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国第一家外资银行是什么
汇丰银行。
1、第一家在中国注册的外资银行-汇丰银行，1906年其发行了股票 。
2、汇丰银行（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创立于清同治三（1864年），香港总行于同治四年3月开业，歼袭上海分空升行于同治四年4月开业。英文名称原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Ltd.，同治五年根据香港政府法令正式斗改老注册时改称。中文取名汇丰，含有预期汇兑业务发达的意思。
‘贰’ 金融学的历史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
1） 在创业期，企业组织和流程不正规，但大家高度团结，创业的核心人物能够对每个人施加影响，因此效率很高，企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和产品的创新。
2） 在成长期，企业业务快速发展，由单一产品转向多个产品线；人员大量增加，跨部门的协调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复杂和困难；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组织均衡成长和跨部门协同。
3） 在成熟期，由于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渐渐淡薄，企业组织和流程的僵化日趋严重，流程运作困难，效率低下；大部分企业由此走向衰落，也有极少数企业经过剧烈的业务变革，进入持续发展期，实现永续经营的追求（如IBM和通用）。
金融业定义 金融业是指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它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和租赁业。
金融业特点 金融业具有指标性、垄断性、高风险性、效益依赖性和高负债经营性的特点。 指标性 指标性是指金融的指标数据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和个体状况，金融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垄断性 垄断性一方面是指金融业是 *** 严格控制的行业，未经中央银行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允许随意开设金融机构； 另一方面是指具体金融业务的相对垄断性，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四大商业银行，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国泰、华夏、南方等全国性证券公司，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人保、平保和太保。 高风险性 高风险性是指金融业是巨额资金的集散中心，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
单位和个人，其扒烂任何经营决策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 效益依赖性 效益依赖性是指金融效益取决于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受政策影响很大。
高负债经营性 高负债经营性是相对于一般工商企业而言，其自有资金比率较低。 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优化资金配置和调节、反映、监督经济的作用。
金融业的独特地位和固有特点，使得各国 *** 都非常重视本国金融业的发展。我国对此有一个认识和发展过程。
过去我国金融业发展既缓慢又不规范，经过十几年改革，金融业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成长。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业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金融业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业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寺庙和公元前 6世纪希余此滚腊寺庙的货币保管和收取利息的放款业务。公元前5~前3世纪在雅典和罗马先后出现了银钱商和类似银竖余行的商业机构。
在欧洲，从货币兑换业和金匠业中发展出现代银行。最早出现的银行是意大利威尼斯的银行（1580）。
1694年英国建立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这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确立了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此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业迅速发展，并对加速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信用活动为中心的银行垄断与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形成金融资本，控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命脉。
中国金融业的起点可追溯到公元前 256年以前周代出现的办理赊贷业务的机构，《周礼》称之为“泉府”。南齐时（479~502）出现了以收取实物作抵押进行放款的机构“质库”，即后来的当铺，当时由寺院经营，至唐代改由贵族垄断，宋代时出现了民营质库。
明朝末期钱庄（北方称银号）曾是金融业的主体，后来又陆续出现了票号、官银钱号等其他金融机构。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现代银行在中国出现较晚。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最早的是英国丽如银行（1845）。随后又相继设立了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是 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国的银行业开始有较快的发展，银行逐步成为金融业的主体，钱庄、票号等相应退居次要地位，并逐步衰落。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互为推进的。这表明了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
现代金融业 金融业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从古代社会比较单一的形式，逐步发展成多种门类的金融机构体系。在现代金融业中，各类银行占有主导地位。
商业银行是现代银行最早和最典型的形式，城市银行、存款银行、实业银行、抵押银行、信托银行、储蓄银行等，虽都经营金融业务，但业务性质常有较大差异，而且，金融当局往往对它们的业务范围有所限制。现代商业银行一般都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
大商业银行除在本国设有大量分支机构外，往往在国外也设有分支机构，从而成为世界性的跨国银行。现代大商业银行通常是大垄断财团的金融中心。
持股公司已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与商业银行性质有所不同的是专业银行。
专业银行一般由国家（ *** ）出资或监督经营。其业务特别是信贷业务，大都侧重于某一个或几个行业，并以重点支持某些行业的发展为经营宗旨。
中央银行的建立是金融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现代金融业中，中央银行处于主导地位。
它是货币发行银行、 *** 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的金融政策，调节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一般也是金融活动的管理与监督机关。 除银行外，现代金融业中还包括各种互助合作性金融组织（如合作银行、互助银行、信用合作社或信用组合等）、财务公司（或称商人银行）、贴现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金融咨询公司、专门的储蓄汇兑机构（储金局、邮政储汇局等）、典当业、金银业、金融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外汇调剂市场等）和资信评估公司等等。
现代金融业的经营手段已十分现代化，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服务已相当普及。
1921年7月1日中国 *** 成立以后，立刻投身于推翻三座大山的洪流之中。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历了1927年“4·12”蒋介石屠杀 *** 人，中国 *** 被迫转入了武装斗争，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为标志，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毛主席领导的农民武装上井冈山、到1928年4月和南昌起义军队在井冈山会师，从而开辟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这一时期，工农武装暴动风起云涌，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力量每攻克和占领一座县城，即从县到区到乡成立工农革命 *** 或苏维埃 *** 。在打破围剿和反扑、与反动武装反复争夺中，红 *** 域失而复得，不断扩大，革命武装也不断壮大，为红色政权施政创造了条件。
我党早在革命斗争初期，即看到了金融的重要性，最初在金融领域上进行的斗争是减息和反对高利贷。而一旦建立了红色政权，即提出和建立了红色金融——工农银行。
1927年8月， *** 员傅柏翠在福建上杭蛟洋乡建立农民协会，减租减息和抗税，并组建农民自卫军。在1927年冬创办了“蛟洋农民银行”，发行了“蛟洋农民银行流通券”，到1928年6月，因地方军阀的围剿，蛟洋农民银行停止营业。这是红色金融的第一次实践，第一次建立了人民的银行，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发行了自己的货币。
在中央苏区、在闽西、闽东、在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一批工农银行随红色政权的建立而建立。初期，这些工农银行是分散的、独立的，如湖南平江工农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江西万载县工农银行、修水县立总合作社与银行、宜春县工农银行，湖北铜鼓县生产合作社与银行、鄂东农民银行等等。后来，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红色金融的规模、存续期和根据地内金融的统一就有了新的变化。
新中国的金融业始创于革命根据地。最早的金融机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1926年12月在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区由农民协会创办的柴山洲特区第一农民银行。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起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银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市成立。
新中国建立后，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银行逐步并入中国人民银行。 *** 没收了 *** 的官僚资本银行，并对私营金融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同时， *** 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了大批集体性质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使它们发挥了国家银行在农村基层机构的作用。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国家银行体系与众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相结合是50~70年代中国金融业的最显着特点。
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对金融业进行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摆脱了具体的工商信贷业务，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国家专业银行逐一成立；保险公司重新成立并大力发展国内外业务；股份制综合性银行和地区性银行开始建立；信托投资机构大量发展；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资信评估公司、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形成一个以专业银行为主体，中央银行为核心，各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业，指的是银行与相关资金合作社，还有保险业，除了工业性的经济行为外，其他的与经济相关的都是金融业。
金融业是指经营金融商品的特殊行业，它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和租赁业。
金融业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寺庙和公元前 6世纪希腊寺庙的货币保管和收取利息的放款业务。
公元前5~前3世纪在雅典和罗马先后出现了银钱商和类似银行的商业机构。在欧洲，从货币兑换业和金匠业中发展出现代银行。
最早出现的银行是意大利威尼斯的银行（1580）。 一六九四年英国建立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这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确立了最基本的组织形式。
此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业迅速发展，并对加速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以信用活动为中心的银行垄断与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形成金融资本，控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命脉。 中国金融业的起点可追溯到公元前 256年以前周代出现的办-理赊贷业务的机构，《周礼》称之为“泉府”。
南齐时（479~502）出现了以收取实物作抵-押进行放款的机构“质库”，即后来的当铺，当时由寺院经营，至唐代改由贵-族垄断，宋代时出现了民营质库。 明朝末期钱庄（北方称银号）曾是金融业的主体，后来又陆续出现了票号、官银钱号等其他金融机构。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现代银行在中国出现较晚。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最早的是英国丽如银行（1845）。
随后又相继设立了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是 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国的银行业开始有较快的发展，银行逐步成为金融业的主体，钱庄、票号等相应退居次要地位，并逐步衰落。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互为推进的。
这表明了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
五六百年前，由于受到交通工具和生产技术的限制，人类的金融贸易活动通常还无法突破国界。但这一状况在此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迅速得以改观。
发生在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原有的时空距离。跨国性质的贸易交往、债权债务清算以及资本转移等活动不仅演绎出了最初始形态的国际金融现象，而且从一开始就包涵着有关国际金融纷争与协调的跌宕起伏。
此后，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网络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金融协作尽管长时间内都处在较低层次，但总体进程则不断呈现出加速趋势。特别是进入20世纪，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先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沉重打击之后，为了重建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以求生存和发展，不同 *** 国家之间展开了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协调与合作。从1922年4月的热那亚世界经济与金融会议，到1936年10月的“三国黄金协定”，再到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以及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立，都是典型的例证。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至今，国际货币金融秩序进入了“无制度”时代。美元等各主要国际性货币的汇率经常出现巨幅波动，便捷的电子化交易系统使得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形同“幽灵”、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游荡”，不同国家金融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越来越明显，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破坏性急剧攀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利益冲突日渐明显……这些问题构成了现阶段国际金融领域的鲜明特色，同时也决定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金融的协作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货币欧元的出现，象征着20世纪人类社会将国际金融协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叁’ 1887年中国第一家自己的银行名称
中国通商银行
补充资料:
一、中国通商银行简称通商银行。系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前哪中大臣盛宣怀奏准清廷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通商银行的官僚资本部分作为公股，改造成为公私合营银行之一。1951年5月，同新华、四明、中国实业、建业等四行在金融业内首先组成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和上海其他59家私营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一起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组成部分。
二、发展简史
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是该行的创办人与大股东。 通商银行名为商办，实系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其实大权均由盛宣怀一人独揽。 通商银行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议分5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 股份中，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占实收资本的2/5;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0余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资5万两;通商总董中张振勋和严信厚投资10万两和5万两。以上几笔已达200万两，约占当时实收资本的80%。其余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此时，中国无银行法令及成规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办理。
设总董张振勋(弼士)、严信厚(筱舫)、朱宝珊(葆三)、刘学询(慎初)、叶成忠(澄衷)、杨文骏(彝卿)、严潆(芝眉)、陈猷(辉庭)、杨廷杲(子萱)、施则敬(子英)共10人 ，以严潆为驻行办事总董。由盛宣怀督同各总董议订章程22条，奏明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商款商办，官但保护，而不管事。并借重外才，征用客卿，聘任英人美德伦为洋大慧山班，沪上钱业领袖陈笙郊缓扰为华大班，借以融通中外金融。
‘肆’ 最早的银行谁开的
分类: 商业/理财 >> 银行业务
问题描述:
最早的银行谁开的
解析:
银行是一家以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不同地区对银行有不同的定义。 一般认为最早的银行是意大利1580年在威尼斯成立的银行。其后，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德国在汉堡、英国在伦敦也相继设立了银行。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银行得到了普遍发展。
在宋朝时期中国出现了具有高利贷性质及无利息存款业务的钱庄与票号，第一家具有近代特征的银行是上海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清朝（光绪二十三年）成立。
1848年，经英皇家特许，英商东方银行上海分行开业。”那么近代我国最早的银行到底是什么呢？
1、列强在我国开办的最早银行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是封建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只有票号、钱庄一类的旧式金融机构，可以说整个中国都还没有银行。《南京条约》签订后，清 *** 允许五口通商，列强向中国倾销工业品，掠夺茶、丝等原料，为了适应这种不断扩展的掠夺性贸易的需要，外国的银行才开始进入我国。
西方列强在我国开办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是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该行原先是总行设在印度孟买的一家英国皇家特许银行，原名西印度银行，后与锡兰的锡兰银行合并，改称丽如银行，并于1845年将总行移至伦敦。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正力图扩大对华贸易，丽如银行作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金融堡垒，1845年，首先在香港设立分行，同年该行又在广州建立它的机构；1848年，该行在上海正式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作为“特许银行”，丽如银行在发挥殖民地银行的职能方面得到了英国 *** 的特别庇护和支持，它通过经营国际汇兑、发行纸币等业务，积极为英国的侵略政策服务，在对华贸易中攫取了巨额的暴利。1884年，丽如银行因在锡兰的投资失败而撤出了中国，其在中国的地位也由后来的汇丰银行所取代。1892年6月，丽如银行因总行的营业亏损而在伦敦宣告寿终正寝。
2、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银行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进行经济掠夺，而中国的社会经济也逐渐发生变化，需要有自己的银行来调剂资金。1896年11月，清 *** 督办全国铁路大臣盛宣怀上奏清廷，请求“急设中国银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正式营业，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年底又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地设立了分行。通商银行成立之初、清 *** 即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除发钞外，还代收库银及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通商银行的创办，对当时铁路、矿务、航运等中国大型工交企业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作用。该行在营业之初，实际资本为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业务发展比较迅速，到1899年底存款已达397万两。国民 *** 时期，通商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发行钞票业务进展较快。1935年该行因滥发银行券发生挤兑现象，由官僚拿誉资本银行加入“官股”，改组成“官商合办”，从而成为 *** *** 控模敏肢制的银行。解放后，“官股”由人民 *** 接管；1952年底，该行又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
3、官方开办的最早国家银行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经财政处奏准，清 *** 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由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
1908年2月，经度支部（即官制改革前的户部）奏准，户部银行又改称旦世“大清银行”， 大清银行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了二十家分行。
大清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一千万两白银，分为十万股，分别由国家和私人各认购五万股。大清银行总行的管理官员有：正副监督各一人，理事四人，监事三人；各分行则设置总办、经理、协理、司帐等官员。
大清银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兼有发行纸币、经管国库等权项。民国成立后，大清银行改称“中国银行”。
‘伍’ 辩论的总结陈词 主题是关于“如何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我是反方，观点是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
我觉得这样的话题缓氏应该在不是中国的扰吵散地方辩论起来才好。即便是辩论也辩论不到多深的层次。因为在中国，中国的政策是正方，除非从这个观点反驳，不然谈不到深层次。碰闭（个人意见）不妨试着从市场制度的现代化来反驳。。
‘陆’ 求救,谁知道香港...
19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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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鸦片战争以前，它和另一种信用机构——票号，在调拨资金上为商品流通起着促进的作用。
一般地说，钱庄和票号的业务内容和活动地区是有区别的。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对商人办理存放款项，间或经营地区之间的商业汇兑，所以，和商业的联系比较密切。票号是以汇兑为专业的；有放款，也只贷给钱庄而不贷给一般商人。钱庄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而以上海为其活动的中心，票号则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当然，这样的区分是极其粗略的，仅仅就其侧重点而言的。事实上，上海和汉口都曾经是票号在东南地区的据点，而华北各省也有钱庄在活动。
鸦片纳碰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从广州北移，以上海为盘踞的中心。于是，上海的钱庄便逐渐与外国势力发生了联系。在50年代，当太平天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期，票号锐意经营汇解饷需、协款和丁银，与清政府发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一切商业上资金周转的业务几乎完全落到了钱庄的手中。在这种条件下，当外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国腹地伸展时，钱庄就成为它必加利用的工具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着重论述19世纪后半期钱庄职能的买办作用。不过钱庄和票号的活动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也要涉及票号。
一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从清政府手里取得了许多入侵中国的条约特权。但是，条约特权本身不能把外国制成品送到中国人民的手里。外国侵略者必须通过买办人物之手和各种商品流通的渠道，才能深入中国的内地市场。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买办人物就已经日益活跃起来，而中国原有的各种商品流通渠道也日益买办化。在这一过程中，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中国钱庄的职能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钱庄是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物，具备着调拨资金的职能。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钱庄在商品流通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在上海，钱庄的庄票早就起着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商人在买卖豆、麦、花、布时，不仅可以用钱庄庄票支付货价，而且可以“到期转换”，也可以“收划银钱”①，可见当时钱桐吵庄庄票的用途已经很广。
1843年上海开端口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上海设立洋行；在开端口的当年就有11家②，三年以后又增至25家。③跟随洋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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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县告示碑》，江苏省博物院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页。
② 葛里芬(EAdon Criffin)：《飞剪船与领事》 (Clipper and Consuls)，密细根，1938年版，第257页。
③ 徐润：《上海杂记》，香山徐氏校印本，第12页。
来的有许多广州“旧日洋商行店散出之人”①。这是一批从事买办性商业活动的人物。他们在华洋商人之间，沟通买卖，保证信用，起着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所谓“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②，就是对他们的活动所作的写照。
在外国银行尚未进入上海以前，中外商人因贸易而发生的财务关系，通常都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的。③这是钱庄和外国侵略势力发生关系的开端。
买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里开始形成的一个寄生的阶层。买办受雇于洋行或银行，有为洋行开展业务的责任。洋行买办必须为洋行提供各地商情，参预买主与货主的接洽以及预防商业交易上的损失；当中国商号(或商人)和洋行发生贸易关系时，买办必须为洋行了解该商号的信誉及经济力量④；如果与洋行成交的顾客是由买办介绍的，他必须是这个顾客的保证人；此外，买办还常常为他所代理的洋行周转资金⑤；等等。因此，洋行买办为便于经营大量的交易，与本地钱庄和商号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⑥银行买办则以探悉本地各钱庄、银号的财务情况为主要的职责，他对外国洞轮谈银行和中国钱庄、银号之间的一切交易负有完全的责任。买办的收入除了每月工资之外，还有视雇主营业额大小而定的佣金和红利。资力雄厚的买办除了为洋行或银行服务外，大多还有自己独立的经营。他们或者开设钱庄(或附股于钱庄)，或者兼营其他商业。60年代以后，为数不少的银行买办是钱业中人转化过去的。这些人物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乃是钱庄职能买办化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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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二十八年两广总督徐光绪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28页。
② 王韬：《瀛壖杂志》卷1，第8页。
③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海贸易方法的变化》，1893年11月24日，第818页(以下简称《捷报》)。
④ 包培：《论洋行买办制之利害》，甘作霖译自伦敦经济学报。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第38页。
⑤ 《捷报》，1901年12月11日，第1118页。
⑥ 威廉(S．W．Williom)：《中国商业指南》(The Chinese Commercial Cuide)，第162页。
例如，为大家所熟知而与李鸿章深相结托，被视为“洋务人才”的大买办徐润、唐廷枢之流，在他们任洋行买办的时期都是同时与钱庄有很深的瓜葛的。
根据徐润自己的回忆，他在1861年任宝顺洋行(LancelodDent & Co.)买办时，便已和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以支持他所经营的“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①。当这家钱庄在1862年闭歇后，他随之又在1864年与人合开协记钱庄。② 1868年，徐润离开宝顺洋行以后，主要的业务活动是经营宝源祥茶栈和地产公司。在收购茶叶的生意中，他在河口、宁州、湘潭、崇阳、羊楼洞等地都设立了分庄，以便于多方搜罗茶叶；而其地产经营则以上海为主。据说，徐润在上海“租界”及其附近地区就占有3000亩土地，盖有3000座房屋。③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徐润所需要的资金调度就是从钱庄方面取得支持的。例如，与地产公司有往来的钱庄有22家之多④，而宝源祥茶栈得钱庄通融的款项经常在200万两左右。⑤由于从钱庄方面能够得到如此重大的方便，使徐润即使在参预轮船招商局，并担任会办两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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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第5页(以下简称《年谱》)。
② 徐润：《年谱》，第13页。
③ 莱特(A．Wright)：《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端口志》，(TwentiehCentury lmpressions of Hongkong，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1908年版，第540页。
④ 徐润：《年谱》，第55页。⑤ 《申报》，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九日(1883年11月18日)。
后，还不能忘情于钱庄的经营，以致在1875年再度与人合开了荣德钱庄。①
唐廷枢是从1861年起担任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在长江各口代理人的②；到1863年他就成为该洋行的总买办。③1880年7月他与人合伙购买了一只“南浔”号轮船(“Nanzing")交由怡和洋行代理。④在唐廷枢担任买办的时期中，他经常利用洋行和钱庄的资金来支持自己的商业活动。1871年，由于与唐廷枢有密切联系的三家钱庄陷于破产，使唐廷枢的资金周转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结果不得不亏欠怡和洋行达8万两之多。⑤也许是由于唐廷枢在钱庄中的力量不够雄厚的缘故，有些外国洋行的老板就曾讥笑他“只会吹肥皂泡，而不会制肥皂”⑥。
事实上在通商口岸像徐润、唐廷枢那样一身兼具买办和钱庄主(或钱庄股东)双重身份的人物一向就是普遍存在着的。
早在40年代，大买办杨坊就已在上海开设钱庄了。(Z)杨坊的密友丁建彰(Ting Kien Chang)本来就是在荣丰钱庄(Yung-Feng Bank)做生意的，后来则变成了伯德孚洋行(Bedford &Co．)的买办。⑧这个洋行的另一买办马罗山(Ma Loisum)也是一个“非常机灵的生意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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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润：《年谱》，第21页。 ．
② 刘广京(Liu Kwang-Ching)：《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1862—1874》，(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62—1874)，1961年哈佛版，第143页。
③ 徐润：《年谱》，第58页。
④ 《怡和洋行档案》，转见刘广京，上引书，第143页。
⑤ 《怡和洋行档案》，转见刘广京，上引书，第143一144页。
⑥ 《怡和洋行档案》，转见刘广京，上引书，第144页。
⑦ 马士(H.B.Morse)：《太平天国时代》(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1927年版。第41页。
⑧ 马士：上引书．第28页。
钱庄老板”①。在50年代，上海李百里洋行(Shaw，Bland & Co．)的买办乃是当时协丰钱庄(Ya-Foong Bank)的大股东。②在60年代为上海汇丰银行(Hongkong & Shangai Banking Co．)担任第一任买办的王槐山也是出身于上海的一家钱庄。③在70年代，汇丰的另一大买办席正甫正是因为经营钱庄得法，才邀得汇丰的“青睐”④。同时，在席正甫当上买办以后，他仍旧与人合伙开设协升钱庄。⑤不仅如此，席氏家族中有不少成员如席立功、席聚星、席锡藩等大体上都是循着席正甫所走的道路，从银钱业者转化为银行买办的，而在当上买办之后，又复兼营钱庄。譬如席立功在90年代后，就同时是正大、裕祥、久源等几家钱庄的大股东。⑥
又如，在上海开端口之初便以大洋货号首创上海华商经营进口洋布第一家的湖州人许春荣与泰和洋行(Reiss & Co．)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大约在六七十年代，许春荣一面为该洋行推销洋货，一面又先后开设了阜丰等七家联号钱庄。这些钱庄虽然在中法战争期间都陆续倒闭了，可是到90年代，许春荣还是兼充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和花旗银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两家的买办，而同时又与席立功合伙开设钱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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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士：《太平天国时代》(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第55页。
②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捷报》)1860年3月31日，第5l页。
③ 《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84年1月12日)。
④ 莱特：上引书，第540页。
⑤ 《上海钱庄史料》，第752页。
⑥ 同上。
⑦ 《上海钱庄史料》，第743—744页。
在70年代，另一个充任敦裕洋行买办的洞庭山商人严兰卿同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镇昌钱庄，其后又陆续在上海、苏州等地经营了七八家钱庄。并且，这些钱庄大多还是由这位买办独资经营的。①
在80年代，与上海沙逊洋行(E．D．Sassoon，Sons & Co．)颇有渊源的买办王宪臣是从钱庄出身转化为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 India，Australia & China)买办的。②另一个出身于钱商家庭的胡寄梅也是在长期经营钱庄以后成为中华汇理银行的看银师和买办的。③同期中，宁波商人许诗考(Sze Tsay Kor)在上海一家钱庄服务多年后，转营匹头生意，而后在1884年又转为上海义记洋行(Hollicay，Wise & Co．)的买办。④
到90年代，与上海的钱庄有联系的汇丰银行买办罗鹤平则同时兼开元隆钱庄⑤，他并且与广州的成德银号有密切的金融联系。⑥
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买办人物的活动情况也并无二致。例如，在天津，据说最老的一个洋行买办就是一个兼营鸦片生意的钱庄老板⑦；而任天津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 Co．)达15年之久的买办胡美平(Hoo Mei-Pin)同时又是上海天源钱庄(Tien-Yuen Bank)的股东。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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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钱庄史料》，第745页。
② 莱特：上引书，第556页。
③ 莱特：上引书，第50页。
④ 莱特：上引书，第562页。
⑤ 《申报》，光绪十八年三月三日(1892年4月19日)。
⑥ 《字林沪报》，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1892年4月17日)。
⑦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4年11月17日，第480页。
⑧ 《字林西报》,1885年4月15日，第347页。
又如在80年代，厦门一家最大钱庄源通银号的主人叶谅卿则依靠他的兄弟，时充厦门汇丰银行买办叶鹤秋的关系，在资金周转上得到汇丰银行很大的方便。①在90年代厦门恒宝源钱庄的一位大股东赵某同时也就是福州美打洋行(Mehta & Co．)的大买办。②
从上述一系列人物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活动在通商口岸的买办中，有许多人是同时兼具钱庄主(或钱庄股东)和买办双重身份的。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便利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而在另一方面，又必然把钱庄和洋行或外国银行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钱庄的职能严重地买办化了。
二
钱庄的买办作用主要在于它给予进口商人以信用便利，协助洋行推销洋货，搜罗土产。钱庄进行这种活动的信用手段，在口岸本地是庄票，在口岸和内地之间是汇票。
庄票是钱庄签发的票据之一。它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钱庄对所签发的庄票负有完全责任，到期必须照付；如果出票的钱庄对庄票不能照付时，这就无异表示该钱庄的破产。庄票有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系见票即付；远期庄票(亦称期票)则在到期时兑付。上海各商号在交易中大抵使用远期庄票。50年代有以10日、20日为期的期票，60年代后，普遍以10日和5日为期。
上海钱庄由于资本力量的不同，分为汇划庄(或称大同行)和非汇划庄(或称小同行)的区别。③汇划钱庄在开业以前必须加入内园钱业总公所，并缴纳会费，即所谓“入园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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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申报》，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四日(1891年6月20日)。
②《申报》，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六日(1891年7月21日)。
③在上海，非汇划庄包括了“挑打钱庄”和“另兑钱庄”。在挑打钱庄内又分为元字号庄和亨字号庄，这些钱庄由于资力不及汇划钱庄，不能参加钱业总公所，这些钱庄每日往来收解，大多转托汇划庄代为办理。在另兑钱庄内也分为利字号庄和贞字号庄，此类钱庄资力更加薄弱，不经营存放款，专作银圆辅币的另趸买卖。本文所涉及的钱庄活动乃是专指汇划庄而言的。
1863年上海钱业同行为了维持庄票的信用，曾公议规定：“钱业不入同行[即不加入内园钱业总公所的]，庄票概不收用。”①这样便排除了非汇划钱庄庄票的流通。
在钱庄之间，庄票的清算方法最初大概是各自直接划抵的；经过长期的实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才创造了一种所谓“公单制度”。即每日下午2时各汇划庄汇总其应收之庄票送到出票钱庄换取公单，到4时以后各钱庄齐集“汇划总会”，互相核算，出入相抵，奇另尾数则以现金清偿，其整数则由钱庄另行出票，实行划账，借此以免除大量现金的搬运。实际上这就是在各钱庄之间初步地实行了票据交换的制度。
至于汇票则是钱庄对于委托汇款者所签发的汇款支付书，亦即收款人收取款项的凭证。它的作用在于调度不同地区间的资金流动。
钱庄庄票的信用能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商人以调度资金的便利，对商品流通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上海开端口以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外国洋行很快就注意到庄票的这种作用而加以利用了。
早在1846年，外国商人就已利用上海钱庄庄票进行贸易活动了。②但是，外商比较普遍接受庄票作为结算工具，则是50年代以后的事。1858年的《北华捷报》记述了庄票在外国商人间的使用情况说：设在上海城区和“租界”地区的钱庄大约有120家，其中资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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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报》，1863年3月7日。
②福卑士(F．E．Forbes)：《旅华五年记》，(Five year in Chiha，1842--1847)1848年版，第68页。
雄厚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以通融资金的方便，而外国商人则接受大钱庄的期票作为收取货价的凭证。①
不仅止此，外国商人同时也用庄票作为支付手段。例如，50年代末，上海沙逊洋行(D．Sassoon & Co．)在大量收购黄金时，就经常使用当地大钱庄庄票去支付金价的。②应该指出，在这一时期，沙逊乃是一个大鸦片贩子，而各大洋行也无不走私鸦片，搜购黄金。所以沙逊洋行的事例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60年代以后，外国商人使用庄票的行动更加普遍了。1862年3月，上海公平洋行(Bower，Hanbury & Co．)在代理英国利物浦保险公司(Royal Insurance Company of Liverpoo1)招揽生意的广告中宣称该洋行愿意接受“任何一家本地钱庄庄票或其他合格票据作为偿付保险费的手段”③。把这项声明和50年代外国商人只能收受大钱庄庄票的事实加以比较，可以设想，到了60年代外国侵略势力利用钱庄庄票的范围是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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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报》，1858年6月12日，第182页。
②《捷报》，1859年9月17日，第27页；1859年lO月29日，第50页。
③《捷报》，1862年3月1日，第34页。
外国商人接受钱庄庄票为的是利用中国钱庄的信用，达到迅速出售洋货的目的。事实是，进口商人在购进洋货时用庄票支付，就是把自己对洋行的债务关系改由钱庄来承担。商人利用庄票所给予的期限去调度资金以清偿他与钱庄之间的债务关系；而洋行则在庄票到期时，径向钱庄收取款项。这样，钱庄就给洋行提供了保证，使洋行所售出货物的风险能减轻到最低的限度。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洋行接受庄票成交，能够更迅速推销进口洋货。对外商来说，进口洋货销售愈快，商业利润也就愈大。实践证明了，“接受期票支付货款，远比用卖了货的现款再来买货要销出更多的货物”①。因此，利用庄票是非常符合于外国洋行的利益的。
及至60年代后期，钱庄和上海的外国银行发生了通融资金的关系以后，庄票的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家知道，外国银行之进入中国是从1845年在广州设立分行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开始的。50年代初这家银行随着贸易中心的北移而进入上海。到60年代末，外国银行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和代理店的已达11家之多。②一些在后来的中国金融市场上起着垄断作用的大银行如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China)，有利银行(Mereantile Bank 0f India)以及汇丰银行等等这时都已在上海建立了据点。不过，早期外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给外商办理汇兑，并不同中国钱庄有多大的联系。③
大约到60年代后期，外国银行开展了存放款业务，多方吸收存款，从而经常地掌握着大量的流动资金。例如，汇丰银行在60年代的存款额经常在500万元到600万元之间④，70年代末更高达2200万元以上。⑤对外国银行来说，这种用极低利率从中国社会吸收进来的流动资金，必须有一条宣泄的渠道。在中国钱庄方面，随着60年代以后对外贸易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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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外交部：《英国领事商务报告》(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ommercialReports From He Mejesty's Consuls in China)1869—1871，汉口，第192页(以下简称《英领报告》)。
② 根据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银行统计表》(未发表)。
③《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载：“银行[指外国银行]始初仅通洋商，外洋往来以先令汇票为宗。存银概不放息。”
④《捷报》，60年代后半期汇丰银行各年营业报告。
⑤《捷报》，1879年2月28日，
钱庄信贷的范围和规模汇丰银行营业报告。也必须有所扩充。可是钱庄自身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即使是上海的大钱庄也不过只有8万两到10万两的资本①，十分明显，这是与日见扩张的贸易形势很不相称的。既然外国银行具有充分供应资金的力量，中国钱庄又有周转资金的迫切需要，那么，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的进一步联系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到了六七十年代之交，经过银行买办的媒介，外国银行终于开始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进行信用贷款了。②这就是通常所说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拆款”(Chop loan)。“拆款”使若干中国钱庄“每天依照它们的需要”，“向外国银行拆借其所必要的资金”，以便于“做庞大的生意”，而外国银行也“乐意用最好的方式”来利用它们多余的头寸。③
银行的拆款通常是两天结算一次，但在外国银行认为有必要时，随时可以要求收回。④拆款也要支付利息，但比市场利息为低。⑤这种利息上的差额很快就成为钱庄向外国银行寻求资金的主要原因了。但是，钱庄对银行拆款的依赖愈深，银行对钱庄的操纵也就愈紧。从70年代起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行市的控制就是通过拆款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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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关贸易报告册》，1866，上海，第14页(以下简称《关册》)。
②《申报》在1884年的记述中认为1869年汇丰银行通过买办王槐山放款给钱庄是外国银行对钱庄放款之始，可资参考。见《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84年1 月 12 日)。
③ 魏格尔(S．R．Wagel：《中国金融论》(Finance in China)，1914年版，第238页 。
④参见前交通银行编：《金融市场论》，1947年版，第79页。
⑤参见《上海钱庄史料》，第38页。
在钱庄与外国银行建立起拆款关系以后，原先洋行与钱庄之间的清算关系便转移到外国银行去进行了。这就是：出售洋货的外国洋行在收到钱庄庄票时，可以将其充当支付手段，也可以将其送交外国银行，存入它的账户；外国银行在这时并不就把这笔款项算作现金，它不过暂时记在外商的账户上代为收取；另外，出售土产的中国商人在成交时所收到的又是洋行开发的外国银行的支票，他可以把这些支票委托给往来钱庄到外国银行去兑现。于是，在外国银行那里由洋商所付出的支票就可以和华商所签发的庄票相轧抵，进行冲销。①这种划拨方法避免了不必要的现金搬运，大大地便利了贸易的进行。在这种办法实行以后，中外商人的进出口贸易就都离不开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的支持，这也就是说钱庄职能的买办作用更加前进了一步。
上述情况仅仅是钱庄在上海本地华洋商人之间所起的买办作用。但是，上海不过是外国商品向内地转运的枢纽。70年代初叶的统计表明上海本市所消费的洋货只不过占进口洋货总额的20％左右②，其余80％都是销往内地去的。钱庄对这部分洋货的内销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挥这一作用的手段则是钱庄的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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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魏格尔上引书，第238页。
②上海地区洋货的输入和消费(1870—1872) 单位：两
洋货| 1870| ％| 187l| ％| 1872| ％
进 口|52453448| 100|57469457| 100|57062288| 100
转 口|40524559| 77.26|42713641| 74.32|46995869|82.3l
本地消费|11928889| 22.74|14755816| 25.68|10066419| 17.69
资料来源：《英领报告》，1872，上海，第 150页。
在上海左近，镇江和宁波是上海进口洋货向南、北扩散的两个重要的据点。在这两个地方，洋货的扩散和土货的汇聚都要依赖钱庄的活动才能完成。
根据海关报告，60年代进入镇江的洋货净值在300万关两到500万关两之间；70年代上升到600万关两到900万关两之间；到90年代且达1000万关两以上。同时期中土货的出口也由40余万关两，100余万关两上升至400余万关两左右。①进入镇江的洋货主要是为了满足更为遥远的内地市场的需要的。譬如，山东省所消费的洋布和其他各种洋货都是从镇江转运去的②；河南省各大商业中心所出售的洋货也完全是从镇江得到供应的。③
那么，镇江的钱庄是怎样为这些洋货的内销起着买办作用的呢?
60年代镇江有27家钱庄，信誉卓着的大钱庄能够吸收存款到l0万两左右④；到70年代初期，镇江的八家主要钱庄在苏州都设有分支机构，两地之间的金融往来非常密切。⑤1869年的一项材料说：在镇江，支付进口洋货的主要方法是开出由上海钱庄付款的汇票，而商人则把铜钱或银锭运入苏州，从那里收购土产到上海去变价付款。⑥这中间镇江、苏州和上海各地钱庄当然是起着很大作用的。
1876年，另一项记述镇江贸易方法的材料指出：“上海洋行把鸦片和疋头运给镇江的外商，并指望他们付款。镇江的外商按照买办自己认为能够销售的数量，尽快地把货物交给买办”；“如果买办不能在约定时间付款，他就用目前暂时毋需付款的货物到钱庄去押借款项来支付”⑦。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钱庄对买办的贷款在推销洋货上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钱庄的支持，不用说，买办的活动当然是要受到很大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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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册》，各年报告。
②《关册》，1869，镇江，第42页。《英领报告》，1878，烟台，第47页。
③《英领报告》，1887，镇江，第12页。
④《英领报告》，1868，镇江，第178页；《字林西报》，1869年5月17日，第6103页。
⑤《英领报告》，1873，镇江，第204页。
⑥《英领报告》，1869—1870，镇江，第117页。
⑦《英颁报告》，1876，镇江，第66页。
宁波的钱庄在推销洋货上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本来，宁波和上海一向存在着金融联系的。70年代初，曾经多次为左宗棠向外国银行洽借巨款的豪商胡光墉所经营的阜康银号，在上海、宁波、杭州、镇江等地都设有分号，促进了宁波与各地间的金融往来。①80年代后，这种情况还有所发展。所有设立在宁波的22家钱庄都与上海、绍兴、杭州等地有直接的联系。②所以，人们每在提到宁波的商业金融时，总是指出它与上海等地是“呼吸相通”的。③
宁波虽然在40年代初就被辟为口岸，但直接对外贸易一向很小，进入宁波的洋货绝大部分都是由上海转口而去的。④据海关记载，60年代进入宁波的洋货净值在300万关两到500万两，土货出口
‘柒’ 外国在中国开设 第一家银行
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中国丽如银昌芹橡行。
1845年改耐旁名为东方银行，总行迁至英国伦敦，并在香港设立分首手行。1847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是上海最早出现的一家银行，也是我国出现的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丽如是该行在上海的中文名称。早期丽如银行在华的业务活动，主要是汇兑，包括自身买卖汇票和充当供求双方汇票的中介者。1892年，因放款和投资不慎而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