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影响股票市场

① 意大利总理孔特辞职，这对欧洲经济和政治有什么影响

政治动荡有可能恶化意大利的经济增长。8月20日，身为法学教授的意大利总理孔德(Comte)宣布辞职，给这个一直处于不断内部政治斗争中、与欧盟、法国和德国有尖锐冲突的南欧国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然而，由于市场对意大利的看跌预期影响其股票和债券市场，甚至与其银行风险形成关联效应，意大利很可能成为英国脱欧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摩擦之外的新“灰犀牛”因素。对于刚刚经历制度变革的欧盟来说，陷入“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的意大利，不仅难以帮助法国和德国整合欧盟力量，还可能成为加剧各国在移民、金融甚至欧洲一体化道路愿景等问题上分歧的导火索，给欧盟光明的愿景蒙上新的阴影。

② 民粹主义为何令西方陷入困境

不同群体对民粹主义的理解不同，但所有版本的民粹主义都对精英阶层、主流政治和现有政治体制抱有怀疑和敌意。民粹主义认为自己代表了被遗忘的“普通人”，并自视为真正爱国主义的声音。特朗普2016年4月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治理几十年来一小撮精英的破坏性统治的唯一解药，是大胆地注入民意。人民是正确的，统治精英阶层是错的。”2016年参加奥地利大选的诺伯特·霍费尔告诉曾担任教授的对手，“支持你的是精英阶层，而我的背后是人民大众。”

③ 如何理解当前欧洲民粹主义呈上升趋势的现象

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25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如果说，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惊人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得到了胜利，那么，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革命的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1902年着名的小俄罗斯农民起义以后——则使衰落了的民粹主义又稍微活跃起来。用欧洲时髦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陈旧的民粹主义，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同纯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中，农民问题都占中心地位。

④ 欧洲股市为何落后于美、日市场

肝胆相照Oht这位网友回答得很具体详细，图文并茂。

我在这里给一个简短一些的回答：

股市是虚拟经济，而与之相对的现实经济为实物经济。我们常说，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也就是说，股价变动一方面，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股市也能预示经济周期的变化。

因为欧洲近年来的政治动荡，经济低迷，总体不如美、日。所以导致欧洲股市也落后于美、日市场。

你可以对比三个市场的代表性指数走势：

欧洲斯托克(Eurostoxx)50指数

日经225指数

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

可见，近5年走势，最好的是美股指数，日经指数次之，欧洲指数远远落后。

⑤ 风险社会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但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来一系列制度的创建为这两种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以及规范性的框架。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场)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而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但是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塑造出现代风险的基本景观：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二者成为现代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具有潜在的全球性影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产生全球性威胁；出现了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核泄漏。这类风险诱发了全球风险意识的形成，人类在应对风险上有了整体认同。
其他理解
究竟什么是风险社会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理解方式：
现实主义
第一种是现实主义者，以劳(Lau) 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风险社会
文化意义
第二种理解是文化意义上，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灾难悖论”理论 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普里特威茨认为，我们已经对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灾难有了新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在风险社会中认识到本来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拉什是从批判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风险社会概念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当前面临的景况，因为风险并不是有序排列，带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话语，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风险在当代的突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他认为，贝克和吉登斯仍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与风险社会相反，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分布的无结构状态，并且是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为基础的。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并且通常把它称之为社会的焦点，先假定有一个确定的、制度性的、规范的治理范围，并且每一位单个的社会成员为了他们的实际利益需要有一个等级秩序。相反，风险文化并没有假定一个确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个需要通过自然调节的非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而是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在风险文化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规条例，而是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因为风险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宁可要平等意义上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也不要等级森严的定式和秩序。风险文化中的不确定的准社会成员可能是一盘散沙式的集合体，并且他们是不太关心自身的实际利益的，他们只是对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制度主义
第三种理解是制度主义的，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比较而言，他们对于风险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尽管依然带有拉什所批评的用一种制度结构替代另一种制度结构来应对当代失去结构意义的风险的缺陷。贝克声称自己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建构主义者”，而是“制度主义者”。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对他来说，责任包含在简单现代性的“保险原则” 中。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随着对危险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保险原则不再能够成立。198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马克・里特(Mark Ritter)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个概念和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而吉登斯涵盖丰富、内容全面的着作无疑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两人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贝克更强调技术性风险(尤其在早期着作中)，而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风险；贝克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生态主义色彩，而吉登斯的话语则侧重于社会政治理论叙述。他们虽然都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风险结构和认知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种“二分法”上，而是对现代性进行了更详细的区分。在他们看来，早期现代性(或简单现代性)解决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的累积构成晚期现代性(或高级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激进的现代性等)的特征。由于风险是―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特征，所以才可以说出现了“风险社会”。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

⑥ 为什么2019年经济不行

那是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期，经济会进入一段时间的下行通道，加上美国加息，导致国际资金收紧。

经济结构调整，就是说，以前我们生产了大量的产品，我们自己不用，但是我们有广大的国际市场，自己不用或者用不完的，就卖出。所以中国会成为全球制造大国。

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国际上不少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了增速下滑，我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增长速度非常快了。增速一下降，问题就来了。

企业不敢增加人手、不敢继续大量铺设生产线，由此整个经济增长就会慢下来

2019年各行业情况不好，是暂时的，无论是人还是企业，只有不断的适应、学习、进步，才能活得更好！

(6)民粹主义影响股票市场扩展阅读：

影响2018年经济走势的三件大事分别是：股市下跌；trade war；互联网产业大裁员，三件事分别影响了全国的金融、互联网和对外贸易行业疲软。但这只是表象，福布斯、经济学人等权威杂志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真正最大的危机是日益增长的债务危机。

国债、地方债、公司债和个人债压垮了很多人很多行业，中国人从以往的储蓄式消费已经变成了月月花花呗信用卡。而现在的中国经济结构却恰恰是消费主导型而不是2009年以前的进出口主导型，这种"大家身上都有债，大家手里都没钱"的现状决定了主体购买力的局限，所以2018年才这么难。这也决定了，2019年即便会有经济复苏，也不可能是一波小高潮。

⑦ 希拉里再被调查，对股市有何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选情峰回路转，上周五联邦调查局（FBI）局长 James Comey 掷出一颗深水炸弹，竟不顾司法部的警告，极不寻常地通知国会称因发现新证据，将重启对希拉里的调查。消息一出，美股马上下跌，但不算厉害，收市只微跌 8 点，波动指数 VIX 则升至 16.2%。
如特朗普赢出，全球股市必在短期内大跌，情况比 Brexit 更严重。有人估计美股将跌 10％至 15%。但美国债就必成为避风港，10 年利率或回落至 1.5 厘以下。12 月加息亦必成空，美元将大跌。
港股续试底 22300点有支持
但长远一点看，大量资金可能离开美国，对新兴市场反而有利。很多中国人期望特朗普胜出，以为孤立主义抬头，对中国更好。但我不赞同，孤立的美国将鼓励更多极端势力崛起，威胁全球安全。30 年代德国纳粹党就是这样冒出来的。
上周港股已“聪明”地先跌了不少（不止俄国有黑客哦！）但牛熊证的比例仍高达三比一，所以可能仍需续探底，主要支持位在 22300 点左右。
但投资者要留意另外两件事﹕首先是很多基金早已不断减仓，把现金水平提升至 15 年来的最高位。另外第三季的美股盈利不俗，五季以来第一次有增长，银行业绩尤其突出（$ 汇丰控股 ( 00005 ) $ 仍可留意）。2.9% 的 GDP 亦比预期高。如果选前股市续调整，但希拉里仍胜出，那么到时全球股市必将挟高。
此事究竟对大选有多大影响？民调报道数天前的民意，这突发事件的影响可能要再过两三天才可作较准确的判断。暂时 Real Clear Politics（RCP）的综合民调结果，希拉里仍领先，但幅度已从 6% 收紧至 4.3%。但若用每州的选举人票来计算，RCP 的预测没甚改变，仍显示希拉里大幅领先，252 对 126 票（胜利需要 270 票）。
美银行业绩佳 汇控可留意
这次希拉里的反应很快，全力攻击本是共和党的 Comey 居心叵测，故意干扰大选。周末的筹款破了纪录，义工人数亦上升。希拉里更借此鼓励支持者投票，高投票率应对她较有利。
离投票日只有一周多些，但变数仍多。谁知道特朗普还有没有新的丑闻（如果我是希拉里，肯定会留一手）？现在最有可能仍是希拉里胜出，但就继续受“电邮门”的阴霾影响她的执政，可能长达一年。较少人提起，但值得留意的是这件事减低了民主党横扫国会选举的机会。本希望最少能重夺参议院的大多数，但现在概率低过三分一，众议院就更没机会。最可能就是维持白宫跟国会对立的现状。对执政不好，但反而是最受投资者欢迎的局面！
民粹跟女权大对决
上两周都在讨论民粹跟女权两个大趋势（megatrends）。我半开玩笑的把它们形容成两股对立的势力。事实当然没那么简单。法国极右派的民粹领袖就是一名女士，Marie Le Pen，下届选举有机会胜出。英国首相 Theresa May 虽原支持留欧，但现在亦大打民粹牌。
民粹主义源于各种恐惧和不安全感，同时包涵一些极右（种族歧视）和极左（仇富）的元素。尤其美国，民粹也包括对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反感。而 pc 的核心价值就是男女平等！所以在某一程度上，民粹的确跟女权是对立的。过去一周，不单止希拉里有麻烦，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情况更糟，崔顺实事件令到她的支持率跌破 15%，更可能遭弹劾。用闺密做“顾问”，真的那么严重？我觉得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在内。
希拉里拥愚公移山精神
很多人都说如果共和党的代表不是特朗普，必可击败希拉里；民主党，如受左派欢迎的 Elizabeth Warren 参选，希拉里或不能出线。他们都严重低估了希拉里的能力和更重要的决心。希拉里的演讲能力比不上奥巴马和她老公，但在掌握政策的细节上，无人能出其右。
大摩前亚洲主席，现为耶鲁大学教授 Stephen Roach 是希拉里的好友和经济顾问（希拉里对 TPP 的立场改变就是受到他影响）。去年曾跟他讨论希拉里的能力，他说从 30 年前就认为希拉里是一名比克林顿更强的政客。奈何当年女性地位仍低，所以唯有耐心的先帮老公当上总统，然后才实现自己的理想。愚公移山，她的决心和毅力就是她最厉害之处。
中环资产持有汇控的财务权益

⑧ 通俗易懂讲一讲2008年金融危机

从金融层面上讲，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冲击可能不会太大。因为中国的金融系统还没有与世界接轨，货币还没实现可自由兑换，中国的决策者对于购买外国资产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第二个层面，是实体经济层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发表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金融危机正使世界经济进入“严重低迷”时期。欧美发达国家增长大幅放缓，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会大幅度萎缩，这对于对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中国来说，贸易顺差增幅放缓甚至负增长，对中国GDP的增长会产生影响。

第三个层面，是信心的问题。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稳定还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不过，在国际经济的低迷情势下，信心受到影响他们还会增加投资吗？这是一个问题。

戴科认为，不管如何，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是事实。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已经比去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明年经济增长可能会更缓慢。不过，中国的经济仍在增长，通胀仍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中国经济远没有“滞胀”的风险。戴科说，中国人经常说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他很赞同这句话。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以及在未来世界金融秩序中，中国正在扮演并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是肯定的。

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对全球GDP的贡献已经超过10％，欧盟和美国的贡献超过20％。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权利和责任不可避免地也加大了，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参与者，也将成为新秩序的制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