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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哪些具体对策
(一)中国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
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施。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为了克服体制上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劣势，中国在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优惠政策，这种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吸引外资与国际贸易的扩大。
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其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将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人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的优势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优势。
一个优势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着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一般认为，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据我们的研究，在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成长起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的进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的不一致，中国在经济特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田。中国政府将特区的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形成了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和界定依据逐步得到明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识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按照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指标要少而精，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财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经营性财政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出纳”的窠臼，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趋势，逐步积累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有益经验。
——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2000年，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按市场价销售的比重已高达95%，比1995年提高6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股票总市值480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成交金额60800亿元。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获得长足发展。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健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了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政府在规范、监管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轨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已经改变。政府各部门解除了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加强所有者监督职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以及向资产经营机构和大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等措施，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正在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接近1／4。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外贸、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取消出口补贴，及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外汇运行机制。引进外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逐步放松，各级政府在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日益增大。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应用型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取得明显进展。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赂，提出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重视和加强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其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相继开始了力度较大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按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较大幅度地调整和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重点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精简撤并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工作作风和效率有了一定改进。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进。更多地听取专家、公众意见和接受媒体监督，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直接选举区、县人民代表和农村基层政权领导，以及推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等，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机制也逐渐发育，在争取公共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矛盾以及补充、替代和监督政府职能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三)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况下是主动推进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迫于形势压力，缺乏远见、深度和系统性，治标不治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
——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以及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活动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例如，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甚至向企业摊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对其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够，进展迟缓。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乎竞争环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投融资领域，存在着政府以直接干预微观投融资活动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倾向，其结果往往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对投融资活动的不正常的干预。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着投融资主体的职能，花费大量精力争资金、争项目，投资决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不按科学严谨的、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程序办事，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屡屡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
——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例如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垄断；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至今没有最终建立，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猖獗，社会信用关系紊乱，逃废债务现象相当普遍，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严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政府改革中专业经济部门陆续撤销以后，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方案和法规时，或在处理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时，往往受到本部门或所管辖的行业利益的局限，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考虑不够，甚至作出违背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垄断性行业的逐步深入，相关领域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门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状况，容易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门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恋行政审批权。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体制性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国家财权财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资和养老金搞建设，把欠帐留给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利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制基础，难免导致地方政府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和滥用收费权。(2)在分权过程中，一些应当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落实到企业。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迟迟不愿向企业放权，在政企分开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权一分权一收权的框框还没有根本突破，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人们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下“先集权、再分权”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下“分权优先、集权居后”的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区划的范围内实施。这样往往增加行政层次，例如计划单列市的设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优惠政策，不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适当的分权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地区差距扩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可能成为重新集权的诱因。
——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立法进程不协调，影响执法效果。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执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常遇到行政性垄断的阻碍。其次是执法落后于立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门、地方政府的法规甚至内部文件与国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的权威大于国家法律的现象。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先依据本地内部文件和法规，然后才考虑中央政府的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以内部文件甚或长官意志作为判决依据。此类问题较多地表现在企业改制和涉外经济纠纷等方面。
(四)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应当说，在经济转轨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能够取得已有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积极评价。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只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求得解决。中国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就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动的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国可以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势必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面临周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了开放市场的义务，“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将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实施。国际上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将对中国构成严峻考验。加入WTO后，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着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㈢ 中国股市面2006年上涨的原因
1、国有股改革：全流通的顺利推行，使股票的流动性增强，从而吸引大批国内外资金大举入市。
2、经济景气度的不断上升，使宏观经济不断向好。
3、人民币升值助涨了房地产业和银行业业绩的大幅增长，亦吸引了大批外资投资或投机于人民币增值。
4、政府做多股市的决心和信心推动股市长期走好。
5、全球股市的牛市氛围不得不让中国股市结束其五年的熊市状态而向牛市挺进。
最后再归纳一下： 人民币升值；房地产受到调控，资金大量回流；流动性过剩严重；股改最难一关已经冲过；大股东占款被严令退还。
㈣ 股票——“熊市”和“牛市”的由来
所谓”牛市”，也称多头市场，指市场行情普遍看涨，延续时间较长的大升市。所谓”熊市”，也称空头市场，指行情普遍看淡。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大跌中。 道·琼斯根据美国股中的经验数据。总结出牛市和熊中的不同市场特征，认为牛市和熊市可以各自分为三个不同期间。
牛市第一期。与熊市第三期的一部分重合，往往是在中场最悲观的情况下出现的。大部分投资者对中场心灰意冷，即使市场出现好消息也无动于衷，很多人开始不计成本地抛出所有的股票。有远见的投资者则通过对各类经济指标和形势的分析、预期中场情况即将发生变化，开睛逐步选择优质股买入。市场成交逐渐出现微量回升，经过一段时间后，许多股票已从巨目抛售者平中流到理性投资者手中。市场在回升过程中偶有回落，但每一次回落的低点都比上一次高，于是吸引新的投资人人中，整个市场交投开始活跃，这时候，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公司业绩开始好转，盈利增加引起投资者的注意，进一步刺激人们人市的兴趣。
牛市第二期。这时市况虽然明显好转、但熊中的惨跌使投资者心有余悸。中场出现一种非升非跌的僵持局面，但总的来说大市基调良好，股价力图上升。这段时间可维持数月甚于超过一：主要视上次熊市造成的心理打击的严重程度而定。
牛市第三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后，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大市的每次回落不但不会使投资人退出市场，反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加入。市场情绪高涨，充满乐观气氛。此外，公司利好的新闻也不断传出，例如盈利倍增、收购合并等。上市公司也趁机大举集资，或送红股或将股票拆细，以吸引中小投资者。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市场投机气氛极浓，即使出现坏消息也会被作为投机热点炒作，变为利好消息。垃圾股、冷门股股价均大幅度上涨，而一些稳健的优质股则反而被漠视。同时，炒股热泪席卷社会各个角落，各行各业、男女老幼均加入了炒股人军。当这种情况达到某个极点时，中场就会出现转折
熊市第一期。其初段就是牛市第三期的未段，往往出现在市场投资气氛最高涨的情况下，这时市场绝对乐观，投资者对后市变化完全没有戒心。市场上真真假假的各种利好消息到处都是。公司的业绩和盈利达到不正常的高峰。不少企业在这段时期内加速扩张，收购合并的消息频传。正当绝大多数投资者疯狂沉迷于股市升势时，少数明智的投资者和个别投资大户已开始将资金逐步撤离或处于观望。因此，市场的交投虽然十分炽热，但已有逐渐降温的迹象。这时如果股价再进一步攀升，成交量却不能同步跟上的活，大跌就可能出现。在这个时期，当股价下跌时，许多人仍然认为这种下跌只是上升过程中的问调。其实，这是股中大跌的开始。
熊市第二期。这一阶段，股票市场、有风吹草动，就会触发“恐慌性抛售”，一方面市场上热点大多，想要买进的人反而困难以选择而退缩不前，处于观望。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开始急于抛出。加剧股价急速下跌。在允订进行信用交易的市场卜．从事买空交易的投机者遭受的打击更大，他们往往因偿还融人资金的压力而被迫抛售，于是股价越跌越急，一发不可收拾。经过一轮疯狂的抛售和股价急跌以后，投资者会觉得跌势有点过分。因为上市公司以及经济环境的现状尚未达到如此悲观的地步，于是市场会出现次较大的回升和反弹。这一段中期性反弹可能维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回升或反弹的幅度一般为整个市场总跌幅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
熊中第三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期性反弹以后，经济形势和上市公司的前景趋于恶化，公司业绩下降，财务困难。各种真假难辨的利空消息又接踵而至，对投资者信心造成进一步打击。这时整个股票市场弥漫着悲观气氛，股价继反弹后较大幅度下挫。 在熊市第三期中，股价持续下跌，但跌势没有加剧。由于那些质量较差的股票已经在第一、第二期跌得差不多了，再跌的可能件已经不大，而这时由于市场信心崩溃，下跌的股票集中在业绩一向良好的蓝筹股和优质股上。这一阶段正好与牛市第一阶段的初段吻合，有远见和理智的投资者会认为这是最佳的吸纳机会，这时购人低价优质股，待大市回升后可获得丰厚回报。 一般来说，熊市经历的时间要比牛中短，大约只占牛市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不过每个熊市的具体时间都不尽相同，因市场和经济环境的差异会有较人的区别。回顾1993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经历了股价的大幅涨跌变化，就是一次完整的由牛转熊，再由熊转
历史上的熊市
一、1883年(清朝光绪9年)上海因股票引发的金融风潮
大多数中国人直到1991年之后才知道股票市场里有这么多名堂，其实，早在清朝1882年中国人就开始炒股票了，同样玩得心跳。当时虽然没有什么证监会，没有那么多券商的营业所，但利之所驱，市民们除了抢购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这些“绩优的蓝筹股”外，即使一些中小企业，只要有股票发行，市民就竞相枪购，似乎只要枪到股票就能发财，这个劲头和一百多年后深圳抢购股票的劲头一模一样，只是规模没有那么大就是。当时的报纸上和现在一样，专门开辟专栏介绍各只股票，正式有案可查的股票，一年间就上市了16家，筹措到白银300万两。其中，有些大户是向外国银行和山西钱庄借钱(时髦话叫融资)来抢购股票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乐极生悲，兴衰交替的过程，导火线是一家金嘉记丝栈的大商号亏损56万两白银突然倒闭，牵涉到40家借钱给它的钱庄收不会贷款，于是钱庄采取旧债未收回之前，不再发放新债。这样又引起借贷无门的40多家企业先后倒闭，而经营股票和房地产的广东佬积欠了钱庄150万两白银而宣告破产，牵连22家钱庄。加上中法战争即将爆发，一向把钱拆借给钱庄的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停止再借钱给钱庄。于是爆发了一场滚雪球般的金融危机。钱庄从78家降到年终的10家，停业的企业商号多达四百家，没有倒闭几家种企业的股票价格狂泻。
二、1910年上海的“橡胶股票风潮”
二十世纪初，橡胶工业类似现在的新经济，十分火红，那些在南洋群岛(印尼、马来亚)开发橡胶种植园的发了大财。于是上海滩上的外国流氓和外商银行，勾结当地的买办装模作样地在南洋某地找了块并无橡胶的空地，甚至连空地也没有，就在上海组织所谓的南洋橡胶开发公司，大肆发行股票。
其中要算一个名字叫迈扁的英国人胆子最粗，不愧是海盗的传人，在十里洋场开设了一家橡胶开拓公司，声称在南洋拥有很多个橡胶园，应诺每个季度发放高额股息，又说他那家公司的股票可以随时向银行抵押借款，可靠得不得了。
于是搞得那些发财心切的人们如痴如醉，其中包括末代的清室官僚、各地来上海的土财主，洋行买办，薄有积蓄的中小职员，甚至和尚尼姑等等。于是面值100荷兰盾(相当白银60两)的股票被炒到超过面值的17倍。1910年3月份，更上涨到20倍左右。此时，英国人迈扁赶紧快手快脚地将手中的股票全部抛售一空，哄骗公司里的中国职员说自己有急事要回国处理。
谁知道，一去不复返，再三寻找也无下落，再查帐目，已经空空如也。于是，顷刻间，股票成为废纸一张，银行立即拒绝给股票作任何抵押。
被牵连的三家大钱庄被迫倒闭，很多人倾家荡产，连英国大地皮商兆丰也遭了泱，不得不将私人财产兆丰花园拍卖抵债，一半卖给圣约翰大学办学校，一半卖给租界当局开辟为兆丰公园。
三、1921年上海信托公司和交易所泛滥而导致的金融风潮
1921年兴起了一股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热，光是11月份一个月里，就设立了38家交易所，每隔十几天就有一家信托公司开业。这些交易所都不是经营正常的物品或证券交易，而是从事其他交易所的的股票，有相当一部分交易所还以本所的股票作投机。往往今日刚刚成立交易所，明日就将股票上市，故意抬价，获得数倍的暴利。而银行和钱庄也热中与将钱借给投机者，以证券抵押来借取现金，贷款以两个月为限，赚取高利贷。
那些新设立的信托公司，大部分不具备金融公司的基本条件，本身没有多少资金，而同样以本公司的股票做投机买卖。一方面将信托公司的的股票作为交易所的投机筹码，另方面以交易所的股票想信托公司押借款项，互相利用，狼狈作奸，实际上是将信托公司与交易所的命运捆在了一起。
交易所和信托公司这样的兴风作浪，造成整个社会的投机风气，致使正当的工商业无法进行正常的营业，一些工薪阶层也盲目跟进，血本亏损。
于是政府出面干涉，到1922年12月，112家交易所大部分破产倒闭，只剩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6家，而信托公司从70多家变为2家。投机失败而自杀者时有所闻。总共损失资金达两亿元。
四、1924年的上海公债风波
1921年上海信交风潮的恶果之一，就是使股票信誉扫地，迅速膨胀的公债取代了股票在证券市场上的地位，成为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对象。当时上海已集中了全国财富的绝 大部分，要在国内筹集资金，就得靠上海，当时发行程序是：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国库券以对折先向银行抵押，然后送到证券交易所开拍，开拍后的行情一般在面额的六折左右，然后再以低于行情的10%或15%与银行结价，银行所谓利润是很可观的。
所以银行不仅乐于承担这种类似“包销商”的角色，还自己大量购入公债。由于政府发行公债收到的现金，只是债券票面价值的60-70%，因此投资公债获益颇丰，加上公债可以进行三个月的期货交易·对于敏感的证券市场来说，在三个月内，任何政局变动、战争、财政状况、债务前景等都会引起市价波动，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势力集团，故意制造假经济情报和和散布谣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造成行情动荡不定，市价变化莫测，更增强了证券交易的投机气氛，交易额十分巨大。
随着投机的炽烈，由投机而引发的交易风潮也不可避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24年京、沪证券交易所的公债风波。
1924年7月，随着市场银根松驰，公债交易价格不断上涨。北洋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平均涨幅近20多元，7年长期公债现货价格涨势更猛，从46元到77元，但进入8月份以后，市场七盛传江浙战争即将发生，人们担心一旦爆发战争，公债不能兑现而受损失，便纷纷抛售，投机者趁机推波助澜，公债价格一泻干里，仅在8月15日至20日短短五天各种公债价就分别下跌了5、6元至10多元不等。
此次风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震动最大，北京的证券交易所在8月份两次停市，而9月份的期货交割时，由于交易者损失惨重，拒绝进行交割，迫使交易所停市4个月
五、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溃
历经25年的熊市才回到原有的指数
丘吉尔目睹股灾的序幕
买空卖空加剧股灾的发展
亡羊补牢，国会立法整顿股市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它的道·琼斯指数(及以后的纳斯达克科技股指数)不光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是世界上大多数股票市场的风向计，一荣俱荣，一败俱败。
1929年10月的那次股市暴跌，当时不论是美国的股市投资者，还是世界上其他的股市投资人绝对不会想到的是，1929年9月3日是股票平均价格最高的一天，股市大崩溃以后，要等待整整25个春秋，股价才恢复到1929年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股市虽说也经历过几次熊市，但最多也不过是两三年时间，因此很难想象漫长的25年熊市是怎样熬过来的？如果不吸取美国股市的教训，谁能保证中国的股市也步美国历史的后尘呢！因此有必要把这次股灾的主要原因找出来。
狂热引起灾祸
如果不是这次股灾的发生，美国是不会下决心整顿证券市场，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并制定出一个又一个有关监管证券的法律。也就是说，大家终于认识到如果控制不住无法无天的狂热，下一场戏必定是股灾。
这场股市暴跌起源于席卷美国股市行情不断上涨。从1928年开始，股市投机成为一种全国性的业余爱好，1929年1月2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新年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一开市，买单就像潮水般地涌来，股价与交易量飞速上升，通用电器等绩优股上涨了20美元左右，其他股价也上升了5美元以上。纽约时报更预计1929年将是美国股市最辉煌的一年。
实际上，在当年9月以前，已经股票价格急剧升腾，参与股票投资的人越来越多，简直到了男女老少齐疯狂的状态。出租车司机一面驾驶汽车，一面情不自禁地建议你应当买那只股票，即使路旁擦皮鞋的小童也能向你介绍当天的热门股。人们买股票只是一心想着在短时期内再卖出，井非为了长期投资。
作家G·托乌斯和摩根·威特斯在《1929年大萧条的内幕》一书中这样写道：“……股市的狂热居然涌进了地铁的车厢里！一个发疯的人愤怒地指责没有在每节车厢里装上电传打字电报机……他的这个要求不见得太荒唐。因为，在波土顿的一家工厂里，在所有的车间都安放了大黑板，一名职员每隔一小时就用粉笔写上交易所的最新行情。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大牧场上，牧牛仔们通过接通电台的高音喇叭，一分钟一分钟地了解行情。高音喇叭装在牧场上和牲口棚里。”
当时美国的券商雇佣大批股票推销员在城市的街道上，在乡镇里，在几百家小银行内，在千家万户门前，向市民和农民们一遍又一遍讲述炒股的好处，把老板的公司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的股票转卖给这些不知行情的散户，推销员从每笔交易中获得手续费，老板的公司也从中获利。推销员还把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卖给老百姓，但却从不提“风险”二字。
为了吸引更多的妇女入市，许多证券经济商还专门设立了“女士专用房间”，有时还配有简易的免费美容院。在这里，女投资人可以从大黑板上得知最近的行情，女股民已占总投资者队伍的20%。
各家上市公司的职工也成了华尔街最忠实的投资者。各公司的购股计划从1915年到1929年翻了6倍，三分之一的职工积极参与股票买卖之中。
在空前绝后的投机潮中，纽约股市一涨再涨。一些激动不已的金融分析家称之为“金融火山”。从1928年3月初到1929年9月初，股票市场交易额的增长率与1923年至1928年初期整个时期的增长率相同，主要工业公司股票的价格上涨有时竟高达每天10个或15个百分点。
其实，大崩溃前不久，股市已开始下跌了，而下跌浪潮的加剧是从10月19日星期六开始的，但是由于22日星期二略有回升，小股票持有者对周三股市的下跌，就不再担心了。唯有专职金融商(银行家、经纪人等)24日清晨仍惊恐不安，他们不安地等待交易所10时开门。令他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储户在银行门口排了长队，以便打听消息，或是为了提取存款。而资金雄厚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埃尔弗莱德 。斯洛恩也来宣布“膨胀已告结束”。
美国的一场股灾，导致美国，甚至世界股市长达25年的熊市，即通过1/4世纪，股指才回到25年前的价位。触目心惊之余，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的股市会步这个后尘。
五、2。 丘吉尔目睹股灾的序幕
10月24日，是美国证券史上永远难忘的日子。纽约证交所的1100名会员几乎全都到场，比平日多出300多人。一开市，交易员们发疯了似地来回奔跑，但还是赶不上股价下跌的速度。在短短的几分钟里，160万股被抛出，好股坏股无一幸免。
由于及时传递行情在技术上办不到而使风潮进一步加剧。通过电报和电话来传递信息过度频繁，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互通消息被推迟一个多小时，因此，巴尔的摩10时30分发出的指令，要到11时30分才在华尔街电传打字机上显示出来。结果大家都惊恐万状。
当时担任记者，后来当了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根据他的现场采访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每日电讯报》上：“我看见这些人……自动出售几大捆股票，这些股票已贬值一半或2/3，但没有物色到一个有足够胆量去接受这批可靠财富的人。这批财富是别人忍痛出售的。到12时，损失已高达60亿美元，并已有两位银行家和一位经纪人因破产而自杀身亡！
下午1点30分，一个满脸傲气、神清沮丧的人匆匆进入华尔街23号(摩根银行所在地)大楼。他就是查尔斯·米歇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银行 一“国家城市银行”的总裁。
面对雪崩一般的股市暴跌，查尔斯·米歇尔迅速联络一些大银行家一起，织起了一个金融“联营”拼命地买进股票，想阻止疯狂的下跌。
那天下午，尽管他们不借花费数百万美元买进交易所的股票，结果也只是略微收住了一点急剧下跌的势头。而以往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只需花不多的美元买下一部分股票就可以缓解跌势，然而这一次却失灵了，数百万美元在1929年是个巨大的数目，却如泥牛入海。
后来指示牌上亮出结帐数目：仅仅一个下午，卖出的股票比往常增加3倍，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门后的4个小时，报纸报道了惊人的消息：当天成交了12894650股股票。这就是人们后来所称的“悲惨星期四”。
大家都确信，是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并为25日交易所良好的运转感到欢欣鼓舞。但是，26日、28日和29日的再次下跌，使这场股市暴跌危机达到了顶点。
五、 3。 大灾难还在后头
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时，华尔街交易所开门。在刚开张的头3分钟，美国钢铁公司的65万股股票准备出售，每股179美元，却找不到一个买主，而24日开价曾是205美元！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下跌，为行情暴跌开了个头。威斯汀公司的股票每分钟下跌2美元，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一刻钟下跌17美元。到10时30分，出售了3259800股股票，亏损达20亿美元。
从9月初到11月中旬，纽约交易所的股票市价总值损失了300亿美元。然而，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股市的崩溃带来美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大萧条、大危机，使美国经济处于瘫痪状态。用居民的个人存款去搞股票投机的银行纷纷倒闭：1929年659家，1930年1352家、1931年2294家。国民收入总值从1929年的880亿元下降到1932年至1933年中的400亿美元。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从1929年9月的最高点452点跌到1932年7月8日的58点。着名的通用电器股从最高的396元跌到8美元。股票和各种债券的面值总共下跌了90%。无数“百万富翁”倾家荡产。一些失去生存希望的人终于走上了绝路。
买空卖空加剧股灾的发展
这次的股市暴跌，也与股票的信用交易即买空卖空业务有关。投资人从券商那里借入资金，利率高低取决于市场上流动资金的多寡。投资人把买入的股票留在券商处作为借款的保证，等到股价上涨后，再卖掉这些股票，投资人获得了差价，也从中支付一笔利息给券商。这种信用交易的风险相当大，一旦投资人的判断失误，股价未上涨反而下跌了，券商就要求增收保证金，如果投资人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有变卖股票，这就叫断头，其结果，股票大量充斥市场，更加速了股价的下跌。
五、 4。 亡羊补牢，国会立法整顿股市
证券市场全面崩溃给美国震动很大，美国国会很快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查，发现证券交易中严重地存在着大量人为操纵的投机行为，大量证据确凿的事实引起了严格管理市场的呼声。
1929年美国证券市场的大溃崩及其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危害，迫使美国政府从法律上对证券市场加以严密的管理，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证券法律，主要有：1933年的《证券法》(主要是针对发行市场而制定的)；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主要是针对交易市场而制定的)；1935年《持股公司法法》；1939年《信托契约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和1970年《证券投资者的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后来又由大量的补充条款和规定所完善，从而购成了一个对美国证券市场严密的管理网络。
六、 42年间股市没有发生过股灾
1987年10月又发生全球股市大动荡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1987年这42年间，世界股市的运行是比较正常的，也就是说没有发生过灾难性的波动。于是人们开始麻痹起来，似乎1929年那样的股灾将一去不复返。
但1987年10月中旬，华尔街的股市带头掀起了一场遍及全球的股灾，使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感到措手不及。尤其是美国本身，因为当时美国参与股市买卖的股民已占全国人口的1/4。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当天早晨7点半，当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菲林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市场部值班人员送给他一份电脑自动交易程序中接单的情况报告；数量近亿股，基本都是卖单，值班人惊呼“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卖单，好像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买！”经过10月14号及16号的股价大幅度下跌后再收到超量的卖单，这的确有些意外。
交易所9点半正式开盘时，由于买卖严重失衡破坏了市场结构，已无法正式开盘了，菲林马上找人计算了拥有300万股东的IBM公司的情况，它是市场上最最热门的股票，往日价格起伏仅在15美之内，偶尔波动到35美分已经有点异常了，而当时的报价让人目瞪口呆，一开盘就比上周五下跌了10美元，整个市场的严峻形势由此可见一斑。
菲林当机立断，要求华尔街最大的十几家证券公司董事长10点整去开会，征询他们对能否坚持开市的意见，当时的形势是，坚持开市，所有的股价将继续下跌，专业股票商(即自营商)只能买进无法卖出，很快将没有资金可周转；若要停市，则会使人们更加丧失对市场的信心，后果更难以预料。两害相权择其轻，董事们一致决定：坚持开市。
10点半，交易所所有的股票全部开盘，报价单显示，道·琼斯指数下跌100多点，交易所里的人都意识到这仅是厄运的开始，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场面，顶多从书本上知道一点1929年大危机的情况，因此，除了记录数据外，谁也不知该干什么。
10点45分，股价掉到接近2000点，这是人们此时的心理支撑点，11时反弹出现了，指数回升到了2100点，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六、2。 略有反弹刚刚松了一口气，却有个高官说了句浑话。
面对纽约股市的危机，上任不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大卫·卢德1l点发表讲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委婉地表示：“不排除短暂停市，以处理订单不平衡的可能性。”他大概没有想到，当此话通过路透社的电波传到太空又返回地面的时候，委婉的话语变成了“重磅炸弹”，刚出现一线生机的股市掀起了新一轮狂卖风潮。1点半以后，那些用养老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购买股票的机构投资人也加入了抛售的行列，在这种数量巨大的重炮的轰击下，本来岌岌发发可危的指数一下跌到1900点。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疯狂的股市如同滚开的油锅滴进了凉水，整个炸了起来，叫卖的喊声震耳欲聋。更可怕的是电脑自动报价系统应接不暇，报价显示比成交时间晚80至100分钟以上，没人知道按6亿股交易量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种冲击，没人知道价格会掉到哪里。
点 评
乱说话，说假话，或在不恰当的时候说真话，都会出乱子，尤其是权高位重者。
六、3。 一天跌走了5000亿美元，相当美国GDP的1/4
4点收盘后，经过几个小时的统计，道·琼斯指数收盘价从开盘的2247.06点下跌至1738。 74点，下跌508.32点，跌22.6%，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羌国股市上最大的一次下跌。这次下跌远远超过了1929年10月28日那天12.8%的跌幅。仅这一天内，美国全国损失股票市值5000亿，相当于美国全年GNP值的1/8或法国全年的GNP值。
在这一天里，纽约交易所的各项历史纪录均被改写：交易8亿股，是1987年日均交易量的3倍多；接单量47万次。平均每秒21次，而当年日均量为14.4万次，平均每秒7次。
点 评
与美国人玩股票相比，中国人还是小巫见大巫，但目前中国的股市远远不及美国1987年的股市规范、公开、公平与公正。搞得不好，在造成灾难方面，徒弟超过师傅，并非罕见。
股市出问题，就不是贪污，挪用若干个亿的问题，且看，好家伙，一天6个小时的交易日内，就跌掉了5000亿美元，相等美国GDP的1/4。
玩火自焚，玩股呢？
2。大趋势2003/9/5 11：55
六、4
诱导全世界引发股灾
收市以后，菲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宣布明天继续开市，然后又沉重地告诉记者们：“交易所差一点崩溃了。”
第二天，美国各类报纸用黑压压的通栏标题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十月大屠杀！”，“血染华尔街！”，“黑色星期”，“ 道·琼斯大崩溃！”，“风暴横扫股市！”……
10月19日，不但美国的股市大跌，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均出现抛股狂潮。在欧洲，伦敦《金融时报》指数1987年10月19日下跌183。 70点，跌幅为10.1%，亦创一天内的最大跌幅；瑞士信贷银行指数的跌幅为11。3%；联邦德国为3.7%；法国为6。 1%；荷兰为7。 8%；比利时为10。 5%。在亚洲，日本东京的《日本经济新闻》股价平均指数在1987年10月19日下跌620点即2。 35%后，20日再跌3800点即14。 6%；香港恒生指数在19日下跌420。 81点，即11。 12%，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19日的跌幅为12。 15%；澳大利亚所有普通股指数19日跌80。 20点，即3。 74%后，20日又下跌24。 9%。巴西、墨西哥的股市跌相也在20%以上。全球金融市场险象环生。
股市暴跌，各地政府纷纷采取行动救市，香港立即宣布关闭股市四天；美国则宣布限制使用电脑程控交易，同时里根政府宣布降低银行优惠利率，联邦储备委员会保证向商业银行提供充足资金，削减财政赤字；法国宣布降低长期利率等，由于一连串的救市措施，纽约、伦敦等股市普遍反弹回升，其中纽约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指数重上2000点大关，但是，10月22日海湾战况传来，股市又应声回落。
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