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经济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结构性过热现象明显：GDP增长超过10%；银行信贷增长异常强劲，前5个月累计新增2.12万亿元，占全年贷款目标的8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加快，超过30%，出现了新建项目比重加大、房地产及公共投资增长过快、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等迹象。为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我国政府年初就启动了新一轮宏观调控，贷款利率上调、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整顿房地产行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相继出台，而且仍有继续加大调控力度的迹象。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必将对银行业务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银行风险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 一、信贷投放过猛增大银行风险管理压力 银行信贷投放的激增，无形中增大了信贷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压力。 第一，信贷投放的激增，使银行下半年的信贷投放趋于谨慎，注重结构调整，导致后续增长乏力，信贷增速放缓。因此，要在下半年维持上半年因为资产规模扩大的稀释效应而表现较好的贷款质量和信贷成本，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持续下降，难度很大，必须再进一步加大风险控制力度，双管齐下，积极化解存量风险，有效控制新增风险。 第二，信贷投放的集中增加，必定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投资，这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并不明显。一旦宏观调控加剧，经济增长趋缓，过度投资将导致进一步的产能过剩，银行投资回报率将下降，甚至无法收回贷款，形成不良。由此形成的是银行体系的系统风险，银行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关注潜在风险，采取有效措施化解。 第三，从增加的信贷投放的结构看，有很大比例是为应对资金流动性“过剩”而大力发展的票据业务。这对银行提高存贷比和资产收益率无疑是有利的。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行将票据业务作为“低风险”业务而盲目发展，在票据业务风险防范上意识十分薄弱。事实上，近年来同业不断曝出的票据大案，表明票据业务的潜在风险不可忽视，必须你纳入重要风险点管理。 第四，股市的繁荣和房地产行业高回报的诱惑，使银行的信贷资金面临很大的被挪用风险。近期央行和银监会正联手严查违规资金入市问题，但在无法发放实质性贷款的现状中，银行信贷资金仍有可能以各种形式被挪用到股市和房地产业务中，严重威胁银行资金安全。 二、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威胁银行信贷资产质量 产能过剩行业作为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相关行业的企业在结构调整中很可能出现严重的资金缺口，经营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些企业很可能因此破产。银行对这类企业的贷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明显增加。要积极应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必须： 第一，及时了解、准确解读国家经济金融调整政策。一是密切关注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加强行业及其信贷投放的跟踪分析，强化行业信贷授信的总量控制；二是改变单纯依靠信贷规模的老路，在盘活存量上做文章，进行积极风险管理，提高存量信贷业务质量；三是着重发展资金、中间业务等非信贷业务。 第二，规范贷款行为，加强风险监测。为确保银行有足够的前瞻性，将“压力测试”引入风险管理，未雨绸缪，制定应对危机的策略。 第三，多样化信贷业务，降低信贷风险。多样化不是简单地给不同名称的行业放贷，而是尽力把贷款行业组合之间的相关性降到最小。要从历史经验中分析行业关联度，对关联度大的行业要控制信贷投放。 三、贷款加息增加了银行信贷业务发展难度 贷款利率上升而存款利率不变，虽然放大了银行的息差空间,为未来贷款利润增长增加了新的合理预期，但加息同样给银行信贷业务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特别是新一轮宏观调控中持续加息预期日益增加，很可能成为现实的情况下。 一是部分优质企业在银行借款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可能转而考虑其他融资渠道，银行信贷业务的行业和客户结构优化会受到一定影响。 二是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可能因此无法承担增加的借款利息支出，加剧经营困境，潜在信贷风险增加，并很可能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显露出来，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压力增大。 三是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所受影响将大大高于大型企业，不利于我行正在积极推广的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发展。 为此，银行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实行利率差别化管理，吸引优质客户、甄别不良客户；设计多种贷款业务，满足不同客户的资金需求，特别对一些竞争力较弱但发展前景看好的企业，要合理支持；加强贷后监控和管理，特别是资金用途和流向的监控，对潜在风险做到提早预警、积极应对、有效化解。 四、系列宏观调控使房地产仍是高风险行业 近几年，我国许多大中城市飞速上涨的房价和银行不断增加的房地产贷款规模，已经引起各方广泛关注，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也逐渐积聚。据统计，2005年底全国房地产业贷款达到3.07万亿元，截至5月末，房地产开发投资超过2.1万亿元，而且，房地产行业与57个产业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但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多次宏观调控却收效甚微。目前，国家已将房地产业列为重点调控行业，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从提高贷款利率、银监会审查不良房贷，到出台“国六条”和九部委联手提出房地产调控细则，调控力度不断加大，也使银行房地产业贷款的潜在风险逐步显现，特别是开发贷款、按揭贷款风险增大。 为有效控制房地产行业风险，银行仍然需要将房地产业作为限制类行业，审慎经营。一是严格控制房地产贷款总量，特别要限制开发贷款的增长；二是对按揭贷款的风险，也要有充分的、前瞻性的预警和评估，明确稳健发展、合理发展的导向；三是对房地产相关行业，如建筑、建材，也要谨慎发展业务，避免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的牵连而出现风险。
❷ 农村商业银行如何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合理保持货币总量
议明确稳健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合理保持货币总量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增量、盘存量更力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业内士认议释放政策信号既放水收紧合理保持货币总量引导信贷资金服务实体经济核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议明确加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信贷支持同支持调整剩产能整合剩产能企业定向展并购贷款严禁产能严重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新增授信
议保压、扶控产业领域进行强调明确央财经金融教授郭田勇（微博）认于产能剩行业银行既要严格控产能剩引发融资风险要支持帮助促进产能剩行业经营转型结构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发展式客观要求银行未信贷投放重要向银行服务实体经济重要抓手
三农微企业贷款两低于
议明确提加三农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信贷倾斜全三农微企业贷款增速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低于同期水平
前监管部门曾明确要求银行业机构加信贷投放确保涉农信贷微企业贷款增速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同实现信贷总量持续增加明确提两低于望进步发挥信贷资金三农微企业发展推效应
自2009银行业已连续四实现涉农信贷投放微企业贷款增量低于、增速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难、贷款贵依困扰着三农微企业发展改善三农微企业金融服务仍须继续发力
银监统计显示截至今季度末银行业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8．5万亿元同比增19．3％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3．5百点；用于微企业贷款余额15．53万亿元同比增21．1％高于各项贷款增速5．3百点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望提速
议明确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自担风险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进步发挥民间资本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作用
5月银监颁布《关于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实施意见》提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议则进步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政策向前推进
专家认议提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自担风险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未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望进步提速
民银行研究局局纪志宏认前已经具备展民营资本发起设立银行试点条件宜按照放准入、严格监管、试点先行、序推进总体思路选择民间资本发达区启民营银行试点。
❸ 中国经济结构对金融投资机会的影响
一、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取得了一定成效，使经济得以持续保持较快速度增长。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为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也采取了措施，如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大力发展服务业等，有助于推动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实现200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总需求拉动的情况。消费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也受到一定抑制不能期望过高，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减慢，可是我国进出口增势良好，但进口与出口相抵的净出口估计不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因此，投资的增长对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而投资增长主要靠政策因素，尚未形成良性的需求持续增长态势，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受到需求约束，所以说启动内需仍是2003年以及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2001年、200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支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投资体制不健全，促进投资正常增长的体系尚不完善，投资增长主要靠国家国债项目投资拉动，投资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还没有形成，投资增长缺乏持久动力。“三农”问题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保持农村消费市场稳定增长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城镇就业压力仍然突出，城镇低收入人群体呈扩大趋势。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育、医疗保险制度等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使居民消费预期支出增加，储蓄倾向上升，限制了即期消费增长。尽管这些都给扩大内需带来难度，可是扩大内需是政策选择要考虑的重要方面，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启动
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是2000年国民生产总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准，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从新世纪我国开始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历程即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水准，这是很宏伟的目标。近期中央又把这五十年分成三个阶段，在这期间人民生活目标怎么体现是重要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关注人民生活，第一步到温饱；第二步到小康，这个战略转变有重要意义，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人类生活发展阶段来看，大体上经历了贫寒、温饱、小康、富裕四个阶段。小康是对人们生活的一种描述，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活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处于温饱和富裕之间。我们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所达到的只是小康阶段的起点标准，从小康的起点标准进入富裕阶段，中间还需要经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从人民生活——最终需求的角度启动中国经济，建立长期支援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如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消费信贷政策等的支援。
现以房地产为例，根据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的研究，2001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6245亿元，比上年新增1261亿元，综合考虑直接和间接因素，在2001年7.3％的经济增长中，来自房地产的贡献率达1.6个百分点，占当年经济增长率的22％。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基于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成为推动房地产发展的主要力量，要进一步推动住房产业发展必须加快住宅金融创新步伐。如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推进住房贷款二级市场的发展；在完善新房抵押贷款政策的基础上，推动二手房市场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采取房贷利息冲抵所得税，养老金、公积金融通等手段，鼓励居民购房置业以扩大内需。
三、调整财政政策支援改革和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如果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一直都是存在的，是根据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短期调整总需求的政策，都是从积极的意义上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淡出的问题。近年所提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与发行国债拉动经济增长是相关联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似乎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问题。从这两年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立即淡出”有难度，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相机抉择”，调整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力度，发挥财政政策作为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可能是适宜的选择。
四、推进金融改革，强化货币政策
在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中更多强调和和关注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这可能与我国有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相关经验有关，也与中国改革的程度有关。其实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同样重要。在我国储蓄主体以居民为主，企业负债率普遍较高，四大商业银行都是国有的，这些情况使得金融活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货币政策的松与紧直接关系我国经济运行的态势。从经济发展需要来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要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市场是基础，良好的金融环境和适宜的货币政策是前提。
目前，非国有经济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其对金融投资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尽管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国债投资使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未能扭转下降趋势。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有经济发展不快给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留出了空间，国有经济的非国有化推进加大了非国有经济的实力，同时，战略的推动和法律上的支援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国有经济仍占有我国的大部分资源和资金，非国有经济融资渠道不畅，金融政策对非国有经济存有不平等待遇，金融改革应该为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创造平等的金融环境，中国资源配置的水准才有可能提高。
近年来从物价水准下降，全球经济增速减缓，支援经济增长的动力需加强等经济运行的态势看，货币政策显得偏紧。年中以来，货币供应量M0、M1和M2增幅提高。从今年以来的变化趋势看，M0的增速在波动地缓慢回升，M1的增速有所回升，M2增速则变动不大。贷款的力度略有增大，总的看货币政策有点松动，金融运行情况稍有改善。应根据经济运行情况不断把握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并与财政政策配合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是在市场中形成和发展的，不是政府指定的，但国家的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援也发挥重要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长期支援国民经济增长的产业往往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之后，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为了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的产业，有的是为了抓住机遇创造需求的产业。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和机会既要考虑本国的需求（这是基本的）又要考虑世界的需求，从两个角度抓住机遇满足和创造需求。从制造业来看既有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所带动的制造业又有国际分工形成的制造业。同时应关注住宅、生命健康、服务业和文化产业。
六、推进改革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党的十六大为新阶段改革指出方向，2003年新一届政府也会对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全面的部署，预计2003年会是改革全面推进的年份。
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是2003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也与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有关，本项工作2002年已经开始，法规制度的清理和政策透明化进程已经开始，在2003年需要有实质性推进，特别是在减少行政审批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上。
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依然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几年国有企业改革仍在向前推进，破产重组步伐加快、减员增效进展明显，电信、电力、民航等垄断行业改革也有了一定进展，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在制度创新上已做了有益的探索。进入2003年国企改革的形势越来越紧迫，改革步伐会加快。党的十六大决议将使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国企改革的理论上进行提升，有利于推动一些行业调整，垄断行业改革可能会有大的进展，国有资产战略重组可能会出现新的局面。为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体制上可能会有大的突破，同时社会保障的改革步伐要加快。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如开始着手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为了支援中小企业发展央行松动了政策，允许新增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建立小型企业投资公司。配合反贪污央行成立“反洗钱处”等等。2003年需要在推进的是加速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减少银行呆坏帐支援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以及降低金融业风险上有突破性进展。
在财政改革上将会有重要推进，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在2002年已进行准备，2003年有望出台，具体进展要根据相关条件和基础性工作进展的情况。如个人所得税等改为综合税制，建立个人税务号码和相应的资讯及信用系统。
七、在政策措施中关注解决社会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深入，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中国渐近式改革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总结渐近式改革成就的同时应关注渐近式改革的特点。在改革初期，基于解决生产力增加经济活力的改革，人民特别是农民普遍受益；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同时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地区原有的不平衡在新形势下形成地区差距问题，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差距相当突出；农村大量劳动力需要转移，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减员增效，又使一些工人下岗，使就业形势变得严峻。这些问题集中的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值得认真关注。
当前社会问题出现的特点有三，一是社会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因部分人群生活困难确实存在，但更多是因为差距扩大，特别是不合法不合理形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二是社会保障不健全，遇到困难的劳动者难以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三是渐近式改革到现阶段，进入难度较大的攻坚阶段，有些改革对国家的未来有利却影响现有居民的利益，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的负担，退休养老与原有的国家都包下来比保障程度下降。有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改制上市造成上市部分和存续部分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如果处理不当，群体性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可是如果我们能正视和正确处理这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是可能化解的。
八、2003年是我国完善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的新开端
近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若干具有中长期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政策调整提出了要求。这些影响在上述的政策选择中已经涉及到，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因素的影响要在今后几年中发挥作用，而不仅是2003年。
一是：通过市场形成了支援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升的产业，主要是资讯产业（装备业与服务业）住宅业、医药业、汽车业、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起重要的支援作用。政策的调整方向是如何有利于为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二是：连续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使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展很快，有利于企业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改善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
三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基于国际分工的甚至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制造业在我国发展很快，逐步形成着世界制造业中心，在经济增长和出口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借鉴这些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准，并发展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都是相当重要的事情，需要政策的引导。
四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改制、改造和加强管理方面取得了成效，在从一般性竞争性企业退出方面，有些进展较大的成功案例开始进入良性回圈。民营企业发展有新的突破，有些已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正在持续增大。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东南沿海几个省进展快，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需要战略、制度和政策引导。
五是：金融改革有所松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有望出台，对垄断性产业，如电力、电信等行业的改革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推进过程中的政策引导也急需出台。
六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政府经济职能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行加快，规范行业行政审批制度，缩小审批范围的改革正在进行。但政策透明度方面的进展还跟不上需要。
七是：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由于政策限制或是战略引导不利而发展受到限制。如教育产业，我国出国留学生的年龄愈来愈小，每年因出国留学而流出的费用据估计约有数百亿美元之多，但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却跟不上需要。
八是：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旧体制的弊端和原有的发展不平衡特点及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以社会矛盾的形式显现，给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增加了难度。要求在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必须把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作为重要任务。
以上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有些本身正在发挥积极作用，有些需要政策引导转变为积极因素。当然有关政策的完善是今后几年的任务，不是2003年一年的事，可是在研究2003年政策选择时，应该把握上述情况。我们应根据党的十六大决议的精神把2003年作为完善和规范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的新开端。
❹ 大金融股票有哪些
大金融股是指市值巨大、占据股指成分较大的银行、保险、证券这三类股票。我们知道金融股是处于金融行业和相关行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
(4)经济结构转型商业银行股票扩展阅读：
从市场因素判断，金融股具有四大投资优势：
一、股价不高，金融股中大部分个股的整体股价目前仍然不高，特别是证券股和信托股基本上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二、增量资金介入明显，从成交量分析金融股上涨时放量显着，而下跌时量能迅速萎缩，显示出介入资金是立足于长线投资，并坚定看好该板块的后市；
三、技术形态良好，个股底部形态构筑完整扎实；
四、有政策利好支持，金融股是解决股权分置的潜在试点板块。
在目前的市场大背景下，金融股的市场号召力和对资金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显现出来，该板块有望成为领涨核心，值得投资者的密切关注。
❺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着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❻ 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有哪些意义与影响
关于国有股份制银行改革的目标定位，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通过股票市场筹集资金，充实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其二，完善国有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健全自我约束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其三，改善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于在短期内解决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不足问题，迅速满足监管标准是非常现实的。但是这一目标只是瞄准国有银行发展中的表层问题。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根本意义在于解决国有银行风险过于集中和效率低下问题，而不仅仅是资本充足率问题。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是重要但非根本的观点。就我国国有银行来讲，在现行的国有独资产权结构下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着严重缺陷。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决议以及经营者高管层的任命，基本都是由政府来决定，董事会形同虚设，执行机构的“内部人控制”的负面效应非常严重，监事会作用的发挥受到严重抑制。因此，根据产权理论，国有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必须以产权改革为前提。
笔者更为认同第三种观点，因为这才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管理风险的特殊国有企业，其改革的目标必须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
尽管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存在若干相异之处，但就制度特征而言，存在着高度一致性，即“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必须从这四个方面努力，不可偏废。
从现实角度讲，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国有独资产权模式，名为独资，实际上所有权由谁代表并没有解决，导致产权关系模糊，资本非人格化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难以分离，由此而来的是责权利不明，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经营效率和效益低下等等。在这种模式下，国有银行很难摆脱政府部门的干预，再加上作为债权人的国有银行与作为债务人的国有企业之间由于最终都为国家所有，因而无法形成真正的借贷关系，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所以，要解决国有银行目前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推进，必须借助一定的途径或实现形式。理论和实践已证明，股份制是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最佳实现形式。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而得出产权变革和优化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标这样一个逻辑推论。因为对于国有银行来讲，无论是何种改革，其最终目标是增进银行绩效，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而仅靠产权改革还不能保证国有银行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超产权论者认为，法人治理结构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产权改革尽管可以改变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改变一个有缺陷的东西并不等于就是改善。对于国有银行来讲，改变产权并不意味着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就会优化完善，也不意味着国有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在产权改革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完善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和市场竞争力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一命题的成立有着严格的前提假定：一个充分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存在。根据超产权理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要增进国有银行的经营绩效，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必须引入竞争，打破国有银行对中国银行市场以至整个金融市场的垄断，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银行市场和金融市场。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放弃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垄断保护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必须从微观金融市场中退出，放弃对国有银行的信贷干预，使国有银行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实现经营目标利润化、经营行为规范化、激励机制市场化、行长聘选竞争化和资产管理商业化。
总的说来，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而不是产权制度改革，也不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更不是提高资本充足率。后三者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只有在优化产权结构基础上，建立完善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了政企分开和科学管理、股份制改革的诸多积极效益，才可能得以生成。 中国工商银行实行统一法人授权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中国工商银行的法人授权管理，是在总行一级法人统一管理下，在法定经营范围内对有关业务职能部门、分支机构及关键业务岗位授予具体业务权限，对各服务区域及客户规定最高信用控制额度，即以授权和授信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组织管理制度，达到规范经营，增强防范和控制风险能力，提高集约经营水平和经济效益的目的。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是全行的经营管理中心、资金调度中心和领导指挥中心，拥有全行的法人财产权，对全行经营的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负责。但银行内部会很麻烦，得变章，改名称，改营业执照等等，对于我们个人不会有影响。
❼ 关于保险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意见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在民生化
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实体经济迅猛发展。经济的民间化、民营化、民生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金融体制，虽然实现了横向层面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改革，但整个金融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市场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在关注民生、重视民生、发展民生的呼声下，金融民生化成为当前金融改革必须面对的要求。金融民生化包括了市场化、民营化、基层化的内涵，旨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由大一统和国有主导的金融体制向民营、民生和草根金融为主的金融体制转变，实现金融体质改革的最大红利。
本文意在分析滞后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市场化发展引发的系列矛盾中最为凸显的县域金融和民间、民营金融困局，力图探索通过由横向到纵向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建设；通过改革大一统的金融市场格局，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通过大力发展民营金融力量，提高整体金融服务水平和能力。探讨如何以顺应经济发展大势与民生关注要求的金融民生化改革，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导向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金融业发展史及其改革演进历程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样，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深化金融改革在体制方面由横向到纵向，在市场方面由大一统到放权让利，在实施内容方面由国有到民办的导向亦是必然性的选择。
（一）由横向到纵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起来的金融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很多成效，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形成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主线，在横向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管理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上打破金融垄断，形成中央金融部门长期高度集中各方面的金融权利和金融资源的局面。中央对金融业的高度集权和地方金融高度压抑，致使在金融体制的纵向层面存在着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的状况。
相对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金融体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加剧了城乡金融二元制度的存在，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统筹，进一步加剧城乡经济二元化，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纵向结构中省市县一级金融监管力量的缺失，致使民间金融“自由”发展，乱象丛生，民间金融风险积累引发民生问题、社会问题。
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新时期、新的历史背景下，改革开放往前推进必须重视顶层设计。金融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更是面临改革攻坚“深水区”的跨越：即充分认识原有的金融横向改革和横向结构的不足，加快金融体制纵向方面的改革，纵深加快地方金融的组织体系建设，构建纵横交错的金融监管结构，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分层次的，对金融的监管权和调控权，走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走的三重金融监管体系道路。
（二）由大一统到放权让利
建国以来，我国以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取代了原来存在的以民间资本为主体发起设立的各种基层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条件下的渐进式的改革，四大国有银行在全国设立了分支式的机构，形成了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现代金融体系。在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演进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经历了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两次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金融机构凭借其分支组织结构的便利，高度集中了金融资源，加剧了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加剧了金融资源分布不均。
经过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我国大部分商品市场、劳务市场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对外贸易实现了自由化。作为稀缺资源配置的金融市场改革，却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是其他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工程”，并没有以释放金融独立要素的功能为目标进行改革，其市场化程度远远滞后于其它市场发展，大大制约了相关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竞争力的提升。
大一统的金融市场格局下，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将民间民营金融排挤与正规金融市场之外，造成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指导政策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完整。严重的利率管制，丧失了利率作为资金价格对资本市场的调节能力。金融市场无细分，金融业态不丰富，金融融资工具单一，不足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中，不同经济实体的不同金融需求，致使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长期难以解决。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活力严重不足，形成了大经济小金融的发展现状。
现在，犹如走到经济爬坡过坎的“十字路口”，要突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带来的矛盾，就要打破粗线条的大一统金融市场格局，放权让利，培育多层次、多元化、多样性的金融市场细分，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坚定不移的走利率市场化道路，发挥利率作为金融价格的市场调节功能；尊重并引导市场“原创”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将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适配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三）由国办到民办
我国金融市场国有式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了各种内生性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为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的一系列制度机制障碍，使得蓬勃发展并对GDP贡献占主导地位的非公经济被限制在正规金融领域外，民间资本只有走向地下、进入灰色区域，形成我国独特的民间金融现象。
2012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但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并没有从实质上得以解决。结果，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只是局限在小贷、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典当以及私募股权等几类，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租赁等主要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民营资本只能参与入股，而不能由其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号）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试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87号）强调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就要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形式多样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统筹发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就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垄断的现状，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特别是基层金融、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金融压抑。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县域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国家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民生化的重大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5-10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的安排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金融内生需求。更多贴近民生、解决民生金融需求的基层金融、草根金融以自发的形式在金融市场上孕育而生、存在和发展。一端是以国有背景为主、规模化经营、对金融资源具有先天垄断性优势、国家宏观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传导者、执行者的所谓的“正规金融”；一端是民间自发、民营为主、经营模式灵活分散、以市场化和逐利性为其显着特征、因市场需求而生存发展的所谓的“非正规金融”，形成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两端”阵营。
（一）金融民生化改革，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
城乡经济结构二元是社会历史进程到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必然出现的，而由此带来诸多二元制度现象，最为明显的是“金融二元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金融二元制度共同存在，互为因果，又相互影响。要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就必须走城乡统筹的道路。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改善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差异，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但是在我国分业垂直的金融体制下，县域金融却脱离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商业化经营逐渐成为国有银行的主要追求目标。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国有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为将县域资金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导致贴近基层、贴近三农，投放于县域的信用资金普遍缺乏，加剧了县域金融资源稀缺。“一行三会”作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分业垂直的分支式组织结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和市场化改革，使得大多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集中于省市一级。人民银行成为大多数县级唯一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但由于职能受限，不可能对县域金融实施有效管理。无论是商业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机构都是垂直型分支式的组织结构，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只对上级行负责，造成了县域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利润最大化和监管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下，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发展，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很难获得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严重剥夺了县域金融对实体经济配置的活力。
据统计，1980年信用社农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17亿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翻了近106倍，达到12355亿元，而同期贷款余额仅从50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存款余额.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流出量逐年增多。农民没有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与足够的满足实际需求的贷款，而只有转向民间借贷。
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的基本策略后，国有银行从农村收缩网点，全国近3.2万个邮政营业网点获得了巨大的吸储空间，年吸储额度从1998年的557亿元剧增到2002年的1465亿元，其中65%来自县（及以下）地区，乡镇及所辖地区农村占34%。但邮政网点的主营业务是吸收储蓄，只有少数邮政网点可以发放少量贷款，所以大部分邮政储蓄资金通过转存央行或投资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而直接流出农村。正规金融向农村索取金融剩余多，而金融供给不足。1979年至2003年这25年来，农村净流出资金年平均达到498亿元之多。
国家社会经济进程发展到工业化、城镇化阶段，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城乡金融二元化现象。各国政府都通过政府引导、国家补贴等政策措施和手段解决农村金融的稀薄问题，保障农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农村金融服务。但在我国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却加剧了这一现象。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得比重都在15%左右，而同期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却仅维持在5%左右，农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国家金融部门对其的支持极不相称，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工作一直备受中央重视，近几年来，在多个部门、多项政策的共同支持下，信贷对“三农”的投入，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2012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为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21.6%，较2007年末增长188.6%，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4.4%；农户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5.4%，较2007年末增长170.1%，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2.3%；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4.1%，较2007年末增长81.1%，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13.4%；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为17.6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26.2%，较2007年末增长188.2%，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4.3%。
在推动农村金融创新方面，人民银行于2011年7月分别印发《关于建立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专项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和《关于开展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通知》，建立了按季度监测制度，动态、全面掌握各地推进创新工作进展，加强对县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全面提高信贷政策对“三农”的导向力。银监会2012年发布了《关于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阳光信贷工程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实施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工程的指导意见》，引导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启动“三大工程”，针对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差异大、抵押担保物缺乏等特点，研发新产品，探索新服务。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用“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概括了2013年农村工作目标，连续十年中央一号文聚焦“三农”经济。“三农”经济既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又是牵系广大农村千家万户的民生经济，是国之根本。“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但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以“改革创新”的方式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惠民生”的目标，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金融民生化改革，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民营经济所作的贡献，在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税收、进出口总额、城镇就业人员中的比重都超过1／2以上，不少占到2／3左右。我国的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的行业为主，仅制造业、批发零售餐饮业就集中了民营企业的75％。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其初创期，还是发展期，主要是依靠自我积累、自我筹资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管理水平低、生产规模小、创利能力弱，要进一步发展，都受到资金严重不足的制约。民营企业有着巨大的资金需求，然而，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总量的2％；通过发行股票融资的民营企业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中约只占9％左右，这里还不包括那些以较高昂的代价购买别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而曲线上市的；在债券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则几乎为零。民营企业的融资难，突出表现为中小企业难、中西部地区难、小城镇难，而这又恰恰是我们经济发展需要加大支持力度的重要环节。
近几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民营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目前融资难问题。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小民营企业融资仍受到诸多限制，其融资难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主要表现为：1.直接融资方面：资本市场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的融资渠道有限，门槛过高。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尚存一定的缺陷，证券市场门槛高，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加上民营企业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发行的费用，也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中小企业板固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条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途径，但并不会成为上千万家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至于发行债券，目前发行的重点建设债券和地方企业债券，利率固定，期限较长，主要用于进行资本密集型大规模项目的投资，带有政府主导垄断的推动型色彩，一般民营企业难以进入。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二板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多数高科技型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可为广大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和风险资本市场这类小型资本市场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堪称缺失，使中小民营企业失去了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主要靠民间借贷市场、私募股本、企业互保加债转股等非正规、小范围的集资或股权融资取得，此类融资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使投资缺乏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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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中国商业银行的结构体系组成它的功能与作用是什么
外部组织形式：受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为单一银行制、分支银行制和集团银行制以及连锁银行制。
1.单一银行制
单一银行制是指不设立分行，全部业务由各个相对独立的商业银行独自进行的一种银行组织形式，这一体制主要集中在美国。
优点
首先，可以限制银行业的兼并和垄断，有利于自由竞争；其次，有利于协调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使银行更好地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此外，由于单一银行制富于独立性和自主性，内部层次较少，因而其业务经营的灵活性较大，管理起来也较容易。
缺点
首先，单一制银行规模较小，经营成本较高，难以取得规模效益；其次，单一银行制与经济的外向发展存在矛盾，人为地造成资本的迂回流动，削弱了银行的竞争力；再次，单一制银行的业务相对集中，风险较大。随着电子计算机推广应用的普及，单一制限制银行业务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弊端也愈加明显。
2.分支银行制
分支银行制又称总分行制。实行这一制度的商业银行可以在总行以外，普遍设立分支机构，分支银行的各项业务统一遵照总行的指示办理。分支行制按管理方式不同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总行制和总管理处制。总行制即总行除了领导和管理分支行处以外，本身也对外营业；而在总管理处制下，总行只负责管理和控制分支行除，本身不对外营业，在总行所在地另设分支行或营业部开展业务活动。
优点
实行这一制度的商业银行规模巨大，分支机构众多，便于银行拓展业务范围，降低经营风险；在总行与分行之间，可以实行专业化分工，大幅度地提高银行工作效率，分支行之间的资金调拨也十分方便；易于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设备，广泛开展金融服务，取得规模效益。
缺点
容易加速垄断的形成，实行这一制度的银行规模大，内部层次多，从而增加了银行管理的难度。但就总体而言，分支行制更能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受到各国银行界的普遍认可，已成为当代商业银行的主要组织形式。
3.集团银行制
集团制银行又称为持股公司制银行，是指由少数大企业或大财团设立控股公司，再由控股公司控制或收购若干家商业银行。银行控股公司分为两种类型：
1．非银行性控股公司，它是通过企业集团控制某一银行的主要股份组织起来的，该种类型的控股公司在持有一家银行股票的同时，还可以持有多家非银行企业的股票。
2．银行性控股公司，是指大银行直接控制一个控股公司，并持有若干小银行的股份。
4.连锁银行制
连锁银行制又称为联合银行制。它是指某一集团或某一人购买若干独立银行的多数股票，从而控制这些银行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银行在法律地位上是独立的，但实质上也是受某一集团或某一人所控制。
内部组织结构：
1.决策系统
商业银行的决策系统主要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组成。股东大会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股本招募中购买银行发行的优先股票的投资者成为银行的优先股东，购买银行发行的普通股票的投资者成为银行的普通股东。股东大会的主要内容和权限包括：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并决定有关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银行各项经营管理方针和对各种重大议案进行表决；修改公司章程等。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决策机构。
董事会代表股东大会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对股东大会负责。商业银行董事会主要具有以下一些重要权力：确定银行的经营决策，董事会一般不直接参与银行的日常工作，但银行经营的重大问题要与董事商议，由董事会作出决策；董事会有权任免银行管理人员，选择熟悉银行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来具体管理银行；设立各种委员会或附属机构，如执行委员会、贷款委员会、考评委员会等，通过其对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组织、指挥和监督。
2.执行系统
商业银行的执行系统由总经理（行长）和副总经理（副行长）及其领导的各业务部门组成。总经理（行长）是商业银行的最高行政负责人。总经理（行长）的主要职权是执行董事会的决议，组织领导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在总经理（行长）的领导下，商业银行还要设置若干个业务、职能部门及部门经理。
3.监督系统
商业银行的监督系统由监事会和稽核部门组成。监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代表股东大会对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和内部管理进行监督。商业银行的稽核部门是董事会或管理层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其职责是维护银行资产的完整和资金的有效营运，对银行的管理与经营服务质量进行独立的评估。
功能和作用：
1.信用中介职能
信用中介是商业银行最基本、最能反映其经营活动特征的职能。这一职能的实质，是通过银行的负债业务，把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货币集中到银行里来，再通过资产业务，把它投向经济各部门；商业银行是作为货币资本的贷出者与借入者的中介人或代表，来实现资本的融通、并从吸收资金的成本与发放贷款利息收入、投资收益的差额中，获取利益收入，形成银行利润。商业银行成为买卖“资本商品”的“大商人”。商业银行通过信用中介的职能实现资本盈余和短缺之间的融通，并不改变货币资本的所有权，改变的只是货币资本的使用权。
2.支付中介职能
商业银行除了作为信用中介，融通货币资本以外，还执行着货币经营业的职能。通过存款在帐户上的转移，代理客户支付，在存款的基础上，为客户兑付现款等，成为工商企业、团体和个人的货币保管者、出纳者和支付代理人。以商业银行为中心，形成经济过程中无始无终的支付链条和债权债务关系。
3.信用创造功能
商业银行在信用中介职能和支付中介职能的基础上，产生了信用创造职能。商业银行是能够吸收各种存款的银行，和用其所吸收的各种存款发放贷款，在支票流通和转帐结算的基础上，贷款又派生为存款，在这种存款不提取现金或不完全提现的基础上，就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最后在整个银行体系，形成数倍于原始存款的派生存款。商业长期以来，商业银行是各种金融机构中唯一能吸收活期存款，开设支票存款帐户的机构，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转帐和支票流通。商业银行以通过自己的信贷活动创造和收缩活期存款，如果没有足够的贷款需求，存款贷不出去，就谈不上创造，因为有贷款才派生存款；相反，如果归还贷款，就会相应地收缩派生存款。收缩程度与派生程度相一致。因此，对商业银行来说，吸收存款在其经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4.金融服务职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商企业的业务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化，银行间的业务竞争也日益剧烈化，银行由于联系面广，信息比较灵通，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在银行业务中的广泛应用，使其具备了为客户提供信息服务的条件，咨询服务，对企业“决策支援”等服务应运而生，工商企业生产和流通专业化的发展，又要求把许多原来的属于企业自身的货币业务转交给银行代为办理，如发放工资，代理支付其他费用等。个人消费也由原来的单纯钱物交易，发展为转帐结算。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从多方面给商业银行提出了金融服务的要求。在强烈的业务竞争权力下，各商业银行也不断开拓服务领域，通过金融服务业务的发展，进一步促进资产负债业务的扩大，并把资产负债业务与金融服务结合起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金融服务己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职能。
5.调节经济职能
调节经济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其信用中介活动，调剂社会各部门的资金短缺，同时在央行货币政策和其他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实现经济结构，消费比例投资，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调整。此外，商业银行通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活动还可以调节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商业银行因其广泛的职能，使得它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十分显着，在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中位居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2012年的商业银行已经凸现了职能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❾ 关于如何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探讨—基于国内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国内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盈利能力的现状分析对比，探讨国内商业银行的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力求通过优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来提高其盈利能力。
关键词：股权结构 盈利能力 商业银行
一． 国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盈利能力现状
1.以英美为代表的股权高度分散型
在英美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其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是高度分散的。以美国上市商业银行为例，股东平均持股比例非常低；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非常低，一般不超过5%；机构投资者约占30%-70%, 其余均为散户投资者。
股权结构多元化，在市场、股东等监督下，完善的外部治理机制促使经营者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完善的证券市场制度,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对银行经营的外部监管，股东之间相互监督、制衡，银行盈利能力较好。为防止股权结构高度分散造成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美国上市银行特别注重管理层及员工激励，通过员工持股和管理层持有股权充分调动了内部人积极性，建立了公开、透明、正常的内部控制机制，共同促进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提高。
2.以日本为代表的股权高度集中型
日本银行业股权高度集中于金融机构与其他企业法人，并且企业与银行之间相互持股。股权高度集中有利于经营者行为长期化，但外部监督很难，容易出现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但是，日本银行的内部监督机制是较完善的。通过监事会、董事会、经理会、股东会等对银行经营者相互补充的约束体系实行内部监督。较强的内部法人监管促使日本商业银行经营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盈利水平。
二、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盈利能力的现状
随着上市银行的流通股比例不断增大，股权集中度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但不同股权结构的商业银行表现出不同的盈利水平。（1）对于同为股权高度集中的4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中的典型代表中信银行，表现出来的盈利能力却不尽相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从2002年的0.21%上升到2007年的1.21%；而中信银行资产收益率从2002年的0.45%下降到2004年的0.07%又上升到2007年的0.97%，表现为不稳定且较低的盈利水平。（2）在股份制银行中，以民生银行为代表的股权适度分散的商业银行，其资产收益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但仍然表现出较低的取值。（3）对于股权适度集中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几年的资产收益率在增加的同时普遍较高，2007年，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和兴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都高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体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2.问题（1）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从资产收益率来上,我国商业银行与花旗、汇丰银行相比差距较大,三大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不及国外六大商业银行的1/2,税前利润也远低于国外的商业银行。
（2）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流通性仍然较低
大小非解禁以后，股权流通性得到改善，但相较发达国家，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流通性仍然较低，这使流通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也致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受到影响。
（3）我国内部人控制问题较为严重
国有股股东缺位和非流通性，引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此外，由于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银行经营者可能出现隐瞒重大信息、粉饰银行业绩、等内部人控制所引发的现象，最终危害银行的盈利能力。
三、优化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提高盈力能力的启示与建议
1.适当降低国有股比例及股权集中度
我国大部份商业银行还属于股权高度集中型，且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不利于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有效的发挥作用，代理链条过长也会导致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不匹配 ,近而导致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差。我国应努力寻找有效方案渐近的、适当的降低国有股比例，使股权适当分散，这不仅有利于优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规范我国的股市运作、增强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和融资功能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优化董事会结构、加强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
我国应完善董事会制度；明确股东身份；明确委托代理关系；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建立董事问责制；完善董事会工作程序。除此之外，还应提高监事会中外部监事的比例，并推行外部监事职业化。
3.完善内部控制机制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
日本作为商业银行股权高度集中型的代表，仍有较高的盈力能力，与其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密不可分。目前看来，加强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是提高内部控制效果的有效措施。可通过将组织机构从金字塔型转变到扁平化，减少管理层次，加大管理幅度；采取积极态度处理风险。
4.完善股权激励与员工持股制度
由于我国宏观环境不成熟，广泛推行经营者股票期权计划有很大难度，但我国在建立商业银行长期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时可采取以下措施：建立薪酬委员会；股票期权激励授予价格与数量；与高管人员签定合约，要求长期股票期权，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加快上市银行员工持股制度的立法工作，吸引员工广泛参与，可以考虑采用员工持股信托方式，并建立完善的员工持股流转机制，从而丰富股权结构，提高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2]于瑞光.股份制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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