流通問題
國有股上市流通是我國證券市場進一步規范發展的客觀要求。這是因為，第一，國有股作為股份資金本身就要求具有資本的流動性，這是市場條件下進行資源配置的基礎。第二，國家作為國有股的股東常常因為需要調節財政收支平衡或調整產業結構而收回投資，可是國家股不能上市流通，以上目標就無法實現。有人認為國家股上市流通，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其實，資產與資金只是形態上的改變，不存在流失問題，資產不流動、不能發揮效益才是國有資產的最大流失。此外，國家也需要通過國有股上市流通來迴避或降低投資風險。第三，國有股上市流通也是我國證券市場進一步開放發展並與國際接軌的要求。當前國有股上市可以採取以下兩種模式：
1) 國有股單獨設市流通。這種方式可以滿足國有企業實現戰略性改組的需要，同時由於未與A股、個股並軌流通，也不會對A股、個股市場形成直接沖擊。將國有股單獨設市流通還可使國企間的收購、兼並等重組活動公開化、市場化，促進國企增強危機感和緊迫感，以自覺努力增強競爭力，加快國企改革步伐。
2) 國有股與A股個股合並流通。可以根據上市公司每股凈資產額來對國家股、法人股和內部職工股進行縮股，從而大大縮小上市公司中的國家股、法人股和內部職工股的規模，以便在縮股後分階段上市，這樣可以大大減小對個股的沖擊，同時也不會對新股發行造成過大壓力。否則按現在的路走下去，每上市100億新股，市場的總面值就會增加400億，這樣，矛盾的累積會越來越多，一旦經濟形勢發生大的變化，股市就會有崩盤的危險。
2.5 加快立法進度，規范證券市場
證券市場是高度信用化的市場，只有建立起嚴密的法律體系，各交易環節嚴格按法規操作，才能保證交易活動的安全和可靠，保護交易各方的合法權益，降低證券交易風險，使證券市場健康、有序地發展。因此，應盡快制定《證券法》及與其相配套的法規制度，使證券交易活動的各環節有法可依。同時在法規制定後，嚴格貫徹執行，加大監管力度，對在證券交易活動中的違法違規活動，一定要嚴肅查處，對那些置國家政策法規於不顧，從事嚴重證券交易違法活動的當事人要給予堅決打擊，使我國證券市場盡快走向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軌道。
參考文獻：
〔1〕馬險降.資本市場：概念、主體與基本功能〔J〕.當代經濟科學，1997(3)： 27～30
〔2〕趙海寬.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現狀及發展構想〔A〕.見：勵以寧等.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理論與實踐〔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120～124
〔3〕楊建榮等.國際資本條件下的上海企業重組研究〔J〕.財經研究， 1997(3)： 45～48
〔4〕張志元.關於發展我國投資銀行的探討〔J〕.經濟體制改革，1997(1)： 23～26
〔5〕石建新.培育產權市場：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重要舉措〔J〕.經濟體制改革，1998(1)： 34～37
〔6〕魏傑.改制、重組、運營〔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8
〔7〕陳共，周升業，吳曉求.海外證券市場〔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力資源開發
人力資源開發，就是指對各類有勞動能力的人進行招聘、選拔、培訓、提高，使之能力更強，作用更大；人力資源管理就是指對一定范圍內的有勞動能力的各類人員的合理安排、優化組合、鞭策激勵、重點使用，使之發揮最大潛能和效用。
一、金融全球化對我國金融業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提出了挑戰
金融全球化包括了金融業務全球化、金融機構全球化、貨幣全球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等方面的內容。金融全球化必然加速全球金融人才的流動。
近年來，在我國一些發達城市和地區，金融業人才流失已較為嚴重，大批中青年骨幹被外資金融機構挖走，他們不僅帶走了技術，也帶走了信息和優質客戶。由此可見，我國金融業人才競爭面臨著極其嚴峻的形勢，金融的全球化已經對我國的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提出了挑戰。
二、我國金融業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固守傳統的僵化的人事管理觀念
傳統的人事管理核心在於「管「，「人「要適合於「規章制度「。傳統的人事管理擔負著檢查勞動紀律，處分違章者的義務，其扮演的是執法者的角色，注重對人的監督和控制。規章制度的制訂著重強調負激勵，員工在管理者的監督下工作，壓抑了員工的創造性，造成管理職能錯位，工作方式被動。傳統的人事管理工作的職能多為工資分配、人員調動、員工招聘等行政事務工作，工作專業化水平低、附加值低，且與企業發展戰略脫節，這種僵化的運作模式與現代金融業的發展、與國際金融業的慣例相去甚遠，無法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人才競爭。
（二）缺乏有效的人才激勵機制
外資銀行一般將個人發展前景作為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相比而言，中資銀行缺乏員工的個人發展規劃，仍把職務升遷作為個人發展的唯一途徑。沒有建立直接與收益掛鉤、針對專業技術人員的等級評定、升遷標准，職責不清晰，獎罰不分明。現有人力資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一方面，職工總量過多，人員素質低，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現象存在。另一方面出現管理、專業技術等高素質人才的缺乏。人力資源結構性矛盾突出。急需的人才進不來，過多的冗員又分流不出去，人才培養、選拔、使用中的論資排輩、人情關系等問題嚴重，束縛了人才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
（三）員工教育培訓滯後
目前我國金融從業人員素質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文化素質參差不齊，知識結構不合理。許多從業人員對於現代金融概念和操作方法還不熟悉，缺乏必備的新知識和新技能。二是高素質人才嚴重短缺。我國商業銀行在外語、計算機、國際金融和法律方面人才相當缺乏，尤其是經濟和金融、會計和電腦、審計和法律於一體的復合型人才更是短缺。造成以上問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員工教育培訓工作滯後。多數商業銀行缺乏完整的培訓體系，長期以來對人才重使用、輕培養，人力資源智力投資嚴重不足，難以適應全球化金融市場競爭和發展的需要。現代人力資源理論和實踐證明：員工素質和技能的提高是邊際生產力增長的支撐點，這就對金融業人力資源的開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金融業人力資本投資渠道單一，人力資源開發主要依賴於崗位培訓和晉升職務等傳統手段，降低了人力資本的邊際效率和經營效益，難以適應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總之，我國金融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現狀不容樂觀。
三、我國金融業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的對策
銀行的生存與發展受眾多因素影響和制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勞動者——人力資源，他們是銀行所有資源中最寶貴的，因而必須對其進行有效開發與管理。
（一）樹立符合時代要求的新觀念
拋棄傳統的僵化的人事管理觀念，盡快樹立與當今時代相適應的人力資源新觀念，包括人是資源的觀念、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人力資本投入優先觀念、員工與企業同步成長的觀念、引才借智的觀念、市場配置的觀念、社會評價的觀念、法治管理的觀念等。把人力資源管理從一般行政管理職能提升為企業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深化內部改革，建立科學合理的激勵機制
一個合理的人才薪酬制度和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價格，是現代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獲勝的重要砝碼。因此，我國金融業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薪酬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必須摒棄「官本位「的激勵觀念，採取全面的薪酬體系，它包括外在激勵和內在激勵、長期激勵和短期激勵等諸多方面。外在激勵主要指貨幣化、物質化的手段；內在激勵主要包括帶薪假期、名譽獎勵等精神手段；短期激勵主要包括工資，獎金和津貼等；長期激勵主要包括股票、期權和保險等。近幾年國內一些股份制商業銀行推出的高薪重獎政策是歷史的進步，但仍未涉及到產權。讓人才持股，實行期權制在國外企業已經十分普遍。我國金融業應盡快推出「知識－資本－資格「的人才持股戰略，實行人才股票期權獎勵制度，對重大項目開發者和經營業績優秀者實行「原始股份制」，並使其終身受益。同時改革人事、用工和分配製度，對領導幹部實行職務公開競聘制，競爭上崗，減員增效，優化人力資源配置，並按照不同崗位類別，建立綜合、科學的考評體系，量化考核，動態評價，實行「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同時建立和完善以行員制和客戶經理制為基礎的績效掛鉤機制，實行多勞多得，拉開收入差距，打破分配上的「大鍋飯」，真正實現「幹部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建立科學合理的用人機制，為人才的成長和發展提供公平的機會，以有效激發人力資源的潛能，調動員工敬業、創業的積極性。
（三）建立適應市場要求的培訓機制
培訓是人才開發與管理的重要途徑。金融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在於人才的連續性和一貫性。除了吸引、留住現有人才以外，加強後備人才的培養，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因此，我國金融業要順應國際金融業發展趨勢，制訂具有前瞻性的人才培養規劃，健全人才培養機制，增加人力資源教育投入。一是遵循人才成長的一般規律，建立分級分類、循序漸進的培訓模式。要根據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和專門技能人才這三類人才的不同特點，採取不同內容和方法，開展好差別化、特色化培訓。二是要創新培訓方法，切實提高培訓工作的有效性。在培訓過程中，要堅持「課堂教學與實地考察相結合」、「國內培訓與國外培訓相結合」、「短期培訓與長期培訓相結合」、「統一組織與個人自學相結合」，通過創新培訓方法，不斷提高培訓質量。三是要切實加強培訓工作的制度建設。要通過建立員工崗前培訓制度、員工在崗培訓制度、資質資格培訓制度、員工發展培訓制度等制度建設，努力實現培訓與職業資格認證掛鉤、培訓與員工發展掛鉤，真正把培訓作為員工的一種福利待遇和基本權利，使員工的選拔、使用、激勵和員工的職業發展與培訓有效結合起來，增強員工的職業競爭意識和風險意識，樹立終身學習意識和居安思危意識。我國金融業發展必然要求實現專家經營、專家管理、專家治行。目前，我國恰恰非常缺乏從事國際金融、中間業務、行業分析和信貸政策研究的「專家型「人才，以及懂經營、善管理的高級經營管理人才，尤其要注意培養高素質的金融產品研究與開發、衍生金融工具、投資銀行業務及國際業務管理方面的人才。
㈣ 求證券投資的基本理論論文
證券投資者行為偏差研究及在我國證券市場中的應用
摘要：行為金融學是自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金融學說，注重研究證券投資者在投資決策時的心理特徵，利用投資者行為偏差所導致的證券定價誤差，發展新的投資策略，來獲取超越市場的超額收益。本文從行為金融學角度對證券投資者行為特徵、行為偏差進行了分析，展望了行為金融學在我國證券市場中的應用。
關鍵詞：行為金融學；行為偏差；證券市場
本文從行為金融學角度對證券投資者行為偏差進行了分析，展望了行為金融學在我國證券市場中的應用。
一、證券投資者行為偏差分析
證券投資者，無論是初涉市場的個人投資者，還是精明老練的經紀人，或是資深的金融分析師，他們都試圖以理性的方式判斷市場並進行投資決策。但作為普通人而非理性人，他們的判斷與決策過程，會不由自主地受到認知過程、情緒過程、意志過程等心理因素的影響，以至陷入認知陷阱，導致金融市場中較為普遍的行為偏差。
1． 過度自信。
心理學家通過實驗觀察和實證研究發現，人們往往過於相信自己的判斷能力，高估成功的機會，把成功歸功於自己的能力，而低估運氣和機會在其中的作用，這種偏差稱為過度自信（over confidence）。
如果人們稱對某事抱有90%的把握時，成功的概率大約只有70%。
證券市場上存在著「情緒周期」，牛市往往導致了更多的過度自信。遺憾的是，似乎自信度的高低與成功的可能性並無必然的聯系。
過度自信通常有兩種形式：一是人們對可能性作出估計時缺乏准確性；二是人們對數量估計的置信區間太狹窄了。
投資者由於過度自信，堅信他們掌握了有必要進行投機性交易的信息，並過分相信自己能獲得高於平均水平的投資回報率，因此導致大量過度交易（over traded）。一般來說，男人比女人更加過度自信一些，網上交易者比現場交易者顯得更加過度自信。
2． 信息反應偏差。
信息反應偏差主要包括：過度反應和反應不足、動量效應與反轉效應、隔離效應。
過度反應(over reaction) 是指投資者對最近的價格變化賦予過多的權重，對最近趨勢的外推導致與長期平均值的不一致。個人投資者過於重視新的信息而忽略老的信息，即使後者更具有廣泛性。他們在市場上升時變得過於樂觀而在市場下降時變得過於悲觀，因此，價格在壞信息下下跌過度而在好信息下上升過度。反應不足（under reaction）是市場對信息反應不準確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與個人投資者較多地表現為過度反應相反的是，華爾街的職業投資人更多地表現為反應不足。例如，證券分析師往往對成長股收益的新信息反應不足，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根據新信息對盈利預測作出足夠的修正。
動量效應（momentum effect）是指在較短的時間內表現好的股票將會持續其好的表現，而表現不好的股票也將會持續其不好的表現。但DeBondt 和Thaler(1985), Chopra、Lakonishok和Ritter(1992)等學者也發現：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表現差的股票在其後的一段時間內有強烈的趨勢經歷相當大的逆轉，最佳股票則傾向於在其後的時間內出現差的表現，這就是反轉效應（reversal effect）。動量效應和反轉效應產生的根源在於對信息的反應不足與過度反應。
隔離效應（disjunction effect）是指人們願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再作出決策的傾向，即使信息對決策並不重要，或即使他們在不考慮所披露的信息時也能作出同樣的決策。隔離效應可以解釋為什麼有時在重要的公告發布之前，出現價格窄幅波動和交易量萎縮，而在公告發布之後會出現很大的波動或交易量的現象。
3． 損失厭惡與後悔厭惡。
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是指人們面對同樣數量的收益和損失時，認為損失更加令他們難以忍受。同量的損失帶來的負效用為同量收益的正效用的2.5倍。損失厭惡反映了人們的風險偏好並不是一致的，當涉及的是收益時，人們表現為風險厭惡；當涉及的是損失時，人們則表現為風險尋求。
還有一種情況是短視的損失厭惡（myopic loss aversion）。在證券投資中，長期收益可能會周期性地被短視損失所打斷，短視的投資者把股票市場視同賭場，過分強調潛在的短期損失。這些投資者可能沒有意識到，通貨膨脹的長期影響可能會遠遠超過短期內股票的漲跌。由於短視的損失厭惡，人們在其長期的資產配置中，可能過於保守。Benartzi 和Thaler(1995)認為，股票溢價之謎可以用短視的損失厭惡解釋。
後悔厭惡(regret aversion)是指當人們做出錯誤的決策時，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痛苦。為了避免後悔，投資者常常做出一些非理性行為，如：趨向於等待一定的信息到來後才做出決策，即便這些信息對決策並不重要；投資者有強烈的從眾心理，傾向於購買大家追漲的股票，因為當考慮到大量投資者也在同一投資上遭受損失時，投資者後悔的情緒會有所降低。
後悔厭惡和損失厭惡能夠較好地解釋處置效應（disposition effect），即投資者過長時間地持有損失股，而過早地賣出盈利股。因為投資者盈利時，面對確定的收益和不確定的未來走勢時，為了避免價格下跌而帶來的後悔，傾向於風險迴避而做出獲利了結的行為。當投資者出現虧損時，面對確定的損失和不確定的未來走勢，為避免立即兌現虧損而帶來的後悔，傾向於風險尋求而繼續持有股票。
4． 心理賬戶。
人們根據資金的來源、資金的所在和資金的用途等因素，對資金進行歸類，這種現象被稱為「心理賬戶」（mental accounting）。
傳統的經濟理論假設資金是「可替代的」（fungible）,也就是說所有的資金都是等價的，但Tversky在研究個人行為時發現，在人們的心目中，隱含著一種對不同用途的資金的不能完全可替代使用的想法，原因在於人們具有把個人財產心理賬戶進行分類的天性，即投資人習慣於在頭腦中把資金按用途劃分為不同的類別。
Shefrin和Statman(1994)認為，投資者傾向於將資金分為「無風險」的安全部分和可能賺錢的「有風險」部分。Shefrin 和Thaler(1998)認為人們把他們的收入來源分為三類：當前的工資和薪金收入、資產收入和未來收入，並按這些不同收入的現有價值來消費。對於不同心理賬戶里的資金，人們的風險偏好是不同的。
人們允許自己受自己的心理賬戶的影響，這種傾向可以解釋股利之謎即股東要求分紅的現象。心理賬戶認為投資者把投資收益分為「資本賬戶」和「紅利賬戶」兩個局部賬戶，分別理解資本賬戶損失和紅利賬戶損失。
5． 錨定效應。
錨定（anchoring）是指人們傾向於把對將來的估計和已採用過的估計聯系起來，同時易受他人建議的影響。Northcraft和Neale(1987) 研究證實，在房地產交易過程中，起始價較高的交易最後達成的成交價比起始價較低的交易最終達成的成交價顯著要高。此外，當人們被要求做定量評估時，往往會受到暗示的影響，如以問卷形式進行調查時，問卷所提供的一系列選項可令人們對號入座，從而使人們的回答受到選項的影響。
錨定會使投資者對新信息反應不足，包括一些專業證券分析師，他們習慣於提出一個投資建議，然後就停留在那裡，而不顧不利於這樣做的新證據的存在。研究表明人們對諸如通貨膨脹率、失業率、國民經濟增長率或者一家上市公司的利潤增長率，通常都有一個預期。而這個預期就成為對市場進行快速解釋的一個錨。對市場平均預期的較大偏離，對價格在短期內會有重要影響，有時甚至會引起劇烈的震動。
錨定現象有助於解釋一些金融市場上的難題，如美國投資者在20世紀80年代普遍認為日本股票的市盈率太高，這是因為他們以美國股市的市盈率為參照系數。而到了90年代中期，不再認為東京股市市盈率過高，盡管其市盈率還是比美國的要高得多。因為此時80年代末東京較高的市盈率已成為其比較參照的參考系數。
6． 典型啟示。
所謂典型啟示（typical inspire）是指人們喜歡把事物分成典型的幾個類別，然後在對事件進行概率估計時，過分強調這種典型類型的重要性，而不顧其他潛在可能的證據。人們給予某些事件、報告或發言更重要或給予它們超過實際價值的更高的權重，而另一些則給予較少的權重。
典型啟示的後果勢必使人們傾向於在實際上是隨機的數據序列中「洞察」到某種模式，從而造成系統性的預測偏差。如大多數投資者堅信「好公司（名氣大的公司）」就是「好股票」，這種偏差的產生是由於投資者誤把「好公司」等同於「好股票」。
7． 羊群行為。
金融市場中的羊群行為（herd behaviors）是一種特殊的非理性行為，它是指投資者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決策，或者過度依賴於輿論，而不考慮自己的信息的行為。
由於羊群行為涉及多個投資主體的相關性行為，對於市場的穩定性、效率，有很大影響，也與金融危機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羊群行為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監管部門的廣泛注意。
另外，投資者的行為偏差還有賭博與投機（gambling and speculation）、心理分隔 (mental compartment)、遺憾與認知不協調 (regret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脫節效應（disjunction effect）、歧義想像（magical thinking）、注意力反常（attention anomalies）、可得性啟發（availability heuristic）、歷史無關性（irrelevance of history）、文化與社會傳染（culture and social contagion）等。
二、行為金融學在我國證券市場中的應用
市場參與者的非理性造成的行為偏差導致了市場價格的偏離，若能合理利用這一偏差，將給投資者帶來超額收益。這形成了行為金融學的投資策略。從國外看，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主要有反價值策略、技術策略和行為控制策略。近年來美國的共同基金中已經出現了基於行為金融學理論的證券投資基金，如行為金融學大師Richard Thaler發起的Fuller—Thaler資產管理公司，取得了良好的投資業績。
我國證券市場同成熟的證券市場比較，還是一個新興的市場——歷史短、不規范。僅藉助於現代金融學的方法無法正確分析我國證券市場，我們應充分重視行為金融學這一新興理論方法，利用它來發展完善現代金融學，並將其應用到我國的證券市場。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研究：
1． 結合心理學、行為科學、基因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進一步挖掘人類行為決策的特徵。
研究表明，能夠在決策中保持高獨立性、有較高自我效能感的投資者，盈利的可能性較大。國外通過基因學的研究發現，具有低水平一醯胺氧化酶含量的個體比高含量的個體更傾向於接受經濟風險。
從決策的角度出發，行為金融學為投資者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建議，如不斷反思自己的決策過程與行為特徵，檢查自己是否過於自信，是否對投資失敗的股票持有太長時間或忽視不利於自己投資的負面消息；與觀點不同的人進行討論，避免只關注自己內部的討論；勇於向股票推介者置疑；比較多空雙方的觀點，去發現誰是市場上空方與多方的代表者；錨定一個預期是合理的，但是應盡可能地不斷對其進行修正；羊群精神是否過強，長時間高強度的羊群效應是危險的；尋找專有信息，研究少數人的觀點並檢驗他們的可信度等。
2． 優化預期，引導投資者成為積極型投資者。
大多數積極型投資者會努力超越市場，獲取超額的比基準組合更大的投資收益，只有消極型投資者才會接受有效市場假說，僅僅期望得到基準收益。公司股票價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多數人對公司未來收益的預期所決定的，如果今日股票價格是基於市場對未來的預期，那麼為了准確預測明日股票價格的變化，人們必須對未來的預期比市場的預期更為准確。可見，提高預測水平是獲取超額利潤的根源。
要取得比市場更好的收益預期，有以下方式：（1）獲取公開的信息。大多數傳統的投資經理盡力收集更為有用的信息，盡力進行超額利益的預測，盡力去了解一個特殊行業的利潤率。（2）使用更好的模型來更有效地處理信息。一些投資經理假設大部分信息都是為投資者共有的，因此他們致力於開發獨特的模型處理現有信息，以取得優於市場的收益。（3）利用行為偏差。心理學和決策科學指出，在某種情形下，投資者並不是盡力使財富最大化，並且在某些情形下投資者還會在智力方面犯系統性判斷錯誤，這些行為偏差將導致證券定價的錯誤。合理利用這些偏差將給投資者帶來超額收益。行為型投資經理則盡力尋找由於行為因素而被市場錯誤定價的證券，從而獲得超額利潤。
3． 合理引導投資者行為，構建證券市場的理性微觀基礎。
證券市場的投資者可劃分為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兩類。根據證券登記中心公布的統計數字，至2003年2月底，在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總開戶數達6885萬戶，其中個人投資者佔99.7%，機構投資者佔0.3%。我國個人投資者中，40歲以上的佔49.42%，30歲以下的僅佔21.78%，投資者隊伍呈老齡化。另外，投資者以工薪階層為主，68.56%的投資者的家庭收入來源於工資收入，這充分說明我國個人投資者的抗風險能力很弱。
同時，在我國個人投資者中，中小投資者占絕大部分，其決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證券市場的發展狀況，其決策行為的非理性，也嚴重影響證券市場的穩定。我國股市的過度投機與波動，與缺乏一個理性投資者隊伍有關。因此，應針對中小投資者進行投資知識和技巧教育，提高他們的投資決策能力和市場運作效率，減少其非理性行為特徵。對於機構投資者，要提高其投資管理水平。不僅加快我國證券市場制度建設非常重要，對投資者的教育也是刻不容緩的。
4． 研究政策對投資者行為的影響，緩解政策因素對我國股市的巨大沖擊。
王壘、劉力等實證研究表明，認為國家政策對決策影響比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證券投資者佔87.8%，而認為不重要的只佔3.9%，表明在投資者心目中我國股市還是一個「政策市」。盡管我國證券市場1999年開始加快市場化改革步伐，但目前還是以政府監管為主、市場補充為輔的投資環境，而且在一定時間內這種格局將不會改變。因此，一方面我國證券市場一直被理解為政策市，另一方面，每股市出現重大動盪，人們又不斷呼喚政策干預。這種矛盾心理和股市中的諸多雙重標准一樣，都反映了我國資本市場的整個發展過程是在扶持中成長的，人們在試圖擺脫這種依賴性的同時，又害怕失去扶持。投資者有一種錯覺，認為股市的升降只是政府行為的結果。而現代金融學理論認為證券市場是有效的，許多因素決定著股市的漲跌。
我國股民在政策的反應上存在嚴重「政策依賴性偏差」。在具體行為方式上表現為「過度自信」與「過度恐懼」偏差。投資者的交易頻率主要隨政策的出台與政策的導向發生著變化，利好的政策出台會加劇投資者的「過度自信」偏差，導致交投活躍，交易頻率加快；利空的政策出台投資者「過度恐懼」偏差往往會使交易頻率有較大幅度下降，下降趨勢也持續較長時間。隨著我國加入WTO，股市的發展必須符合國際通行的游戲規則，投資者的投資理念和行為也要與國際准則接軌。因此，運用行為金融學理論研究政策對投資者行為的影響，對於緩解政策因素對我國股市帶來的巨大沖擊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Richard H．Thaler（1999）．Historical Stock Market Anomalies．SSRN journal．
2．Bannerjee．A simple model of herd behavior．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798—817．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