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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菲電子科技股票

發布時間:2024-11-23 17:34:50

1. 科創板交易規則

科創板上市公司(簡稱科創公司)應適用上市公司持續監管的一般規定,《持續監管辦法》與證監會其他相關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持續監管辦法》。

1、明確科創公司的公司治理相關要求,尤其是存在特別表決權股份的科創公司的章程規定和信息披露。建立具有針對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強化行業信息和經營風險的披露,提升信息披露制度的彈性和包容度。

2、制定寬嚴結合的股份減持制度。適當延長上市時未盈利企業有關股東的股份鎖定期,適當延長核心技術團隊的股份鎖定期;授權上交所對股東減持的方式、程序、價格、比例及後續轉讓等事項予以細化。

3、完善重大資產重組制度。科創公司並購重組由上交所審核,涉及發行股票的,實施注冊制;規定重大資產重組標的公司須符合科創板對行業、技術的要求,並與現有主業具備協同效應。

4、股權激勵制度。增加了可以成為激勵對象的人員范圍,放寬限制性股票的價格限制等。建立嚴格的退市制度。根據科創板特點,優化完善財務類、交易類、規范類等退市標准,取消暫停上市、恢復上市和重新上市環節。



(1)格菲電子科技股票擴展閱讀

設立科創板試點注冊制,要加強科創板上市公司持續監管,進一步壓實中介機構責任,嚴厲打擊欺詐發行、虛假陳述等違法行為,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證監會將加強行政執法與司法的銜接;推動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司法解釋,建立健全證券支持訴訟示範判決機制;根據試點情況,探索完善與注冊制相適應的證券民事訴訟法律制度。

2. 科創板有知道的嗎

科創板是國家最近才推薦的,而格菲科創板研究院就是專門研究科創板的平台,這個平台會對所有科創企業進行細致的分析,很有深度,每個股票都會有一個多空論戰板塊,核心觀點很有參考價值。

3. 羅斯福新政是什麼

羅斯福新政
羅斯福新政一、羅斯福是如何實施新政的 在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爆發於1929年至1933年的經濟危機和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給人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以致於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不可迴避的要研究這段歷史。 1929年10月24日,在美國歷史上被稱為「黑色的星期四」。在此之前的 1929 年夏天,美國還是一片歌舞昇平,夏季的三個月中,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股票由 268 上升到391, 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165上升到258,人們見面時不談別的,只談股票,直至9月份,美國財政部長還信誓旦旦地向公眾保證:「這一繁榮的景象還將繼續下去」。但是,10月24日這一天,美國金融界崩潰了,股票一夜之間從頂巔跌入深淵,價格下跌之快,連股票行情自動顯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場的大崩潰導致了持續四年的經濟大蕭條,從此,美國經濟陷入了經濟危機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國社會逐步被存貨山積、工人失業、商店關門的凄涼景象所代替。 86000 家企業破產, 5500 家銀行倒閉,全國金融界陷入窒息狀態,千百萬美國人多年的辛苦積蓄付諸東流,GNP 由危機爆發時的 1044億美元急降至 1933 年的742億美元,失業人數由不足 150 萬猛升到 1700 萬以上,占整個勞動大軍的四分之一還多,整體經濟水平倒退至 1913 年。農產品價值降到最低點,農民將牛奶倒入大海,把糧食、棉花當眾焚毀的現象屢見不鮮。 富蘭克林·羅斯福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取代了焦頭爛額的胡佛,當選為美國第 32 屆總統。他針對當時的實際,順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大刀闊斧地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機的政策措施,歷史上被稱為「新政」, 新政的主要內容可以用「三R」來概括 , 即復興 (Recover) 、 救濟 (Relief) 、改革 (Reform) 。由於大蕭條是由瘋狂投機活動引起的金融危機而觸發的。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也先從整頓金融入手。在被稱為「百日新政」 (1933年 3月9日至6月16日 ) 期間制訂的15 項重要立法中 , 有關金融的法律占 1/3 。羅斯福於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總統時,全國幾乎沒有一家銀行營業,支票在華盛頓已無法兌現。在羅斯福的要求下,3 月 9 日,國會通過《緊急銀行法》,決定對銀行採取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 , 允許盡快復業。從 3 月 13日至15 日,已有 14771 家銀行領到執照重新開業,與 1929 年危機爆發前的 25568 家相比,淘汰了10797 家。羅斯福採取的整頓金融的非常措施,對收拾殘局、穩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眾輿論評價,這個行動猶 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現的一道閃電」。羅斯福在整頓銀行的同時,還採取了加強美國對外經濟地位的行動。從 1933 年 3月10 日宣布停止黃金出口開始,採取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 , 美鈔停止兌換黃金 ;4月19日 , 禁止黃金出口,放棄金本位; 6 月 5 日,公私債務廢除以黃金償付; 1934 年1月10日,宣布發行以國家有價證券為擔保的 30 億美元紙幣 , 並使美元貶值 40.94% 。通過美元貶值,加強了美國商品對外的競爭能力。這些措施 , 對穩定局勢 , 疏導經濟生活的血液循環,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間,羅斯福在解決銀行問題的同時,還竭力促使議會先後通過了《農業調整法》和《全國工業復興法》,這兩個法 律成了整個新政的左膀右臂。羅斯福要求資本家們遵守「公平競爭」的規則,訂出各企業生產的規模、價格、銷售范圍;給工人們訂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從而限制了壟斷,減少和緩和了緊張的階級矛盾。在得到大企業的勉強支持後,羅斯福隨之又盡力爭取中小企業主的支持。他說大企業接受工業復興法固然重要,「而產生豐碩成 果的領域還在於小僱主們 , 他們的貢獻將是為 1 至 10 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這些小僱主實際上是國家骨幹中極重要的部分,而我們的計劃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中小企業的發展,為美國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復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救濟工作。 1933 年 5 月,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緊急救濟署,將各種救濟款物迅速撥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單純救濟改為「以工代賑」,給失業者提供從事公共事業的機會,維護了失業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羅斯福執政初期,全國 1700 多萬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維持生計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業的幫助和施捨。但這部分財源相對於如此龐大的失業大軍,無異於杯水車薪。解決這一復雜的社會問題,只有聯邦政府才能辦到。羅斯福新政的第一項措施,就是促請國會通過的民間資源保護隊計劃。該計劃專門吸收年齡在 18 歲到 25 歲,身強力壯而失業率偏高的青年人,從事植樹護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築、開辟森林防火線和設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 25 萬人,在遍及各州的 1500 個營地勞動。到美國參戰前,先後有 200 多萬青年在這個機構中工作過,他們開辟了 740 多萬英畝國有林區和大量國有公園。平均每人每期干 9 個月,月 工資中拿出絕大部分作贍家費,這樣在整個社會擴大了救濟面和相應的購買力。對於千千萬萬依賴州、市養活的人們,羅斯福還敦促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救濟機構,合理劃分聯邦政府和各州 之間的使用比例,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地方政府用來直接救濟貧民和失業者。新政期間,全美國設有名目繁多的工賑機關,綜合起來可分成兩大系統:以從事長期目標的工程計劃為主的公共工程署 ( 政府先後撥額 40 多億美元 ) 和民用工程署 ( 投資近 10 億美元 ) ,後者在全國范圍內興建了18萬個小型工程項目,包括校舍、橋梁、堤坎、下水道系統及郵局和行政機關等公共建築物 , 先後吸引了 400 萬人工作,為廣大非熟練失業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後來又繼續建立了幾個新的工賑機構。其中最著名的是國會撥款 50 億美元興辦的工程興辦署和專門針對青年人的全國青年總署,二者總計雇傭人員達 2300 萬,佔全國勞動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戰前夕,聯邦政府支出的種種工程費用及數目較小的直接救濟費用達 180 億美元,美國政府藉此修築了近 1000 座飛機場、12000 多個運動場、800 多座校舍與醫院,不僅為工匠、非熟練工人和建築業是創造了就業機會,還給成千上萬的失業藝術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為止美國政府承擔執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濟計。這一筆錢經過工人的口袋、通過不同渠道和消費,又回到了資本家手中,成為以政府投資刺激私人消費和個人投資的「引動水」。 從 1935 年開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著重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系法案、公用事業法案等法規,以立法的形式鞏固新政成果。羅斯福認為,一個政府「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為壯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業體系之中,聽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下去,或是應該存在下去的政府」,社會保險應該負責「從搖籃到墳墓」整個一生。為此,制定了《社會保險法》,法律規定,凡年滿 65 歲退休的工資勞動者,根據不同的工資水平,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養老金。關於失業保險,羅斯福解釋說:「它不僅有助於個人避免在今後被解僱時去依靠救濟,而且通過維持購買力還將緩解一下經濟困難的沖擊。」保險金的來源 , 一半是由在職工人和僱主各交付相當工人工資 1 %的保險費,另一半則由聯邦政府撥付。這個社會保險法,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願望,受到美國絕大多數人的歡迎和贊許。 1937 年5月24日 , 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受到廣泛注意的關於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認「我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從事農業或工業,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們必須銘記我們的目標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現在營養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們知道,當我們工人的一大部分還沒有 就業的時候,超時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資是不能提高國民收入的。」由國會沒有對法案採取行動, 1937 年 10 月 12 日,羅斯福再次提出,直到 1938 年 6 月 14 日通過。這就是《公平勞動標准法》 ( 又稱《工資工時法》 ) ,它的主要條款包括每周 40 小時工時,每小時 40 分最低工資;禁止使用 16 歲以下童工,在危險性工業中禁止使用 18 歲以下工人。關 於最低工資的規定,隨著經濟的發展,日後陸續有所調整。這些社會立法,雖屬社會改良的范疇,但對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資勞動者甚有好處。為了解決社會保險制度的聯邦經費來源問題,羅斯福破天荒地實行了一種按收入和資產的多寡而徵收的累進稅。對 5 萬美元純收入和 4 萬美元遺產徵收 31 %, 500 萬美元以上的遺產可徵收 75 %;公司稅過去一律是 13.75 %,根據 1935 年稅法,公司收入在 5 萬美元以下的稅率降為 12.5 %, 5萬美元以上者增加為 15 %。 到 1939 年,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幾乎涉及美國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多數措施是針對美國擺脫危機,最大限度減輕危機後果的具體考慮,還有一些則是從資本主義長遠發展目標出發的遠景規劃,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國避免了經濟大崩潰,有助於美國走出危機。從 1935 年開始,美國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穩步回升,國民生產總值從 1933 年的 742 億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億美元,失業人數從 1700 萬下降至 800 萬 , 恢復了國民對國家制度的信心,擺脫了法西斯主義對民主制度的威脅,使危機中的美國避免出現激烈的社會動盪,為後來美國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二戰以後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 誠然,羅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終目的是為了加強國家資本主 義,以克服經濟危機,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新政」是他醫治資本主義社會的疾病在常規療法不能奏效的情況下試用的一種試驗性的療法。事實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處,這也每每成為他的政敵發難的理由。「新政」實施過程中利益受損的階層也曾予以抵制和誹謗,甚至作為新政初期重要內容的《工業復興法》及另外兩項法案也在時隔兩年後被最高法院裁定為違憲。但是,只要我們真正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審視「新政」,就不難看出,「新政」號准了美國經濟 和社會生活的脈博,「使人們能夠重返工作,使我們的企業重新活躍起來」的口號,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充分喚起了他們的積極性。羅斯福把保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保證公民就業作為政府的責任,尤其是以工賑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項目,不僅大大緩解了失業困難,刺激了經濟的早日復甦,而且許多基礎設施建設使美國經濟受益無窮。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發生大蕭條的措施和政策,為美國投入二次大戰及戰後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羅斯福也因此成為自亞伯拉罕·林肯以來最受美國和世界公眾歡迎的總統而永載史冊。 二、我們應怎樣借鑒新政 盡管我國經濟已經實現軟著陸,發展的勢頭良好,國家經濟實力顯著增強。未雨綢繆,防患未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在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還存在著不少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相當多的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下崗和失業人員增多,就業壓力加大;農業基礎仍然薄弱,經濟建設中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現象比較普遍,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不高;金融監管不夠健全,金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較混亂;地區發展差距仍然明顯存在,收入分配關系還沒有理順,城鄉都有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對 5.8 萬戶國有工業企業追蹤監測表明 , 「 1 至 4 月份國企指數再度下滑,達到- 109 點,比 1 至 3 月份下降 28 點,比上年同期下降 103 點……國有虧損企業生產經營狀況進一步惡化 , 虧損面擴大 , 虧損額上升 ,1 至 4 月份虧損額 上升 31.6 %,造成全部國有企業凈虧 88.7 %億元。」又據一九九七年 度勞動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公有經濟吸納就業人數減少,到去年年底全國國有企業尚有下崗未就業人員 634.3 萬人」 , 在全國 8.46 億勞動力中,每年新增就業人員就有 710 萬 , 占勞動力總數 80%左右的農村勞動力又常常處於間歇性待業狀態。應當明確,這些問題的出現是我們在改革深化、經濟發展中的必然現象,是前進中的問題,根本不同於西方國家經濟危機時期發生的大量失業現象,也有別於我國六十年代經濟困難時出現的就業需求嚴重不足的情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立足現階段實際,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措施。現實是歷史的重復和延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三十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行的「新政」措施,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美國的國情和我國當前面臨的情況也大不相同,但其對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現實問題,尤其是啟動市場和實施「再就業」工程,還有諸多可資借鑒之處。1 、強化金融監管力度,實行正確的貨幣政策,防止金融風險。 現代金融政策對國民經濟具有極大的調節作用,而現代經濟危機也多由金融界的混亂引起。去年以來,東南亞的金融危機波及許多國家,我國由於經濟發展態勢良好,保持了金融市場和人民幣的匯率穩定。但必須從中吸取教訓,採取積極措施,努力防範和化解可能出現的消極影響。實際上,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國大量的產品以出口東南亞國家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影響也是明顯的,會使一些企業的經營形勢更加嚴峻,導致下崗、失業的職工人數越來越多。這也警示我們,要時刻注意虛擬資本急劇膨脹的負面影響,預防「泡沫經濟」的出現,保持適度外匯儲備,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及時發現和疏散金融風險,在開放外資和金融市場方面一定要慎重行事。同時,要在優化產業和產品結構上狠下功夫,盡快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努力消除投資膨脹、房地產和股市過熱、低水平重復建設、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急劇增加等因素對經濟發展造成的隱患,從多方面做好抵禦金融危機的准備,防止由於金融政策的失誤對國民經濟和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帶來不應有的損失。 2 、以工代賑 , 啟動市場。政府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入 , 通常能帶來幾倍於投資額的社會總需求和國民收入,起到經濟學上所說的「乘數效應」。這方面,「新政」通過興辦基礎設施和公共項目促進經濟復甦並藉此幫助失業者的做法堪稱典範,世人有目共睹。目前,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後仍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也使通過增加國內投資和國內需求來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增長顯得更迫切、更有必要。推行這個戰略措施,我們有許多有利條件:城鄉居民儲蓄余額近 5 萬億元,儲蓄率遠遠高於其他國家,有外匯儲備和外幣存款 1800 多億元,社會上還有數萬億元手持現金和流動資金;有各類庫存、積壓物資近千萬元,糧食儲備豐富;全國轉產的國有集體企業有數萬億元資產的廠房、設備、場,有條塊分割體制下形成的盲目建設、重復投資項目和半截子工程等等。同時,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亟需在這些領域施展才能,開辟新的就業門路。中央已經根據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需求,在擴大內需、增加投資等方面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提出了三年增加政府投資 7500 億美元的計劃。現在要緊的是加強投資啟動,集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資金向社會發行建設公債,在全國有計劃地逐批興建農田水利、鐵路、公路、文化體育設施及其它公共工程項目,開發一批投資小、見效快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增加就業崗位,提高全體國民的收入水平,有效地刺激合理消費,促進生產,盡快形成「經濟增長、財富增加、收入提高、需求擴大」的良性循環鏈。 3 、注重保護和發展民族工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形成了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局面,由於國家採取一系列優惠政策,「三資」這些年呈現出急劇上升的勢頭,對增強我國整體經濟實力,促進企業科技進步、產品更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給民族工業的發展以擠壓。毫無疑問,我們應當繼續實行吸引外資的政策,但制定保持民族工業的政策更是我們國家長久發展的大計。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為他們創造更加寬松的環境,提供優惠的政策,特別是信貸政策,促其更快更好地發展。只有給民族工業創造更加適宜的政策和社會環境,給民族工業減輕稅負,重視科技改造、科學管理,才能逐步增強其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自我改造的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才能吸引更多的資本、資源流向工業,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加快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 4 、重視農業,強本固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會有全國人民的小康。羅斯福「新政」把城市的繁榮和鄉村的振興聯在一起考慮,強調「如果農村人口沒有足夠的購買力購買鞋子、衣服、汽車,那麼工業 中心也要受苦」。在政策上則重視對農業的救濟、植樹造林,由政府開發電力資源等等。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居住在農村。近年來,農業的基礎地位在一片「加強」聲中實際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農村市場遠沒有開發起來。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給廣大農民帶來了實惠,但對農業不合時宜、不分章法地亂干預,農副產品的賣難和不斷加重的農民負擔又在不時地抵銷著這種實惠。農村存在著大量剩餘勞動力,卻又有大量的草場、荒漠、荒山、灘塗等資源無力開發。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市場的萎縮是整個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的重要因素。無論從社會穩定、城鄉協調發展,還是從提高中華民族素質、文明水平的角度來看,都必須重視並加強對農業和農村問題的研究,從宏觀上制定切實可行的農村經濟發展計劃,在政策上給予農業、農村、農民進一步的扶持、引導和幫助,實現農村發展、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當前,在啟動農村市場、鄉鎮企業二次創業、發展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調整農村經濟結構、開發利用農村閑置資源等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潛力,除了政策、科技、投入以外,積極引導、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國有企業、政府機關下崗分流人員投身這些領域,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不失為一種正確的選擇。 5 、充分利用人才資源,大力促進再就業工程。我們現在進行的改革,實際是自八十年代農村改革以來的第二次生產力解放運動。勞 動力始終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具創造力的因素。充裕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特而巨大的投入要素。一個窮困潦倒的天才,如果生活的唯一目的是考慮如何才能不再挨餓,那麼縱然他是蓋世英雄,也難有用武之地。在我國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大量的被精減幹部和下崗職工中,絕大部分是各行各業出類拔萃的人才,起碼也是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熟練勞動力。在原有體制下,這些巨大資源並沒有得到合理配置,有些被長期閑置,甚至有些在逆向運動,產生負面經濟效益,這是最大的浪費。回顧農村改革的歷程,成功的關鍵之一是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為他們的聰明才智得以充分發揮提供了廣闊的舞台。目前分流下崗的勞動力群體,從總體上看,與農村勞動力相比,無論在知識結構、技術水平、管理能力、內外交往等各個方面都具有更大的優勢,是一筆寶貴財富。一旦這些勞動力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優化組合,將是推動我國經濟建設的一股巨大力量。用好、用活這些人才資源,各級政府責無旁貸。政府各部門應該以此為目標,根據各自職責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計劃,逐步建立完善系統的再就業機制,做好就業服務工作,加快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建立和完善勞動力供求信息網路,為下崗職工提供求職、招聘信息,加強就業指導和培訓,引導下崗職工自主擇業、自強創業、依靠市場找職業,從多方面提高下崗職工的再就業能力,為實施再就業工程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力爭使全國絕大多數勞動者「人人有飯吃,人人有活干」。 6 、建立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我國的下崗分流人員中,國有企業職工占絕大多數。幾十年來,他們為國家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和企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造成目前許多國有企業隱入困境、富餘人員過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們在就業模式、就業制度上,對勞動力實行由國家主要是由國有企業包下來的辦法,還有如盲目建設、重復建設導致產品沒有市場,企業經營難以為繼;有的由於企業用人不當,管理不善造成企業停產停工,職工不得不下崗待業;有的國有企業經營機制轉變慢,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有的是由於企業產品、技術和經濟結構調整而導致職工調整和轉移就業崗位,等等。現有政府機關也大多是計劃經濟時 期的產物,數次改革都沒能走出「膨脹-精減-再膨脹-再精減」的怪圈,導致人員越來越多,而職能沒有大的轉變,甚至有些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起到了一些負面作用。企業和政府機關的這些 富餘人員必然要在改革進程中首當其沖,率先加入下崗待業的行列,這是大勢所趨。但這部分人決不是社會的包袱,他們用自身下崗的實際行動為國家各項改革創造了良好環境,用特殊的方式為社會作出了貢獻。政府和全社會要盡全力解決他們的困難。羅斯福「新政」的最初措施就是成立聯邦緊急救濟署,由政府撥出專款用來給失業者提供工作,一時找不到工作則作為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費用。我們欣喜地看到,黨中央、國務院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對此已有明確的認識,並正在付諸於各種實際行動。最近召開的全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已作出相應的部署,明確了政府、企業、社會分別承擔的責任。在我國,由於下崗、失業現象出現的時間短,而政府的再就業機制、措施還不完善、不配套,在下崗失業職工沒有找到新的就業崗位以前,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費用是最關鍵的一個環節,顯得尤為重要,事關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事關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事關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大局,務必高度重視,切實抓好。 7 、健全法律法規,保證各項改革的順利進行。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現代經濟的發展與法律的逐步健全完善是分不開的。羅斯福新 政的成功經驗之一是在推行過程中頒布實施了一整套法律法規,把新政措施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如先後頒布的《農業調整法》、《全國工業復興法》、《社會保障法案》、《工資工時法》等。在向市場 經濟體制轉化過程中,我國的就業政策已由「統包統配」變為指導就業,由政府安置變為市場調節。伴隨國企改革的深入,下崗、失業和再就業日益成為新的經濟現象,亟需政府部門全方位建立社會保障,為下崗失業職工進行失業、工傷保險、生育保險、醫療保險等,尤其 需要以法律手段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這樣有助於廣大職工在失業下崗後既可不過分依靠救濟,又能維持基本的購買力,緩解經濟困難對他們的沖擊。要努力保持各項政策、法規的嚴肅性,確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同時又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避免執行不一,出現互相撞車的現象。如我們既然鼓勵下崗失業職工積極從事個體私營經濟,就要同時保證堵住向他們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的口子,真正使他們的正當權益受到法律的保護。 8 、切實轉變政府職能。 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公民充分就業是政府的應盡職責。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政府的正常干預和宏觀調控。回顧人類發展歷史,人們會發現,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經濟基礎,否則,便會成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每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個關鍵的轉折時期,政府的制度就必然發生相應的變革。我國現行政府機構的基本框架,是在原有計劃經濟條件下逐步形成的。過去雖然進行過多次調整和改革,但由於歷史條件限制和宏觀環境制約,很多問題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已經明確了政府機構改革的基本思路,自身改革已逐步納入了各級政府的議事日程。機構改革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裁撤機構、削減冗員,而在於徹底轉變傳統的治理國家的方式,採用先進科學的方法,迅速適應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要求。根據這個要求,本著精減、統一、效能的原則,著重在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建立科學規范的運行機制上下功夫,對政府部門該加強的加強,該合並的合並,該撤銷的撤銷,並按照權責一致的要求,合理調整部門的職責許可權,加強宏觀調控和執法監督部門,明確劃分部門之間的職責分工,完善行政運行機制,決不能允許幾個部門辦同一件事的現象繼續存在下去,為改革發展穩定創造良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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