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平安股票拍卖

Ⅰ 高洪星的人物履历

1962年，高洪星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全旺镇全旺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兄弟众多，经济拮据，和很多浙商一样，他初中就辍学了。
1980年，为符合18岁当兵的年龄要求，高洪星虚报了一岁，当了一名基建工程兵。虽然文化程度并不算高，但在一群新兵蛋子中，他被营长发现对数字敏感，脑瓜好用。于是，他被选调到了营部财务组做财务，管理工程预算施工经费之类。高洪星就此和“数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2年，本来一心想做一个“想当将军的好士兵”，但两年后，部队大裁军，共计100万部队人员要集体转业到地方，消息传来后高洪星十分沮丧。按照基建工程兵总部的安排，31支队（师）整建制调入深圳转业为当地的建设集团公司，其中包括高洪星所在的302团。几天内，部队就开始调防，高洪星和官兵们失落的登上闷罐车。列车徐徐启动，开向南方。
1983年，高洪星从部队专业被调入深圳市市政工程公司工作。后被送到广州中山大学培训半年，学习财务知识。学习结业回到深圳，他又听说深圳市委组织部制订了一个干部培训计划，通过全国高考，选送一批干部和后备人才到大学读书，高洪星报了名。
1985年，他经过一番努力，顺利考上深圳大学成教学院的会计专业，和他一起复习的200多人中，只有10多人最终考上。入学半年，他接触到许多信息，预感到金融改革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资本市场必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他决定由会计专业改学更具挑战性的财政金融专业。重回校园的高洪星，终于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1987年高洪星大学毕业，恰好遇到组建深圳发展银行。这是一家由特区内农村信用社改制筹办的商业银行，正在进行全国首家股份制改革试点。当时，偌大的中国，竟只有深圳大学和另一所高校设置有金融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高洪星自然成了“香饽饽”。他被选中调入深发展当信贷员，兼任银行的团委书记。3个月后，他被派往蛇口支行当信贷主任，参与银行改制和管理工作。
1988年4月，银行人事制度改革，全行干部竞聘上岗，26岁的高洪星当上了深圳发展银行爱华支行行长。就在这一年世界经济不景气，香港刚刚经历了一场股灾，深圳金融业普遍效益不好。在这种境遇下，高洪星领导的爱华支行，却是全行管理最好、效益最好的先进支行，爱华支行因此被誉为深圳发展银行的“黄埔”。高洪星也成为全行瞩目的年轻高管人才。后来他又考上了深圳大学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班，系半脱产在职学习。在别人看来，这样的日子过得很苦，但他乐在其中。两年后，他顺利获得了硕士学位。 高洪星在深发展总部信贷部工作时，银行正在大力推销深发展股票。“深发展”是深圳股票交易所继“深宝安”之后的第二只股票，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只金融股票，升值潜力巨大。
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股票是怎么一回事，股票很难推销出去。银行计划发行1200万的资本金股票，还有500多万不知卖给谁。领导当时没办法，便下令推销。高洪星没闲着，一个个地去拜访老领导，用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金融知识，大讲股票的好处。他说服了许多人，很多机关干部通过他买了一些股票，而且后来都发了财，高洪星由此得了“送财童子”的称号。
高洪星自己也买了一些股票。因为身上没钱，他就回大学找同学借钱，回到老家找亲友筹钱，凑了2万元买了1000股深发展股票。深发展最初的发行价是20元1股，2万元买来的股票，直到1995年他要离开深发展时才出货。8年时间，2万元变成了4000万元。这是他在资本市场创造的第一个“神话”，同时也为他日后从事高层管理工作能坚守廉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5年，国家为进行农村金融信贷改革，促进农业、粮食生产发展，决定建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高洪星因其在深圳发展银行出色的业绩表现，被调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信贷处任处长。
1997年，他被提拔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珠海分行行长，是全系统最年轻的分行行长。上任之后他严抓信贷资产质量和管理服务水平，使珠海分行成为全系统利润及各项指标完成最好的分行。成为全系统年纪最轻、学历最高的高管人员。感觉知识需要更新的高洪星，参加全国统考，考入浙江大学攻读管理工程的博士学位。5年时间，他完成博士学业，之后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生导师，到2013年他已培养出9届32名金融学研究生。至今他每年还要带3至4名硕士生。
2000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规模庞大，亟需加强管理。证券市场的沪、深两市已有了近3000家上市公司，股票市值达到20万亿元左右。这时，高洪星又从银行系统调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任副总经理兼党组成员，分管华南五省的30多个证券营业部的业务。高洪星上任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他也对证券这个新的领域有了更深的了解，对金融资本市场的研究更趋成熟。此后两年，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到一段低迷时期。高洪星以独到的眼光，看到了市场的机会，他要作一次收购重组的大动作。 2003年，广东江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政府决定出售股权。高洪星得到消息，邀请几家民营企业合资3000万元，收购了江门证券，并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改名为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迁址到了深圳，高洪星出任董事长兼总裁。华林证券成立一年多后，就令同行刮目相看，为企业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创造了无数个亿万富翁，因此华林证券也被金融界誉为“小君安”之称。
2004年，华林证券遇到了一次投资平安保险的极好机会。当时股市低迷，平安保险还没有上市。高洪星和股东们参加一次政府的公开拍卖活动，以每股3元的价格购买了平安保险6%的股权，当时的市值为6亿元。到2007年，平安保险股票的价格最后升至140元。6亿元的投资变成了276亿元，股东们都变成了亿万富翁。高洪星因此成为了事实上的深圳最富有的人之一，再次创造了资本市场的神话。
除了在资本市场上运作，高洪星还有另一类“耕耘”：笔耕不辍，着书立说；诲人不倦，教书育人。这些年来，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写出了2本金融专着和几十篇论文。刚过而立之年，他的专着《现代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就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在《国际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等知名刊物发表了几十篇论文。 2005年，高洪星回到浙江老家，在杭州注册了浙江省第一家合伙制企业公司，起名为中证大道投资管理基金公司。高洪星将中证大道公司的主营定为主做PE、风投业务，投资了许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中证大道公司的资本增长速度很快。并在杭州市钱江开发区开办了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
2007年，他参与了重建汕头商业银行的工作，并担任汕头市商业银行负责人、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又是一家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商业银行。高洪星就像起死回生的良医，承担起了汕头市商业银行的重组工作，一些民营企业和金融界人士也追随左右。
2008年，高洪星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投资1亿元给北京“新京报”，成为第二大股东，《新京报》一度成为最赚钱的报纸之一。随着创业理想的逐步实现，他有了新的梦想。为了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发展，这一年他投资移民到了香港，到香港注册了一家基金投资公司。 或许是因为投资《新京报》，让高洪星对文化传媒市场颇有情结。 2009年，他和股东们投入10亿元港币，开始创办香港卫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香港卫视的牌照批给了他，并且一次批了6个频道。
2010年，香港卫视正式开播。高洪星将打造香港卫视作为他后半生的主要事业，决心把香港卫视打造成有国际影响的优秀媒体。高洪星给香港卫视的定位是“立足香港、延伸两岸、融入世界”。现已经在内地15省区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在巴黎、伦敦、台北等地建立了记者站，美国、日本、韩国、朝鲜、菲律宾等国的记者站也正在筹建中。香港卫视租用了3颗卫星，24小时滚动播放节目，信号覆盖亚太、欧洲、非洲的150个国家和地区。
2010年，深圳市政府到香港为深圳前海新区举办了第一次全球招商活动。这次招商会，有20多家大财团积极报名，新闻媒体机构只有香港卫视一家。高洪星第一个签约，投资建立香港卫视深圳总部。深圳政府热情欢迎香港卫视落户前海，拟批出土地给香港卫视。高洪星准备在这块土地上建设10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作为香港卫视的制作、发射和经营基地。
2011年12月，香港卫视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正式进入了大陆网络电视，是第一家进入大陆的港澳台电视机构。
2014年1月，香港卫视与华氏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将在辽宁盘锦市辽滨开发区以 BT和EPC模式，整体开发总投资约600亿元的“中国·迪拜欢乐岛”项目，预计今年年内启动。
2014年10月，高洪星投资兴建浙江饭甑山整个旅游休闲开发项目，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包括核心景区、饭甑山民俗祈福文化游览中心、九仙湖宗教朝圣文化休闲区等，计划总投入10.8亿元。

Ⅱ 深度绑定会出现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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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复盘华谊兄弟：从楼起到楼塌，中间经历了什么？

透镜公司研究
2022年7月18日18:00北京透镜公司研究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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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院子弟”到“内娱教主”，侦察兵出身的王中军看起来走得十分顺利，仿佛是把苦难都放在了后头。
如今，困境重重的华谊兄弟已不复当初“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的风光，作为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王中军和弟弟王中磊久久在债务和麻烦中间穿梭。2022年6月，兄弟俩连收两份警示函，7月8日，兄弟俩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
看起来，华谊兄弟的风险还在持续，走过了28个年头的华谊兄弟前路几何？
失守电影市场、多元化布局临考验、4年亏损超过64亿元、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比例极高……《商学院》就上述现象及未来发展战略问题向华谊兄弟发送采访函，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
顺风顺水的开始
冯小刚成为了华谊兄弟的金字招牌，“冯氏喜剧+华谊兄弟”的组合在影视行业几乎是所向披靡。王中磊也评价说：“华谊的江山，有一半是冯小刚打下的。”
王中军是根正苗红的“大院子弟”，生活氛围昂扬积极，也不愁吃穿，所以他的人生轨迹总是出乎意料，想到哪里就走到哪里。
16岁时，王中军“子承父业”参军入伍；4年后被分到国家物资总局，成为体制内的人；25岁时想出来当自由职业者，于是又辞去“铁饭碗”；个体户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经历了出国潮，于是跑去美国留学……华谊兄弟的故事就是从王中军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硕士学位回国之后开始的。
1994年，34岁的王中军学成归国，他早就想好了要开一家广告公司。这一年，王中军和弟弟王中磊成立“华谊兄弟广告公司”，主要给企业设计LOGO。当时第一个大单子来自中国银行，要完成中国银行15000多个营业点的CI（Corporate Identity，即企业识别）标准化设计，华谊兄弟广告公司把中国银行的标志全部改成红标、黑字、白底，也因此公司一举成名，此后又先后接下国家电力、中石化、农行金穗卡、华夏银行等大单子。
靠着广告公司，王中军赚得盆满钵满“有个把亿”，在当时已经是富豪级人物了。于是各种机会自己找上门来，其中就包括电影投资。
王中军是大院出来的孩子，当然也有很多大院的朋友，比如当海军之后回来成了作家的王朔；比如写《梦开始的地方》的导演、编剧叶京；比如出演叶京导演的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的张涵予；比如姜文、冯小刚、赵宝刚、葛优……
可以想象，往往在一个朋友聚会上，就聚集了作家、编剧、导演、演员甚至投资人等各种角色。看起来很偶然的电影转型，似乎也不那么令人惊讶。
1998年，冯小刚导演的《没完没了》华谊兄弟投资几百万元，“躺赚”5000万元。这部电影基本奠定了华谊兄弟和冯小刚的商业合作模式，王中军对冯小刚说：“以后你也不要到处去找钱了，你的电影我都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想干什么都能干成”的王中军带着弟弟，和才华横溢的冯小刚组成了一个尽显峥嵘的“铁三角”，在影视行业闯出了不小的名堂。
此后由华谊兄弟制作，冯小刚执导的《大腕》《手机》《天下无贼》等贺岁电影，无一例外成为贺岁档票房冠军。另外还有《夜宴》《集结号》《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等知名电影，也是华谊兄弟出钱，冯小刚出力，合作双赢。
到2000年，王中军、王中磊兄弟成立“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电影公司。
冯小刚成为了华谊兄弟的金字招牌，“冯氏喜剧+华谊兄弟”的组合在影视行业几乎是所向披靡。王中磊也评价说：“华谊的江山，有一半是冯小刚打下的。”
两大猛将脱离
王京花携大批明星从华谊出走，该事件在当时被称之为“地震”级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的演艺经纪业影响深远。
除了冯小刚，王京花是华谊兄弟早期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她被称为“内娱第一经纪人”，带出过无数明星大腕。
据新京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王京花在华谊兄弟的5年（2000年~2005年）时间里，除了培养出李冰冰、范冰冰等明星，还签下了胡军、夏雨、佟大为、任泉等艺人。华谊兄弟官网也指出，在艺人经纪的早期发展阶段中，用作品附加明星价值，培养出范冰冰、李冰冰、周迅、黄晓明等国内一线艺人。
另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02年港星关之琳与华谊签订合作约定，成为继刘嘉玲之后又一位加盟内地影视公司的香港影星。而这些港星的加入也是在王京花的任职期间。
通过王京花打理的明星经纪业务，华谊兄弟完全可以自己捧自己的艺人，然后冯小刚在明星的基础上打造经典电影，进一步发展艺人的名气，形成良性循环。那时，华谊兄弟是国内少有的电影和艺人经纪双重发展的公司，几乎顺利成章地成为了影视圈的老大。
不过，在电影业务上有冯小刚，在艺人经纪业务上有王京花的华谊兄弟，接下来迎来了两大猛将的脱离。
2004年，冯小刚出走华谊。王中军在访谈节目《酌见》中提到，那时候冯小刚的离开是因为有人给出了更高的价格来招揽，冯小刚来告知他们自己准备“创业”的时候，已经和对方都谈好条件了。
到2005年，艺人经纪的“当家主母”王京花与华谊兄弟5年合约期满，也离开了华谊。新京报报道指出，王京花携大批明星从华谊出走，该事件在当时被称之为“地震”级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的演艺经纪业影响深远。有专家向《商学院》记者肯定了这一观点，表示当时的“出走”事件“几乎掏空了大半个华谊兄弟”。
不过，王中军在公众场合总是一遍遍地强调“离开的艺人没有几个”，说王京花于华谊公司而言只是一个公司的经纪老总，离开的影响并不大。
深度绑定明星
对华谊兄弟本身来讲，深度捆绑明星在短期内或许会节省成本，但从长期来看，华谊兄弟付出了巨大的股权代价和巨大的商誉代价。
好在，冯小刚“出走”1年后又重归华谊兄弟，回来的冯小刚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产出经典电影《天下无贼》。
但这两人的“出走”经历给华谊兄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甚至直接改变了华谊兄弟与导演艺人的合作方式，让华谊兄弟在另外一条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脱离”1年，冯小刚重回华谊兄弟，不仅身价翻倍还拿到了股权，从“一个厉害的导演”变成了导演兼公司股东。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华谊兄弟不仅深深捆绑了冯小刚，而且用同样的方式开始深度捆绑旗下明星艺人，开启影视行业深度绑定明星的先河。
2013年9月，华谊兄弟花费2.52亿元，收购张国立名下的浙江常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70%的股权，溢价接近36倍。
此时这家公司成立才3个月。
2015年10月，华谊兄弟花费7.56亿元，收购明星股东持有的东阳浩瀚70%股权，溢价高达75倍。此时东阳浩瀚成立仅1天，而这些明星股东包括李晨、冯绍峰、Angelababy、郑恺、杜淳、陈赫等。
2015年11月，华谊兄弟豪掷10.5亿元，收购冯小刚名下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70%股权。此时东阳美拉刚成立2个月，亏损5500元，而华谊兄弟给的估值是15亿元。
除此之外，华谊兄弟还以分股权的方式，将股权分给了李冰冰、黄晓明、张纪中、邓超等明星大腕。
上述收购案例无一不是豪赌，背后也确实跟随着一份份对赌协议。只不过，签下了对赌协议依然有不少业绩爽约。
比如冯小刚承诺，2016年至2020年，美拉传媒承诺每年税后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且每年增长15％。最开始的两年，冯小刚“踩线及格”，到2018年只完成6501.5万元业绩，冯小刚补偿6821万元；2020年只完成552.38万元业绩，比承诺数少1.75亿元。原本看似万无一失的对赌，冯小刚赔付了一定的现金，但华谊兄弟面临的还有商誉等资产大幅减值。
撇开对赌后续不谈，在当时的背景下，深度捆绑无疑是华谊兄弟的又一模式的创新，但也让华谊兄弟一步步走上了“玩资本游戏”的道路，甚至让整个影视行业风气都为之变化。
青年剧作家、导演向凯指出，当时华谊兄弟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地砸知名导演、砸流量明星、砸知名IP。那时候不管是演员还是导演，流量虚高和片酬畸高的现象非常严重，看起来是锁定未来的利润有效降低片酬的支出，但实际上深度捆绑吃了很多亏，这种风气也让当时的影视行业不顾流量“虚胖”盲目追求流量明星。
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透镜公司创始人况玉清也表示，通过股权捆绑艺人的举动，可以说是华谊兄弟对整个行业生态的破坏的开始。
“因为这极大地提升了整个行业的艺人成本。当明星艺人们能够通过股权，通过资本工具去获取收益的时候，片酬就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收益了。所以导致整个行业的艺人成本水涨船高到了一种令行业难以承受的程度。”况玉清解释道。
况玉清表示，对华谊兄弟本身来讲，深度捆绑明星在短期内或许会节省成本，但从长期来看，华谊兄弟付出了巨大的股权代价和巨大的商誉代价。正是这些巨额的捆绑收购造成的商誉减值，成为了后续华谊兄弟连年亏损的主要来源。
从深度捆绑明星开始，华谊兄弟一步步加码资本手段，华谊兄弟越是体量膨大，越是被勒住脖颈。
失守电影
华谊兄弟处境极为尴尬——一边是多元化布局还未见成效，另一边就已经失守电影市场。
平心而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乃至开启豪赌的深度捆绑明星模式之后，华谊兄弟依旧是繁花似锦、烈火烹油。
2005年，“华谊兄弟传媒集团”正式成立；2009年，华谊兄弟成为内地第一家上市的影视文化企业，号称“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2013年，华谊兄弟电视剧业务实现收入5.18亿元；2014年，阿里、腾讯、平安和中信建投定增36亿元，成就华谊兄弟的超豪华股东阵容；2015年，华谊达到了市值顶点，接近900亿元……
华谊兄弟的风光不止于此。比如在多元化方面，华谊兄弟依靠外延式并购疯狂扩张，收购唱片公司、布局游戏产业，搭建起电影、音乐、游戏“三驾马车”。例如手游公司银汉科技、英雄互娱、上海刃游、自在传媒等都被华谊兄弟收入囊中或持有股权。
然而危机正在悄悄逼近。在明星经纪、音乐、游戏等多个领域强势闯入的华谊兄弟，似乎在电影市场慢慢力有不逮。
首先是“冯氏喜剧”失灵。2012年，冯小刚一改往常的喜剧风格拍摄了逃荒片《一九四二》，叫好不叫座。这部华谊兄弟投资高达2.5亿的电影票房不足4亿，电影上映之后，直接让华谊的市值在两个交易日内蒸发了13个亿。
当时业界对此的形容是：冯小刚打个喷嚏，华谊兄弟就感冒。
而与此相对的，是更多喜剧风格的崛起。比如不得不提的“喜剧之王”周星驰系列电影和成龙的功夫喜剧，比如姜文讽刺喜剧，比如宁浩的黑色幽默喜剧，比如徐峥的囧途喜剧，韩寒的文艺喜剧，以及后来居上的陈思诚探案喜剧、沈腾的开心麻花喜剧电影……
其次，是明星效应失灵。华谊兄弟捧红了那么多的一线明星，但说好的深度捆绑似乎也不长久，明星艺人陆续流失。自2010年起，李冰冰、黄晓明、杨颖、邓超等纷纷开起了自己的工作室，许晴、周迅等也已经跳槽，连颇受重视的葛优也在2011年离开华谊兄弟。
王中军也曾公开表示，发掘新演员也没那么重要了，“因为艺人现在的流动性太强，演员选择的余地也不像我们创业那个时候了——只有几个公司拍戏，一年好戏不超过5部。现在的演员一待着就有50部等着他拍。”
接着是电影市场份额下降。艺恩发布的《2015年国产电影发行市场白皮书》数据显示，2013年以后，华谊兄弟的电影事业急转直下，电影发行份额呈断崖式下跌，从2012年的13.6%滑落至2015年的4.5%，被五洲发行、光线影业、博纳影业和乐视影业反超。
2013年以后，华谊兄弟失去了把持多年的国内民营电影公司票房第一的位置。在2015年，华谊兄弟票房12.2亿元，排名第七，而当时排名第一的五洲发行票房达到67.5亿元。
图片来源：艺恩《2015年国产电影发行市场白皮书》
这个时候，华谊兄弟处境极为尴尬——一边是多元化布局还未见成效，另一边就已经失守电影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况玉清认为，华谊兄弟多元化进军实景娱乐的举动，其实从长期来看这个大赛道和趋势并没有问题，但是短期内问题却很大：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实景娱乐并不好做，二是这是一个重资产业务，需要巨额的投入，而华谊兄弟当前最缺的就是钱。
由盛转衰
2022年7月12日收盘，华谊兄弟总市值76亿元，相比于2018年近900亿元的市值高点，可以说是十不存一。曾经在影视圈呼风唤雨的华谊兄弟正在被抛下。
谈起华谊兄弟的颓势，有人说是从2005年王京花携艺人出走开始的；有人说是2010年以后从多位明星大腕纷纷离开开始的；有人说是从2012年底《一九四二》票房惨败，“冯氏喜剧”失灵开始的；有人说是从2013年大肆用股权绑定明星，将影视资本化开始的……但最明显的转变大概是从2018年“手机事件”开始的。
王中军回忆华谊兄弟这几年，只觉得“前些年比较顺”，直到2018年“手机事件”出现。
“手机事件”实在是说来话长。2003年底，冯小刚执导的《手机》上映，剧中有个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崔永元还曾受邀参与前期创作。但崔永元没想到，该角色在剧中还有婚外情的戏份，电影播出后崔永元饱受流言蜚语，并与冯小刚等愤然决裂。
15年后，冯小刚再拍《手机2》，编剧刘震云表示不会再用“手机”这个名字，但事实证明电影并未换名字。崔永元怒而发文“手撕”《手机2》，矛头直指《手机2》的导演、编剧和主演的女明星，牵连出娱乐圈“阴阳合同”事件，被称作是“娱乐圈的原子弹”，影响之深、范围之广震惊娱乐圈，至今仍有余悸。
王中军说这是华谊兄弟真正的转折点，“也是在完全没有任何防备的状态下，受到整个社会媒体的极为负面的攻击。”
2018年对于华谊兄弟来说实在艰难。《手机2》变手雷，旗下艺人被波及，后来税务局对范冰冰开出了8亿的罚单。与此同时，娱乐圈进入寒冬。
据多家媒体报道，“手机”事件爆发后，2018年6月4日“冰冰概念股”唐德影视、华谊兄弟跌停。与6月3日股价相比，华谊兄弟开盘跌停，市值蒸发22.755亿，唐德影视蒸发6.6亿，当日有40只传媒娱乐个股下跌，影视传媒股当天市值蒸发上百亿。
2018年，华谊兄弟首次出现亏损，并且往后再也没能扭亏为盈。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1年，华谊兄弟分别亏损11.69亿元、39.78亿元、10.48亿元和2.46亿元，4年来累计亏损超过64亿元。到2022年第一季，华谊兄弟再度亏损1.32亿元。
图片来源：《商学院》根据华谊兄弟财报数据整理
截至2022年7月12日收盘，华谊兄弟总市值76亿元，相比于2018年近900亿元的市值高点，可以说是十不存一。曾经在影视圈呼风唤雨的华谊兄弟正在被抛下。
不过，在况玉清看来，“手机事件”其实并不是华谊兄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应该是触发其危机爆发的一个触发点。他真正的转折点还是在于多年前大手笔地溢价收购明星旗下的公司，用股权深度捆绑明星。
“从他开始动用资本工具去进行短期扩张的时候，这个危机就已经埋下了。”况玉清总结道。
困境重重
王中军兄弟股权质押即将到期，从目前公开情况来看他们应该是不具有偿还能力的。这意味着如果股权被公开拍卖的话，华谊兄弟可能会出现实际控制权的变更，面临“易主”风险。
从经营利润上看，华谊兄弟的亏损已经逐年收窄，但从创始人兄弟的种种举动来看，华谊兄弟依旧困难重重。
“影视行业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业。”王中军曾表示，从前投七八百万拍电影的时代早已经不在了，现在投资七八千万的是低制作，投资两三亿的也只是中制作。
当华谊兄弟遭受困境，票房走低、连年亏损、负债累累、市值缩水，“缺钱”变成了最大的难题。于是王中军兄弟不停地去找钱，包括大幅度地进行股权质押，借此融资回寰，包括卖画还债，也包括找朋友借钱。
华谊兄弟有难，着实也有不少人伸出援手。据了解，史玉柱、柳传志等都曾借钱给王中军。
2020年4月底，华谊兄弟非公开发行股票进行再融资，老朋友们纷纷解囊，募得资金22.9亿元。其中，非公开发行对象包括阿里影业、腾讯计算机、阳光人寿、象山大成天下、豫园股份、名赫集团、信泰人寿、三立经控、山东经达9家公司，雪中送炭。
但王中军兄弟的压力依旧不小。截至2022年7月8日，王中军质押华谊兄弟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高达98.53%，王中磊质押华谊兄弟股份比例也达到87.14%。
图片来源：华谊兄弟公告
现在，王中军兄弟俩还有对应融资余额为6.99亿元的质押股权将在半年内到期，有对应融资余额为7.29亿的质押股权将在1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公告提示：其质押股份有部分合约正在协商续期中，存在一定平仓风险。
风险还在继续。从2021年起，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已经多次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2022年7月8日，华谊兄弟更是首次传出王中军、王中磊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消息。不过，华谊兄弟表示，涉事双方已签署和解协议。
对此，况玉清指出，王中军兄弟股权质押即将到期，从目前公开情况来看他们应该是不具有偿还能力的。这意味着如果股权被公开拍卖的话，华谊兄弟可能会出现实际控制权的变更，面临“易主”风险。
而更令人忐忑的其实是创始人兄弟不断减持的举动。雪球数据显示，从2020年以来，王中军累计减持华谊兄弟股票47次，共计减持1.3亿股；王中磊累计减持52次，共计减持0.75亿股。且进入2022年之后，两人减持行为更加频繁，甚至有投资者开启了“每日竞猜”模式，嘲讽王中军、王中磊“今天减持多少？”
向凯直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实际控制人王氏兄弟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是自救，而是套现。无论初心是什么样的，现在他们的一系列动作都变成了面子工程，深深套牢了股民和资本。
大厦危已？
如果华谊兄弟只坚持做电影，只出品电影或者做影视长视频，那华谊可能还不至于走到今天的地步，最起码还能维持生存，扛过眼前的困难。但是华谊的多线产业似将耗尽了他的最后一滴血。
王中军的大半生似乎都不受什么限制，自由洒脱又真的能吃苦，想干什么都能干成。这也让华谊兄弟在很长一段时间总是展现出行业领袖的气质，总是成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比如在酒桌上对冯小刚许下“以后你的电影我都投的承诺”，电影合约制就这么出现了；比如从第一家民营电影公司走到第一家电影上市公司，完全靠作品说话；比如电影公司发展明星经纪业务，形成“影视制作+艺人经纪”双轨道路；比如摸索出“影视公司+当红明星+大IP”的模式，被争相效仿……
除此之外，华谊兄弟最先开始提倡大制作、大投入、大产出，强调大手笔的制作和宣发，也是华谊兄弟最先开始发力海外渠道，把电影《大腕》变成中国第一部实现全球票房的影片。
华谊兄弟在影视行业掀起过无数次风潮，但是王中军“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的气质却没能延续到最后，连带着从最开始就顺风顺水、后续发展一路走高的华谊兄弟也步入惨淡的结局。
对此，向凯表示，时至今日华谊兄弟其实是陷入了各种问题导致的“综合病发症”——其面临的不是单单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华谊兄弟的阴阳合同、深度捆绑明星艺人、大跨步的多元化发展、电影市场的变化、监管趋严乃至疫情防控，以及老旧的管理思想等等多方面的问题，最终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轰然倒塌。
有业内人士告诉《商学院》记者，华谊兄弟当年成长起来的很多支柱都已经倾塌了，前景堪忧。而华谊兄弟原来打造的新的增长曲线，受制于防疫常态化，很多项目也很难被看好。再加上内容制作的过审风险、监管对流量经济的整肃，也影响到华谊兄弟IP衍生效应的发挥，更别提股权绑定明星的机制，也不是政策所倡导的，“整体来说，不管从虚的还是到实的，华谊兄弟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向凯表示，华谊兄弟这些年来给行业带了很多好头，也为中国影视行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但是也有过一些错误的举措，成为反面教材。
比如在管理方面，华谊兄弟一直是高举高打的作风，一般只愿意和大牌的导演和大牌的演员合作，也不会“降低格调”去和新的团队、艺人、编剧、导演合作，不会去做底层的IP开发。所以看似很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实际上基石松散，底层和中间力量没有培养起来。
比如在多元化方面，向凯认为华谊兄弟思想太活跃，步子迈得太大——他觉得自己是行业的老大哥，觉得自己能一直撑起整个电影的半边天，觉得自己可以发展成整个电影公司的典范，但是后来他又做艺人经纪又做音乐又做游戏又做文旅，概念丛生，难以成事。
“如果华谊兄弟只坚持做电影，只出品电影或者做影视长视频，那华谊可能还不至于走到今天的地步，最起码还能维持生存，扛过眼前的困难。但是华谊的多线产业似将耗尽了他的最后一滴血。”向凯表示。
况玉清认为，如果华谊兄弟还有出路的话，一定不是在实景娱乐上，因为华谊兄弟等不起。最后的希望可能还是在于其核心业务——影视板块上面。如果疫情防控情况乐观，如果华谊兄弟又能抓住这波机会在主营业务上有所建树，或许有可能迎来扭亏。
不过，在向凯看来，像华谊兄弟这样的企业，没有上亿元的保底资金是很难支撑一部新电影的拍摄的。而华谊兄弟目前却是处于要资金没资金、要内容没内容、要团队没团队的“三无”情况，窟窿太大难以填补，几乎很难有巨大的转身。
漫漫28载，华谊兄弟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一直在创新前沿奔跑奋斗，不停地进入新战场；最后也像是跑错方向的犀牛，曾经一步踏错，就慢慢失去方向，被时代抛下。
回望过去，曾经那个16岁的尖子侦察兵果决勇敢、英武蓬勃，而现在的王中军到了可以退休的年纪依然要为债务奔波，大厦危已、名将白头，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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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井不深
有梦想，是好事。对于每一家公司而言，梦想都是推动自身进阶的核心源动力之一，是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 但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华谊兄弟却没有走出如同华纳兄弟和迪士尼般稳健的足迹。在资本的诱惑下，华谊兄弟的步子越迈越大，逐渐偏离原来的轨迹，最终使得自己的电影根基摇摇欲坠，从而陷入一场大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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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网友
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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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高盛在中国资本市场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双面”高盛 众所周知，从今年11月的CPI达到4.4%，并创出25个月以来新高的情况来看，中国内地加息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即就是加息，目前银行存款一年期2.5%的利率水平，相对于CPI而言，依然处于负利率水平。要想使得百姓的财富增长速度赶上CPI上涨的速度，投资成为百姓一个不得不为之的选项之一，因此加息对股市的下跌影响力，作用不会太大。至于上调印花税，则更显得有些滑稽。目前股指在2800点附近震荡，蓝筹股的市盈率仅为10倍左右，市场根本不存在“投机过热”迹象，何谈上调印花税呢？至于传出内地基金大佬级人物范勇宏先生被双规的消息，更显得有些好笑。范勇宏先生作为国内基金业的领袖级人物，其被双规的消息自然在市场中引发担忧，进而引发A股市场的大幅震动。事实上，上证指数再度暴跌3.98%，收于2894.54点。谣言惑众的作用已经起到了。尽管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新闻发言人张后奇先生11月17日迅速出面澄清说，此为市场谣言，纯属无中生有。但谣言对市场的负面冲击作用已是木已成舟。 值得玩味的是，高盛看空A股的传闻。如果我们再参考12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名为《要警惕和打击操纵市场的国际资本大鳄》，感觉就更清楚了。该文旗帜鲜明地指出，上调印花税谣言以及某国际知名投行向投资者群发卖出中国股票邮件是大跌的导火索。文章特别指出，此前不久，正是这家投行发布了积极看好中国股市投资前景的策略报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操纵股指牟利之嫌。据此，《南方日报》亦撰文指出，该文所指的国际知名投行，依据事实，显然是指高盛无疑。这也难怪有媒体称，在此轮暴跌之前，高盛公司分别向中国境内媒体和境外客户提供了内容迥异的“阴阳”两份研究报告，一份是向内地公众唱多中国股市的；另一份却是向其客户下达卖出指令，掩护其客户从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卖出的。 为什么这次又出现了高盛的影子？为什么国内主流财经媒体经常质疑高盛，每逢中国有重大政策出台或调整之际都能“精准”押注，使其客户和自身大牟其利？高盛到底在中国资本市场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狼外婆”或是“吸血鬼”？那么，就让我们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子，看看高盛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吧！ 一屠金融资本 作为国际投行大鳄，高盛对赚取资本市场的“快钱”向来是来者不拒，由此培养出其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高度敏感性。1984年，国内举办的盛大的建国35周年大庆让高盛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势头，为了便于就近观察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动态，方便制订进军中国资本市场的策略，高盛在香港成立了亚太地区总部。 1990年，国内证券市场设立，让高盛嗅到了香味扑鼻的商机。为此，高盛动用了其在美国政界、商界、金融界等多方面的人脉资源，为其打开中国金融资本市场铺路。高盛的努力没有白费，1994年，高盛获准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代表处。与此同时，高盛成为第一家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中国B股股票的外国投资银行。拿到进军中国资本市场“通行证”的高盛丝毫没有耽误这“从天而落”的馅饼，把其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步迈向了其最熟悉的金融市场：1994年6月，美国摩根投资银行和高盛正式参股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以超过每股净资产6倍的价格取得平安13.7%的股份，其中高盛投资3500万美元。2005年，汇丰银行出资81亿港币收购高盛、摩根手中9.91%的中国平安股权。高盛转让平安保险股份之后，10年投资收益高达30倍以上。有趣的是，2007年3月1日中国平安发行上市之日，高盛参股的高盛高华证券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参与了中国平安的IPO发行，为已经是赚的盆满钵余的高盛又奉献了一把。 杀向中国金融资本的第一刀让高盛品味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美味的大餐，30倍的投资回报让高盛尝到了“嗜血”的快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高盛把砍向国内金融资本的刀锋磨得更加锋利。2002年，高盛担任中银香港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2003年，高盛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资助该合资公司收购了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及地产资产组合。与此同时，鉴于高盛在国际投行的大鳄地位，高盛也成为第一批获得中国政府发放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执照的金融机构，投资国内A股市场的额度为5000万美元。 2005年，对于高盛扮演的中国金融资本市场“杀手”这个角色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为忙碌的年头。高盛先后担任交通银行价值21.6亿美元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在淡马锡控股以14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在苏格兰皇家银行以16亿美元入股中国银行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担任凯雷投资集团收购中国太平洋人寿24.9%股份项目的财务顾问。而这一年最为引人注目的重头戏则是高盛以18亿美元入股工商银行。 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国内银行登陆资本市场上市发展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高盛也非常看好国内银行上市的商机。不过，为了降低参股工行的成本，增加自己在参股工行价格上的话语权，高盛也是颇费心机。先是利用评级机构说事，惠誉国际评级在当时一份评价工商银行的报告中指出，资产负债状况近来出现的改善能否长久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惠誉认为，工行的资产质量状况依然欠佳，截至2004年12月底，其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为4.7％就是一个明证。在此背景下，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投资人要求拟上市的国内银行改善资产质量。为此，四家国有银行在上市前，政府用行政手段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了由银行剥离的2.5万亿元不良资产，这不仅使四家银行大大“瘦身”，资产质量一夜之间大幅改善，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的是一个甩掉历史包袱、资产优良的银行股权，使得国家担负了银行改制的巨大成本，也导致了工行发行价的低迷。2006年4月28日，高盛以25.822亿美元的总价认购164.76亿股工行股份。而在高盛成功地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入股工行以后，利益的驱使使得高盛为国内银行大唱赞歌，工行也在一夜间由一个资产状况不佳的银行一跃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而当国人沉醉于这个“全球最赚钱的银行”称号之时，高盛则是低声埋头发大财，其持有的工行股份4年获利近120亿美元，资产增值4.65倍。高盛在去年6月沽售约30.32亿股，已套现19亿美元。 通过参股国内金融机构赚取丰硕收获的同时，高盛也把屠刀挥向了俨然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内产业资本，利用资本优势和人脉资源，对国内优秀企业展开了新一轮“剪羊毛”运动。 二屠产业资本 高盛在国际投行中的卓然地位为其在国内企业开拓投行业务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便利。很多国有大型企业寻求海外上市融资时，由于缺乏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了解，也缺乏与国际资本沟通的渠道，这就为高盛“一个萝卜两头切”的内外通吃手法大开方便之门。 从1997年高盛担任中国移动募资40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至2006年，南方航空、中国石油、中国网通、中芯国际、东风汽车、北汽控股、盛大、平安保险、中兴通讯、TCL、联想集团、中海油、分众传媒、上海先进半导体的融资上市都有高盛的参与。2006年，高盛再度向国人展示了其高超的资本“吸血鬼”玩技。 2006年4月26日，高盛以20.1亿元人民币中标双汇股权拍卖，获得双汇集团100%股权，间接持有双汇发展35.715%的股权，后通过受让掌握60.715%股份。2006年6月1日，高盛提出全面要约收购。高盛参股双汇发展以后，借助着双汇发展这只“下金蛋”的母鸡，通过加大利润分红比例以图迅速收回参股成本，其中以2006年与2007年最甚，分红方案均为每10股派8元，其中2006年度现金分红41084.4万元，2007年度现金分红48479.59万元，分别占当年合并报表净利润88％和86％。2008年比例有所回落，每10股派6元，但仍占净利润52％。最高分红额度占净利润额度的比例高达88%，这在国内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中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如此，随着2007年国内股市牛市的到来，高盛在狂吞双汇发展分红的同时，悄悄地把自己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鼎晖投资以及其他公司，并未在双汇发展信息披露中有所提示，直至2009年12月14日双汇发展才对外发布澄清公告，双汇发展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督查。 2006年7月20日，高盛以每股3元的价格从西部矿业前股东东风实业公司受让3205万股。2007年4月8日，西部矿业召开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2006年12月31日该公司股份总数32,05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每10股转增12股，以法定公积金按每10股转增3股等方式大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以未分配利润按10送35股比例送股。转增和送红股后，高盛持有西部矿业的股权猛增至1亿多股。2009年3月5日，西部矿业发布公告，称2008年8月7日至2009年 3月3日，Goldman Sachs Strategic Investments L.L.C.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出售所持西部矿业公司119,150,000股股份，所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若按减持期间市场均价8.67元计算，高盛累计套现10.3亿元。高盛持股西部矿业1.923亿股的全部投资成本只有9610万元，以减持市值和持股成本计算，投资回报高达974.3％。高盛对西部矿业的此次投资曾被业内人士指责有手续违规、利益输送、关联交易、操纵市场的嫌疑。 2007年9月3日，高盛对海普瑞增资491.76万美元，持股数增至1125万股，占有12.5%的股权比例。2009年，高盛持有的外资股变更为4500万股，平均持股成本约为1.57元/股；以海普瑞148元的发行价计算，高盛获利达93.27倍。 在随后的日子里，在新东方、阿里巴巴、国美电器、分众传媒、中国粮油控股、先声药业、英利新能源、宁波银行、中国铝业、北京控股、远洋地产、雨润食品、SOHO中国、东南融通、波司登、尚德电力、中国旺旺、远洋地产、茂业国际、太平洋航运、吉利汽车的上市融资路上，都能看到高盛这个资本大鳄的身影。而在掘金国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后，高盛也把资本阴影伸向了刚刚迈过“温饱”进入“小康”的国内中小投资者。 三屠中小资本 今年的股市让很多中小投资者极为郁闷，因为股市中为数不多的行情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直上直下的“坐电梯”。从11月11日至今，沪指单日涨跌超过50点的大幅异动次数超过5次，使得很多习惯于波段操作的投资老手疲于应对。 导致股指直上直下的因素很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股指期货大幕拉开后，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了对冲时代，进入了做空也可以赚钱的股指套利时代。各种迹象表明，这一次的暴跌固然有宏观面的原因，但是，市场中存在着一股不为投资者所知的雄厚资本，利用国内指数编制上的缺陷以及金融衍生品工具通过操纵指数和影响舆论造成市场短期大幅异动来谋取暴利。而能够在市场上具备如此雄厚资本实力和影响舆论能力的大玩家中或许就有高盛的背影。 从高盛精确出台的国内外“阴阳”研究报告来看，其出台时机和市场异动时机极为吻合，由于能够看到高盛精准研究报告的都是国内外大型机构投资者，当这些机构投资者接受了高盛的投资思路，凭借其资本实力，很容易在市场中形成急涨急跌的走势，为高盛“浑水摸鱼”掠夺中小投资者的散碎资本大放“绿灯”。这些跟随高盛投资思路资本采取的是拉高权重股吸引跟风盘、在股指冲高时逐步布局股指期货空头头寸、通过散布利空制造恐慌引发股指下跌三部曲实现的。由于中小投资者资金额度所限无法参与股指期货投资，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牺牲品。 高盛“三屠”，让刚刚20岁进入青年期的国内证券市场累累受伤。而高盛之所以能够在国内资本市场“横”着走，所依仗的不就是一张国际着名投行的“画皮”？所依仗的不过是美联储高官以及美国财政部高官多是从高盛出身的美国政界资源？因此，对于国内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和投资者来说，在国内证券市场步入20岁之际，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不是也应该发挥青年人的“闯劲”和创新精神，探索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色之路。走中国特色资本之路，让高盛这个国内资本市场的大鳄赚取应该得到的利益，而不是谋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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