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牛中概股暴涨1100%！超万亿外资却在争夺A股的核心资产
回望中国资本市场过去30年，是一段逐步深化改革和不断扩大开放的 历史 。从发行B股有限开放，到建立QFII制度吸纳外资参与A股交易，再到沪港通、深港通的相继落地，最终实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
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既“请进来”也“走出去”，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浪潮中经风雨、见世面，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正加快与世界的互联互通。
随着A股对外开放进程提速，A股的核心资产正在成为外资“疯抢”的对象，截至12月22日，2020年北上资金累计净买入金额已高达11845亿元，超出2019年全年的9934亿元，再创新高。
第一只B股诞生
回望之初，20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初具雏形，处于国民经济转型浪潮中的中国企业尝到上市融资的甜头。大批企业亟需发展生产和扩大市场影响，与正在寻求中国市场投资机会的境外资金不谋而合。对外开放，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在动能。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此前透露：“我们吸引外资，过去是发债券这种形式，资本进入，股份制的形式，股票的形式，这个是客观需求，外资有要求，企业也有要求，因为我们自有的，国内的资本量不够用 ，投资上不去，那个时候缺钱，就提出这种形式，上海、深圳都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就做了试验，就两个市场，两个价格，两种货币，就搞个A股、B股。”
1992年2月，第一只B股上海电真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正是这天，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扇门就是由有着来自全世界24个国家和地区、230名“股东老板”的电真空B股所开启，也谱写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新 历史 。
当年2月21日上午9点30分，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号大厅旁的贵宾厅内，一群西装革履的海外证券专家挤在窗前。随着一个锣声的敲响，电子行情屏上显示着发行价每股70.8717美元的电真空B股开盘价为每股71美元。
一位香港的投资者成为幸运儿，其委托的券商“红马甲”抢先以72美元成交的10股B股，成为中国 历史 上第一单成交的B股。电真空B发行认购相当火爆，3天内即被抢购一空。
B股的上市在中国香港和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B股的发行和上市交易使得中国与国际市场更接近，使得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信心。
但对于中国内地企业而言，要想真正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这还只是迈了半步。因为上市公司和企业都在境内，只有投资者是境外的。
青岛啤酒成H股第一股
B股的诞生，为境外投资者打开了投资中国内地企业的通道，但内地企业要不要走出去？如何走出去?对于90年代新生的中国资本市场却是个争议性的话题。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争论当然有了，为什么好企业拿到外面去上市？不在国内上啊？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国内没那么大市场，吸收不了。再一个问题，资金量的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国际上市，是国有企业股份化的一个非常好的道路，学习国际经验，用国际规格改造国有企业，这是改革的创举。再一个，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扩大影响。”
实际上，1990年开始，监管层就已经开始研究国有企业改组后去中国香港上市的问题。当年6月香港联交所组织30多位专家，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有关问题。
刘鸿儒后来在镜头中透露：“在香港上市是香港先提出来的，国务院派我带着小组专门向香港去做调查，写过意见，最后才定下来的。组织一个联合小组，香港内地联合小组，研究国有企业到香港，改成股份公司到香港和国际上市问题，我们在联合小组干了一年，研究各种问题，主要是法律问题，研究完了之后，才上市的。这是国际化的一条必由之路，越走越宽。”
1993年7月15日，“000168”出现在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屏幕上，青岛啤酒成为内地第一家到香港上市的企业。这只谐音“一路发”的股票，最终获得110倍的超额认购。
“从香港联交所成立那天起，所有公司上市都是开香槟酒庆祝，唯独青岛啤酒上市这一天，开的是青岛啤酒！”刘鸿儒在着书回顾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时这样写道。这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香港对内地首只在港上市股票的重视。
自青岛啤酒成为第一家国企获准在香港上市至今，几近20余年光景，在此期间，陆陆续续已有290家国企登陆香港市场，总募资额达近1.88万亿港元。
赴港上市，开辟了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通道。1994年后，这条路越走越宽，中国内地企业开始出现在美国、新加坡、伦敦等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上。
外资“买爆”A股
如果说H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企业真正进入国际资本市场，那么，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则加快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步伐。
2002年11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正式推出QFII试点。2003年7月份，瑞银买入宝钢股份、上港集箱、外运发展、中兴通讯等4只股票，正式拉开QFII投资A股的帷幕。
QFII制度落地后，又陆续实施QDII、RQFII等制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QFII、RQFII投资总额度限制在一次次松绑。
2002年，QFII总额度为100亿美元。2012年，QFII总额度升至800亿美元，2019年则再度提升至3000亿美元。2020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
时任光大控股总裁陈爽表示：“我进入到光大控股，是在2004年，当时我们觉得，中国作为在一个发展的轨道上面，人民币资产正好是进入到上升的轨道，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者要进入到中国，我们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发展我们海外的基金管理业务。”
经过18年多的发展，QFII等从无到有，一步步壮大，多年来，给A股带来巨额的增量资金。
据央行网站披露，截至2019年末，境外投资者通过QFII、RQFII、陆股通合计持有A股市值高达2.1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4.35%，正在成为参与A股的重要力量之一。
2020年1月21日，深交所官网信息显示，截至1月20日收盘，外资（QFII/RQFII/深股通投资者）合计持有美的集团（000333）总股数达19.54亿股，占总股本的比例达到28%，触及外资禁买比例线。美的集团也因此成为2020年第一只被外资“买爆”的个股以及A股史上第3只被外资“买爆”的个股。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钱于军对全景网表示，“早年可能偏向于更多的是利用外资来做我们的事，现在逐步的有外资积极想参与中国的成长，不仅仅金融资本，而且战略投资人、企业，国外都纷纷来中国直接投资，展业都在这儿。总有一天人民币会自由兑换，而且中国的资本市场会成为全世界不仅最大的，可能是最强的。”
“最牛”中概股今年涨超1000%
进入21世纪，境外资本投资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途径日益多样化，同时，中国内地高 科技 企业也掀起了海外上市的浪潮。受“知识经济”、“新经济”概念推动，以互联网、电子上午为特色的企业成为这一时期海外上市的主角。
2014年，21家中国 科技 公司在境外上市，微博、京东、迅雷、阿里巴巴等纷纷登陆美股。随后，海外资本市场则出现了更多中国 科技 巨头的身影。
回忆起在美国上市的情景，网络董事长兼CEO李彦宏曾在镜头前说：“原来觉得中国公司就跟中国制造的这种货物商品一样，应该是属于便宜的代名词。网络股票定价的时候，人家就天然的认为说你是一个中国公司，所以我们参照美国同类公司给你打一个折，就是你的定价。”
“所以我在定价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你不能这样看，因为我们比美国公司更具有成长性，所以不应该打折，反而应该比他更贵，我对这个公司有信心。”李彦宏如是说。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2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达265家，市值合计21827亿美元（约14.28万亿元），占美股总市值比例约4%。
中概股也不断在创造 历史 。在11月份中期的成交额排名前十的股票中，前所未有的出现了5只中概股。成交量暴涨意味着，中概股在美国备受追捧，其中成交额最高的蔚来 汽车 今年以来股价涨幅超1117%。
近日，多家华尔街巨头持仓曝光，其中包含桥水基金在内的多家机构在今年三季度大举加仓明星中概股。达利欧更是多次唱多中国。
北上资金、南下资金成投资“风向标”
对外开放，让国际资本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企业。然而2014年以前，无论是QFII、RQFII，还是QDII，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都是单向且分割的。
2014年11月沪港通正式启动，才第一次实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随后的深港通与沪伦通继续加码双向开放，相继实现了深交所市场与港交所市场以及上交所市场与伦交所市场的互联互通。
随着沪深港通的逐步开放，北上资金、南下资金也逐渐成为投资的“风向标”。
中银证券日前指出，从配置偏好看，目前北上资金偏好消费医药，南下资金偏好 科技 医疗。从资金属性看，北上资金近期由以“配置盘”为主导的资金属性向“交易盘”属性倾斜，南下资金属性仍以“配置盘”为主。
北上资金也一度被誉为“聪明资金”。今年以来，北向资金浮盈快速增长，12月份终于迈过1万亿元大关，创造了新的纪录，最新浮盈高达10168.18亿元。
目前，北上资金与南下资金已分别成为A股与港股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是资金面观察最为重要的数据之一。
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从试点引入境外投资者开始，从尝试开放、到有限开放、再到对世界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互联互通，逐步形成了多渠道、多维度的开放格局，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
30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要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中国资本市场，必须加强与各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合作，以开放促改革。
我们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始终保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未来的中国资本市场，一定能够发展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市场。
2. 求美国花旗银行的简介
一、历史背景和发展概况
1812年6月16日， 纽约州特许设立花旗银行， 其英文名称为“City Bank of New York.9月14日，花旗银行在华尔街52号开业，为纽约的一些商户提供服务。银行总裁是塞缪尔.奥斯古德上校，他曾在独立战争中与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
1822年农业火险及贷款公司成立， 这是美国每一家股份制信托公司。1835年，该公司改名为农业贷款及信托公司，1929 年与花旗银行合并。其后，花旗银行的英文名称为：National City Bank。
1856年，摩西.泰勒担任总裁，任职长达26年。
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 林肯总统恳请纽约各银行为联邦筹款15000万美元。花旗银行以黄金认购了7000万美元。
1865年，花旗银行加入新组建的美国国民银行系统， 英文名称改为：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作为国民银行， 其经营必须符合联邦政府对偿付能力及流动资金能力所规定的高标准。在纽约市，国民银行的法定储备金被视为存款。
1893年，花旗银行就其存款及资产而言， 名列纽约市各银行之首。
1897年，花旗银行在美国银行业率先设立外汇部， 开始从事外汇买卖业务。
1902年，在伦敦、上海、香港、横滨、马尼拉、 新加坡及旧金山开设分行， 成为1918 年收购的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ation的国际业务网络的核心。
1904年，花旗银行推出旅行支票。
1908年，花旗银行于创立96年后，迁入位于华尔街55 号的前美国海关大楼。
1914年，根据在阿根廷设有分支机构的美国公司的建议， 花旗银行于11月1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设立分行， 成为美国国民银行在该国的第一家分行。
1921年--1928年，1921年12月， 花旗银行成为美国首家按复利计算储蓄账户利息的银行。1928年5月3日， 花旗银行又向储户推出另一具有创意的业务；无担保个人放款。
1929年，花旗银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 兼并进一步加快了银行的扩展：农业贷款及信托公司成为花旗银行农业信托公司。为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银行在交易广场20号兴建了摩天大楼。
1930年--1936年，尽客处于大萧条时期， 花旗银行仍通过在中国的业务收入维持了股息。
1933年，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颁布， 花旗银行同其他美资银行一样，也注销了其投资公司。1935年， 花旗银行为小型企业提供月度支付贷款业务。1936年， 花旗银行在纽约市率先开办无需最低存款要求的支票账户业务。
1939年--1949年，30年代末，花旗急需 23个国家开设了100个办事机构，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性银行。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花旗银行在欧洲及亚洲的许多业务被迫停止。
1950年--1955年，随着美国消费者收入的提高， 各种新型的个人银行服务应运而生，银行业开始大规模的发展。 个人支票账户及消费贷款激增。
1955年，花旗银行英文名称更改为The Fist National CityBank of New York。
1956年，花旗银行在商业贷款部安装了首台计算机。
1961年，花旗银行创立 可转让定期存单。 新成立的花旗银行海外投资公司成为该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控股公司。 位于公园大道399号的新总部落成。
1968年--1974年，1956 年《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对一家控股公司控制多家银行的作法加以限制。1968年， 花旗银行成立了针对一家银行的控股公司，使其可以扩展并提供新的金融服务。 其他银行纷纷效仿。1974年，为更好地适应其全球性业务， 该控股公司更名为花旗集团。同年，花旗集团将浮动利率债券引入美国金融市场。这一革新已于10年前由花旗银行在欧洲市场推出。
1975年，花旗银行成为在欧洲共同市场9国设有分行的惟一一家美资银行。
1976--1980年，1976年，花旗银行英文名称改为Citi Bank, N.A.。1977年，花旗银行设立花旗卡业务中心，通过便捷而多功能的自动柜员机和花旗卡，使其颇受欢迎的“花旗提供24 小时服务”广告宣传成为现实，一举改变了美国消费者银行业务的面貌。
1981年--1982年，进入80年代， 花旗银行注重发展消费者银行业务。银行在而达科他州及特拉华州开设了分行， 以促进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并收购了大来信用证。 花旗集团在收购了旧金山忠实联邦储蓄及信贷银行后，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
1984年，约翰.雷德当选为董事长。
1985年，花旗银行将客户的私人计算机与其系统相连， 方便客户直接办理银行业务。
1992年，花旗银行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 它的名称即意味着独具创意的银行业务。花旗集团的分支机构及办事处遍及90多个国家，成为业务覆盖面如此之广的惟一一家国际性银行。
1993年， 花旗银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卡及消费卡的发卡行和服务行。同年，花旗银行兼并了80年代成立的数家储蓄银行， 贯以统一的名称Citi Bank,FSB。
花旗银行还推出其“风险之窗”管理模式，以国别、行业、 产品及客户为重点，从内部评估及管理花旗集团的总体风险。
1994年，花旗银行在俄罗斯开办了第一家外国独资商业银行。 花旗集团恢复支付普通股股息，1991年，这一项业务曾暂时中断。
1995年，花旗银行庆祝其开办消费者银行业务20周年。当时， 银行推出这项业务旨在全球范围内为消费者提供银行服务， 与消费者建立纽带关系。在北京，花旗银行于45 年后再次来华开办可提供全面服务的分行，并在越南和南非设立了分行。
1996年，花旗银行在亚洲的信用卡发行量最大。 台湾成为美国之外第一个发卡量超过百万的地区。 花旗银行在集团内部开展优质服务计划。
二、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花旗集团是一全球性金融服务公司。截止1996年12月31日， 集团在全世界拥有89400名雇员，在98个国家和地区约3200个网点为个人、企业、政府及金融机构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花旗集团是一家美国银行控股公司，1967 年根据特拉华州法律组成，现为其主要分支机构花旗银行的惟一股东。
花旗集团受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约束， 接受联邦储蓄局的检查。花旗银行是联邦储蓄的会员行， 接受货币审计局的管理和检查。
花旗集团的业务主要有两大范围：环球消费者业务以及环球企业银行业务。环球消费者业务为消费者提供全球性的、全面的服务，下设分行和电子银行、信用卡及消费卡、以及私人银行业务； 环球企业银行业务为各公司、金融机构、 政府以及全世界资本市场其他成员提供服务。
三、主要业务范围
花旗银行，作为惟一一家推行全球业务战略的银行， 不单为遍及56个国家的5000万消费者提供服务，也在近100个国家为跨国、跨区及当地的企业客户服务。除了花旗银行， 没有哪家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资源足以在如此之多的地方，应付如此之多的需要。 花旗银行已成为金融服务的世界品牌。花旗银行的名称即意味着服务， 不仅是满足客户的需要，更要比客户预期的做得更好。 主要的业务范围包括：
电子银行业务。通过花旗银行的计算机， 自动柜员机或花旗电话银行，在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内都可得到安全而便捷的服务。
信用卡业务。世界范围内， 花旗银行的信用卡客户都可通过花旗银行发行的信用卡， 或花旗银行与其他知名机构共同发行的信用卡满足其消费需求，并适应其不同的财务状况， 花旗银行是全球最大的信用卡发行机构。
私人银行业务。花旗银行在32 个国家中从事私人银行业务的员工可透过银行的人才、产品及策略网络， 令客户获得全球投资组合的第一手资料，花旗银行协助其寻求投资机会及识别投资风险。
新兴市场业务。花旗银行在新兴市场服务客户接近100年，源远流长，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因为花旗银行就像一家当地商业银行一样，持有营业执照，了解当地市场，并拥有训练有素的当地雇员，配合着跨区域性的优势向客户提供世界水平的银行服务， 这是花旗银行与从不同的优势。
企业银行业务。目前，花旗银行在100多个国家与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公司客户进行着合作。 花旗银行在世界各地的市场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是企业银行业务的基石。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世界任何地方，均可得到花旗银行优质的服务和专业的建议。
跨国公司业务。 花旗银行同许多着名的跨国公司之间的成功合作，是基于花旗银行数十年来所积累的银行业关系和经验。 这些公司大多希望向海外扩展，特别是向新兴市场扩展， 因为那里的消费者和商品市场欣欣向荣。
花旗银行在世界各地的深远发展是最具竞争力的特点。就规模，产品，能力，产业知识和经验而言， 花旗银行都比竞争对手领先一步。花旗银行的目标是将花旗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推向全世界。 简而言之， 花旗银行全球独一无二的网络可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其所需的服务。
四、经营状况和资产负债情况
截止至1996年12月31日，花旗集团资产总额为2702亿美元。 纳税后净收益为38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3亿美元。每股收益7.42美元，上升15％。1996年向股东支付10亿美元股息，回购股本31亿美元，使总资本比率及第一级资本比率分别高8.3％及12.2％，并建立了准备金，这些均反映出极强的资本积累能力。年终，股价每股103美元，年内上涨35.75美元，即53％。
五、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与实力
在信用卡和消费卡领域，花旗银行是全世界最大的企业， 拥有高达550亿美元的应收账款。截至1996年12月31日，花旗银行已发行6100万张信用卡（包括独自和联合发行），其中，欧洲有300万张、亚洲有700万张，拉美有900万张。 通过将信用卡作为一种首选的安全的支付方式来推广， 花旗银行将一个以现金支付为主的社会发展为消费者信贷的体系。
巴西大型的石油公司Petrobras与花旗银行里约热内卢分行密切合作。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花旗银行不断为该公司提供对策和产品，以满足其不断出现的贸易融资，现金管理及资本市场等方面的需求。1996年， 《欧洲货币》杂志评选花旗银行为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银行。
花旗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亲密关系在像上海这样的新金融中心得到了体现。花旗银行在银行投资及保险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机会。目前，这些领域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球都迅猛发展。1996年， 《欧洲货币》杂志评选花旗银行为亚洲头号银行。
全世界的企业外汇交易人员和投资者一向将花旗银行的外汇业务看作其最佳的客户服务。《欧洲货币》连续18 年将花旗银行名列榜首。数十年来， 花旗银行在经营主要币种及新兴国家币种（总共有140种）方面业绩卓着。
花旗银行的企业银行业务遍及22个发达国家、75 个新兴经济国家，因此使花旗银行的收益多样化，平衡化。 花旗银行企业银行业务拥有20000个客户，这为花旗银行提供了丰厚的回报。由于花旗银行参与了市场发展的各个阶段，花旗银行有充足的机会进行发展。
花旗集团证券部门的组织及承销技能普及全球：在美国， 花旗银行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筹资10亿美元，为期3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是新闻集团的一部分，花旗银行与该集团在23 个国家有业务往来。这一笔交易涉及债务及股本投资工具。因而被《机构投资者》杂志评为年度破记录交易。在亚洲， 花旗银行是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3亿美元全球债券的协同经理人。
六、在中国业务发展情况
1902年，花旗银行在中国上海设立了首家分行， 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升起美国国旗的银行，花旗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1904年--1928年，分别在广州、汉口、北京、天津、哈尔滨、 青岛、大连、长春等城市开设了14家分行，开展了进出口信贷、 外币兑换、汇款、贸易及信贷调查等服务。
1940年--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分行停业。
1983年，在深圳设立代表处。
1984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1985年，在上海设立代表处。
1988年，深圳代表处升格为分行。
1991年3月在厦门设立代表处。6月上海代表处升格为分行， 再度写下美资银行在上海历史的新一页。
1993年2月在广州设立代表处。中国区总部由香港迁至上海，为首家在中国设立中国总部的国际银行。
1994年，在上海开设自动柜员机中心， 为首家在中国提供人民币提款、转调存款、查询结余服务的外资银行。
1995年，北京代表处在9月升格为分行，成为首家在北京开设分行的美资银行。
1996年12月底获批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 成为获得人民币业务牌照首家美资银行。
1997年2月将上海分行迁址浦东，并将其原位于浦西的分行改为支行。4月4日开始经营人民币业务， 为首家在上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
3. 美国第一银行的详细介绍和它的CEO的介绍
花旗银行总部坐落于美国纽约派克大道399号的花旗银行，是华盛顿街最古老的商业银行之一。1812年7月16日，华盛顿政府的第一人财政总监（Commissioner of the U.S. Treasury ）塞缪尔.奥斯古德（Samuel Osgood）上校与纽约的一些商人合伙创办了纽约城市银行（City bank of New York）——今日花旗集团的前身。当时，该银行还是一家在纽约州注册的银行。在创建之初，纽约城市银行主要从事一些与拉丁美洲贸易有关的金融业务。1865年7月17日，按照美国国民银行法，纽约城市银行取得了国民银行的营业执照，更名为纽约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此后，纽约国民城市银行迅速发展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之一。
20世纪初，纽约国民银行开始积极发展海外业务，1902年，该行在伦敦开设了它的第一家国外分行，到1915年持有万国宝通银行之前，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已在拉美、远东及欧洲建立了37家分支机构（Muro，1984，p.47）。万国宝通银行成立于1901年，当时主要是为了发展对中国及菲律宾的贸易，次年它在上海成立了美国在华的第一家银行分行，不久又相继在远东其他地区设立海外分行32家。通过兼并万国宝通银行，纽约城市银行的海外分支网络扩大了近一倍。到1939年，花旗银行（1927年以后，纽约城市国民银行的中文行名改为花旗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已达到100家。
20世纪20年代花旗银行开始开拓零售银行业务。1921年成立了第一家专对个人服务的分行，1928年成为首家提供个人贷款的商业银行，70年代花旗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它成为美国VISA卡与万事达卡的最主要发行者之一。1977年，花旗银行率先大规模将ATM机引入银行系统，目前，花旗银行已是美国最大的信用卡发行者。为把零售金融业务推向全球化同时扩展分销渠道，花旗集团于2000年11月收购Associates First Capital设于15个国家的共2，600家分行，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零售金融企业。
1929年和1930年，花旗银行先后收购了农民信贷与信托公司和纽约美国国民协会银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花旗农民信托公司，1959年花旗农民信托公司改名为第一花旗信托公司（First National City Trust Co.），两年后合并于第一花旗银行，成为其信托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55年3月，花旗银行兼并了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同时更名为第一花旗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合并后的第一花旗银行成为仅次于美洲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美国第三大银行，1962年第一花旗银行更名为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1961年第一花旗银行率先推出了大额可转换定期存单（CD）业务，该业务使花旗银行能够与政府债券竞争资金，花旗银行取得了新进展。同时，花旗银行进一步国际化，到1982年底，花旗银行已在94个国家拥有1490余个分支机构，海外机构的资产和收益占花旗银行全部资产和收益的60％。
1967年花旗银行组建了控股公司——第一花旗公司（First National Corporation），1971年第一花旗公司改组为多银行持股公司，1974年3月28日更名为花旗公司（Citicorp），花旗银行也同时更名为Citibank，N.A.。花旗银行是花旗公司的核心附属机构，资产在70年代中期占整个控股公司资产的95%以上，以后有所下降，在80年代改比例在85％左右，目前约占60％左右。花旗银行的董事长、总裁也同时是花旗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
20世纪80年花旗公司先后兼并了Diner’s Club、加州忠诚储蓄银行（Fidelity Savings）、芝加哥第一联邦银行（First federal of Chicago）、迈阿密比斯肯联邦银行（Biscayne Federal）、华盛顿特区的国民永久储蓄银行（National Permanent Savings）。同时，其跨国业务业有了进一步进展，海外分支机构扩展到了芬兰、新西兰等国。
20世纪80年代末，花旗银行由于在海外及商业房地产方面的不良贷款而陷入了困境。1990年至1992年3年内，信贷损失准备达到100多亿美元，1991年税后利润亏损9.14亿美元。不过，经过里德领导的三年复兴计划（1992－1994），花旗银行迅速调整了资本结构、恢复了资本实力。1995年，花旗银行净收入达到创纪录的35亿美元，资本总额也上升到了277亿美元。花旗银行的一级资本上升到了192.4亿美元，占总资产的11.9%。
1998年4月6日，花旗公司宣布和旅行者集团合并。旅行者集团原是一家生命与财产保险公司，后来它通过收购一家美国投资银行—史密斯?邦尼（Smith Barney）公司，把业务范围扩大到了投资银行、商业信贷、融资服务等领域。1997年，该公司又以90亿美元兼并了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新组建的所罗门?史密斯?邦尼(Salomon Smith Barney)公司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旅行者集团目前的业务范围主要有：生命与财产保险、投资银行、商业信贷、私人理财、资产管理等。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的合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起企业兼并案，合并后组成的新公司成为“花旗集团”，其商标为旅行者集团的红雨伞，合并后花旗集团的总资产达到7000亿美元，净收入为500亿美元，营业收入为750亿美元。通过与旅行者集团的合并，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全能金融集团公司之一，由1997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名第58位一跃升至1998年的第16位。
1999年，花旗集团与日本第三大证券行日兴证券于日本共组合营企业－日兴所罗门美邦。该合营企业自成立以来各项排名均突飞猛进，2000年更于股票及相关交易界别中荣登榜首。在2001年上半年，日兴所罗门美邦于日本市场安排股份配售交易所占的市场份额为55%，超过所有竞争对手的总和。2000年4月，集团的投资银行旗舰所罗门美邦成功收购宝源投资，建立了一家一流的泛欧洲投资银行，令花旗集团于殴洲市场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为把零售金融业务推向全球化同时扩展分销渠道，花旗集团于2000年11月收购Associates First Capital设于15个国家共2，600家分行，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零售金融企业。2001年，为壮大其在墨西哥以至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地位及业务表现，花旗集团以逾120亿美元收购墨西哥第二大金融机构Banamex。
历经近两个世纪的潜心开拓，花旗集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资产达1兆美元，于全球雇有二十七万名雇员，为逾一百多个国家约二亿消费者、企业、政府及机构提供品种繁多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包括消费者银行和信贷、企业和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经纪及资产管理服务。以红色雨伞为标志的花旗集团旗下的主要品牌包括：花旗银行、旅行家集团、所罗门美邦、CitiFinancial及Primerica金融服务公司。集团2000年的核心收入达140亿美元，2001年收入达146亿美元，为全球盈利最高及财政最稳健的公司之一，其股本总值达880亿美元（2001年），一般股本回报率为20%。雄厚的资本促使集团能运筹帷幄，顺利过渡逆境并于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大展鸿图。在2001年、2002年《商业周刊》评选的全球1000家公司排名中，花旗集团皆名列第5位，在全球金融界中排名第一。
4. 全球各大股市的单日成交额一般是多少美元
，我们A股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股市 交易中心了，美 的总市值25.94万亿美元，我们是7.88万亿美元，日本是4.91万亿美元，我 们把香港排除在外另外计算哈。我们A股15年的总成交额是38.14万亿美元，全球这几个大型交 易所的总成交额是40.66万亿美元，全球最大的几个交易所的除去A股的总 市值是42.24万亿，如果说把 香港化为我们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以11万亿市值总成交40万 亿美元，挑战了全球38.64万 亿成交额。剔除香港的话我们纯A股用占比18.65%的市值 挑战了全球其他交易 所的93.8%的 成交额！
5. 英国的金融市场主要由哪些部分组成
根据经营的业务性质，主要可分为伦敦短期资金市场、伦敦长期资本市场、伦敦外汇市场、伦敦黄金市场、欧洲货币市场和伦敦保险市场等。
伦敦短期资金市场
伦敦短期资金市场：主要包括贴现市场、银行同业拆放市场、地方政府借贷市场和银行英镑定期存单市场等。
① 贴现市场。由11家贴现行组成。根据政府各个时期对资金的需求程度，每星期五由英格兰银行代表财政部发行一定数额的国库券，最通行的是91天期的国库券。发行时采用招标方式，从1971年9月16日起，每家贴现行都可按自己愿出的价格和需求数额进行投标，然后由英格兰银行予以分配。有些贴现行开始承做地方政府借贷债券等非传统性业务。它们也参与银行存单市场的交易，有的还经营外汇期票和美元存单业务。
②银行同业拆放市场。开始发展于20世纪 60年代。银行之间的拆放业务，部分是通过货币经纪人进行，部分由银行直接交易，每笔交易额最低为25万英镑，高的可达数百万英镑。还款期限一般为1天～3个月，也有长达半年至一年的。银行同业拆放无需提供抵押品，一般利率比国库券利率为高，但低于地方政府债券利率。
③地方政府借贷市场。英国的地方政府大小有1500多个单位，它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房地产税，一般每年分两次征收，但政府开支是经常性的，因此，地方政府当局需要不时到资金市场上借款。贷款人以银行为主，此外还有投资信托公司、养老金机构、房地产抵押公司等一些金融机构。海外资金有时也进入这一市场，但一般都由银行经手办理。贷款额每笔低者为10～100万英镑，最高时可达5000万英镑。
④银行可转让英镑定期存单市场。存单面额最低为5万英镑，期限一般为1～12个月，也有的长达2～5年。存单利率一般较即期同业拆放利率为高，同时还可以在市场贴现，因此深受市场欢迎，业务发展较快。
伦敦长期资本市场
伦敦长期资本市场：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新发行市场和伦敦国际债券市场等。
①伦敦证券交易所。由169家证券经纪商和21家证券交易商的3600个会员组成，目的在于汇集国内外存储的资金并安排其投资去向。交易所成立于1773 年，1802年获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业务主要是买卖英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的债券、外国政府债券、工商企业和公司的股票、债券等，共达7000 余种，每日成交额达7亿多英镑，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中心之一。交易所内按不同类型的证券业务分为16个交易点，参与交易活动的主要是证券经纪人和证券交易商。
②伦敦新发行市场。包括政府发行新债券市场和公司发行新证券市场。政府债券市场是伦敦资本市场中最主要的一环。由于政府债券能保证按期付息还本 ，没有什么风险 ，通称“金边债券”。英格兰银行代表财政部发行和管理政府债券，发行后未被认购的剩余新债券则由该行发行部持有，并通过经营政府债券的经纪人随时供应市场，按市价出售。英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债券一般是通过商人银行和股票经纪人办理，债券分为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有的债券还可换成股票。
③伦敦国际债券市场。伦敦是重要的国际债券市场。到1983年初，这类债券发行总额已超过300亿美元。
伦敦外汇市场
伦敦外汇市场：由近300家经英格兰银行批准的“外汇指定银行”和14家经纪公司组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市场。外汇市场并无具体的交易场所，从事外汇交易的银行和经纪公司通过该市场巨大的通讯网络，迅速、灵活地处理各种即期和远期外汇交易及外汇兑换业务。到1983年初，每日成交额达600多亿美元。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时刻注视着整个市场动向，并利用外汇平准基金随时进行干预，以稳定汇率，维持市场秩序。
伦敦黄金市场
伦敦黄金市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黄金现货市场。由五家大黄金交易公司组成，即：罗特希尔德父子公司、塞缪尔·蒙塔古公司、夏普·皮克斯利公司、约翰逊·马瑟公司和莫卡泰·戈德史密斯公司。5家公司每天在上午10时半和下午3时在罗特希尔德公司集会，根据各公司供应及需求的数量进行协商，分别定出当天上下午的定价。这两次定价是整个市场大宗交易的市价基础，也是其他黄金市场上国际金市的晴雨表。1982年4月19日，伦敦远期黄金交易所开始营业，任何人可以经营长达6个月的黄金期货交易，成为欧洲第一个远期黄金交易市场。
欧洲货币市场
欧洲货币市场: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以美元为主的欧洲货币市场。进入70年代，美国连年出现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以美元为主的大量石油收入，使欧洲货币市场规模急剧扩大，整个欧洲货币市场业务1/3以上集中到伦敦城。该市场经营的货币包括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业务范围遍及全世界。
伦敦保险市场
伦敦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业中心。通过劳埃德保险社和伦敦保险协会所属的许多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人，经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乎任何类型的保险业务。劳埃德保险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保险组织，由许多个体的承包会员组成。每个会员根据其拥有的资产和经营的业务量缴纳数额不同的保证金，由劳合社的管理委员会保管。只要提出拥有10万英镑的证明，并缴纳2.5万英镑的保证金，就可以承做保险费不超过10万英镑的生意，成为会员。这些会员按各自承保的险别，组成联合小组（辛迪加），各小组的成员多少不一，有的小组会员达1000个以上。1982年劳合社属下的会员数已由1962年的5126个增至20156个，联合小组由271个增至429个。
6. 股市历史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fb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我还有好多，太长了，自己去网上找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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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简要评述西蒙斯第商业体系中经济比例的经济思想史
西斯蒙第
一、时代、生平及其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看法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年)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以对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怀疑为其思想特色，是现代福利主义思潮的先驱。
西斯蒙第与李嘉图差不多是同时代人，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仅比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晚出版两年。但他们二人在经济理论上却是针锋相对的。这是当时英、法两国不同社会状况的反映，同时也是由他们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
李嘉图生活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充分发展，当时的英国社会已经基本上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三大阶级所构成，小生产者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西斯蒙第生活时的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给它造就了一个广泛的小农阶层，革命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使这一阶层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工人阶级也由于机器的使用而经常处于失业状态，而小土地所有者由于贫困和破产引起的不满，工人对于经常失业产生的愤恨，自然会在法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得到反映。
西斯蒙第是一个古老的佛罗伦萨家族的后裔，生在日内瓦湖畔的一所庄园，他父亲是一个同旧贵族有密切往来的有势力的新教牧师。他在一所新教中学接受中等教育，后在巴黎上大学，因父亲破产而辍学，到里昂一家银行去供职。大革命爆发后，他逃回日内瓦，当革命蔓延到瑞士以后，他与其父因同贵族交往密切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全家迁居英国。一年半以后重回故乡，但不久又移居意大利，他们在意大利买了田庄。他在经营农庄的同时开始研究经济学和历史。
1800年，西斯蒙第重返故居，成为日内瓦市商会的秘书。1803年，他出版了《论商业财富》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完全赞同亚当·斯密的观点。16年后，即1819年，出版了他的主要经济学着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从而也就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在1837年，又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所阐明的理论观点。西斯蒙第一生的着作很多，他既是一个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学家。学术思想继承法国学术教养的传统，属于法国学者的行列。这里主要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所提出的经济观点。
西斯蒙第在主观愿望上是真诚地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在他的着作中充满着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在政治立场上，他拥护拿破仑，把反拿破仑联军的胜利称作是反动势力的胜利。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特别看重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曾因担心不能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拒绝担任大学经济教授的邀请，同时，他也为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而拒绝接受拿破仑授予的荣誉勋章。他于1842年去世，终年69岁。
西斯蒙第写《论商业财富》一书时，曾是亚当·斯密学说的忠实信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发现许多事实与他所信赖的经济学原理不相符合。他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的研究，看到生产增加了，可是享受的收入却减少了。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的危险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认为英国的一切灾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而这种错误方针在他看来是来源于正统的经济学，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他指出，这种学说不管应用在什么地方，当然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不过，那些学说也会使每个人应得的享受量减少；如果说那些学说的目的在于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样使穷者更加贫困，更加处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剥削得一干二净。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对亚当·斯密的学说作出修正。他说，我们同亚当·斯密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但是还要补充一句：享受是这种积累的唯一目的。
西斯蒙第对亚当·斯密学说的修改，是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开始的。他责备亚当·斯密没有始终保持自己的主要宗旨——财富与国民享受的关系，他定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在他看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增进人的物质福利。他反对李嘉图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无限制增加财富的观点，并反对李嘉图用增加生产和减少消费来增加财富的方法。他认为，增加财富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只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全民收入的确定及这种收入的分配。
从西斯蒙第对政治经济学所下定义来看，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经济本身的运行机制及如何利用这种机制，而是告诉人们合理的经济应当如何运行。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伦理性质，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强调这门科学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
西斯蒙第对经济学的对象、目的和性质的这种看法，是与他对财富的看法密切关联的。他认为财富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反对为了财富这个手段而牺牲目的。他认为财富这个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人们的物质享受，享受是积累财富的唯一目的。他认为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
二、对生产均衡进行条件的分析
由于西斯蒙第把财富看成是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手段，因此，他特别重视需求因素对财富形成和增长的重要意义。他把愿望或需要与劳动并提，当作形成财富的一个条件。一个人的劳动产品要供给别人消费，而他自己却要消费别人生产的东西。虽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联系对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个人来说不再存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种种比例不再固定，也不为人所清楚地了解，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的全部生产都应该用来消费；如果它生产的年产品送到市场上找不到消费者，再生产就会陷于停顿，国家也就会由于过剩产品而陷入灭亡。因此，生产的增加只有在相应的消费也随着增加时，才是稳定的增加，才是对社会有益的。他把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当作再生产的条件，并指出了当生产超过消费，出现失衡状况时，物价会下跌，生产会缩减，因而国家就会遭受困苦。
西斯蒙第认为，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对生产起约束作用的消费并非欲望意义上的消费，而是受收入调节的有支付力的消费。
西斯蒙第把个人收入定义为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至于国民收入，他认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利润(他把地租、利息等都包括在利润之中)，另一部分是工资。他肯定收入调节着消费，但对于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只考虑了两种可能，即消费等于收入和消费大于收入。他认为消费大于收入将侵蚀资本，如果是个人，那就要破产，如果是国家，那就要致穷。他认为消费应当与收入相等。当消费与收入相等时，他认为生产与消费均衡的再生产条件就变形为生产与收入相等。他认为年产品仅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这样，生产与收入相等的再生产条件就变形为年收入与年产品相等，即年收入全部用于交换年产品。
综上所述，可以把西斯蒙第关于静态(即年收入不增加)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表示如下：总需求(≡总消费≡总收入)=总供给(≡消费基金≡年产品)。
西斯蒙第并没有满足于绘出静态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他还考虑了动态条件下，即收入增长情况下的均衡问题。要考虑收入增长时的均衡，就必须分析投资需求对均衡的影响。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只考虑了资本家把全部的资本增加额都用于雇用追加劳动这一情况。资本家在第一年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提高自己在第二年的消费，另一部分则形成资本的增加量，用于在第二年增加雇佣劳动。这样，资本的增加最终只是引起消费的增加。按照这种新增资本全数用于雇用劳动的假定，可以把他关于动态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表示如下：
t年总需求的增量(≡t年总消费的增量≡t-1年总收入的增量)=t年总供给的增量(≡t年消费基金的增量≡t年年产品的增量)。
简单说来，西斯蒙第的均衡条件，不论静态或动态，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必须和收入相等；他进而分析了收入的决定因素和从供给方面决定生产的因素。对于收入，他指出，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并不直接形成生产者的收入，只有当它被别人所需要，它的价值才能实现，才能转化为生产者的收入。简单说来，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多少，而是取决于这些产品是否为社会需要，有多少为社会需要。
从供给方面影响生产的因素中，主要是资本的数量。西斯蒙第基本上正确地划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他在考虑再生产的均衡问题时，时常把资本仅仅当作是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这样，资本量的大小便决定了雇佣劳动量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年产品的多少。根据他的再生产均衡条件，决定了年产品的资本也必须和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或者说资本应当和消费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便使资本所引起的年产品与消费需要相等。他认为资本不足时，由于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较高，故能够促进节约和鼓励节约，促进资本形成。但如果现有资本由于资本家或政府的挥霍而突然减少，那就会引起灾难。它一方面使减少的资本所引起的年产品将低于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将使一部分工人失业。他认为资本不足虽然不好，但资本超过消费需要则更坏，它导致利率下降；资本家竞争激烈，不顾需求；对劳动的需求不稳定，先是需求大，尔后需求减少，从而引起人口过剩。在他看来，资本不足和过多都不好，只有与消费需求保持一定比例的资本数量，才是均衡生产发展所必需的。
由于西斯蒙第常常把资本仅仅当作是资本家准备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所以他认为资本的数量决定了劳动需求；因此，资本和人口也要保持合适的比例。西斯蒙第把资本看作是资本家节约不消费的结果，所以资本家挥霍，使消费超过收入，侵蚀资本，或资本过多，都不利于在资本和人口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总之，在西斯蒙第看来，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就是消费等于生产，年收入等于年产品；从这两个等效的基本条件中推出的派生的条件是资本与消费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以及资本与人口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比例。
西斯蒙第的上述观点继承了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及重农主义者魁奈等人重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思想，表现了法国古典经济学独特的优良传统。他的上述观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他不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注重分析一种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研究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决定，他用年产品和年收入两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均衡来决定生产水平。由于他没有考虑收入中的储蓄因素，暗中假定全部收入用于消费需求，故实际上他是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来决定国民生产水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早期表述者。他的上述论点，可以看成是他关于国民经济生产水平决定的宏观经济理论。他的宏观经济理论有许多不足：1，把总需求归结为消费需求，忽略了投资需求。2，对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合现实的假定。他只考虑了消费大于收入和等于收入的两种情况，没有考虑第三种可能，消费小于收入，没有考虑总储蓄这一宏观变量。这使他的危机理论表现出内在的矛盾，并使他的宏观理论以不准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以年收入=年产品，而不是以总需求=总供给的等式来表示均衡条件，而年收入=年产品的形式包含着循环论的逻辑错误。因为他强调收入是决定于生产的，而生产决定于消费，最终又决定于收入。尽管有这些不足，他仍然是第一个用总量均衡方法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
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性的论述
西斯蒙第认为上述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自然存在着的。他坚决反对萨伊所提出而为李嘉图所笃信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他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经常低于生产所可能达到的高度，生产是在经常的失衡状态中进行的。他分析了消费需求低于生产的原因。概括起来说，这个原因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的增长，收入从而消费却没有同比例上升。而这又是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家对市场缺乏了解，以及竞争所引起的技术进步而造成的。
在西斯蒙第看来，正由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在劳动市场上就处于不利地位，差不多总是把自己的要求压到最低限度，结果工人的收入以及消费需要必然变得极其有限。
西斯蒙第意识到，整个社会的生产要受到整个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因此“社会一定要根据需要来调整生产，以便使市场扩大，使任何生产者都不陷于困境，但是，每个生产者并不是根据普遍的需求而是按照他所掌握的资本来安排他的生产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生产者财产的整个发展完全靠他的市场的扩大。但他并不能决定增加整个社会的收入以便增加总的社会需求，因此便力图增加总需求中对自己那部分产品的需求，这样他就与自己的同行展开争夺顾客的价格竞争。这种部分的手段就是加强分工，使用机器等。
西斯蒙第分析了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影响。他承认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的巨大发展。但是机器和发明所产生的生产能力，只有当消费和它按比例发展时，才是有利的，或者它能增加劳动者更多的休息时间，那也是有利的。他还谈到，如果被机器代替的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这种代替就是有利的事情。换言之，只要机器发明不导致劳动者的失业，那就是一件好事。但他清醒地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消费量不变，如果没有对外贸易，那么机器发明的结果就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导致工人的失业。即使有对外贸易，可输出过剩产品，那么最后又产生了这样一个时期，整个文明世界完全变成了一个市场，这时，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再也找不到新的顾客。因此，外贸只不过把机器发明所必然引起的失业灾难暂时推迟而已。他承认，虽然机器发明会降低商品的价格，使消费者能以更便宜的商品来满足需求。但是这点小利比起它带来的劳动的缩减是得不偿失的。他指出，由于劳动被缩减了，那种认为机器发明能使穷困阶级买到所生产的商品，从而也就能增加消费量，是极端荒谬的。他承认，个别商品会由于机器发明而增加消费量，但绝对不能增加总消费量，因为机器发明引起失业，而失业引起整个国家收入的减少，而收入减少引起的消费缩减必然使国家更贫困。由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发明，工业的进步，能大大加强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的总消费也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减少，消费上的平等结果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不平等，总是缩小市场。因为富人对奢侈品需求的增加并无助于弥补穷人消费需求的减少，只不过增加了对进口奢侈品的需求。于是，他指出，财富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会使国内市场缩小，迫使工业寻求国外市场，从而要使工业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
西斯蒙第认为，与分工和大机器同步发展的资本积累，虽然由于流动资本变为固定资本，无须有相应的消费就能创造将来的一项生产，即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也有助于维持生产，但终将导致生产和消费之间可怕的不平衡。他认为这种不平衡引起的危机有助于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秩序。
西斯蒙第看到了分工、大机器和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但并没有把这些危害归于技术进步本身。他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明，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财产，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其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任何抵抗竞争的保障，没有任何避免疯狂的竞争的危害的保障，他是注定要遭到牺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大家共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末任何技术发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大家有利；因为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每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少劳动多休息，还是同样劳动多享受一些。在今天，并不是发明不好，而是劳动果实的分配不合理。他看到了，正是雇佣劳动制度使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灾难。他的结论是，市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的消费需求极其有限，而资本家为了得到市场又不断采用增加生产的分工和大机器，这样市场的饱和才是人们所竭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绩是他早在1819年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论证危机必然性的过程中，猛烈地抨击了供给自然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并对李嘉图把生产的增长当作唯一目标的见解表示了疑问。这样，西斯蒙第就以他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怀疑成为西方经济学史上早期异端派的代表。
西斯蒙第在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表现在他把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劳动群众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劳资对立之上。他也触及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危机的影响。在分析危机的根源时，因为他的宏观理论忽略投资需求(或者称作生产资料的实现)，所以无法认识到正是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才使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的危机。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是以群众的消费不足为深刻背景的，因此，他用消费不足来直接说明危机的成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持续存在的消费不足会引起周期性的危机。因为他忽略投资和储蓄，所以他暗含的假定是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在这种假定下，如果说群众消费不足，就是说群众收入不足，但这不一定导致危机，只要富人花掉全部收入。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指全社会的，那就是说全社会收入不足。而他又认为劳动群众收入的减少是因为富人收入的相应增多。这就与全社会收入不足的论点发生了冲突。如果他的见解是随生产增加，收入也相应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富人将把收入花费在进口的奢侈品上，从而缩小国产消费品的市场，于是剩余的国产消费品将输出，但最后会在整个世界都饱和后重新出现过剩。那么，他的上述见解暗含的假定就是生产国产消费品的部门，在出现过剩之后仍难以撤出资本。且不说这种假定的现实性如何，即使它是成立的，那么他的理论也只能证明个别产品的过剩是可能的，却无法证明产品的普遍过剩。由此可见，他分析危机原因时的基本假定，即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从逻辑上讲，蕴含着否定普遍过剩危机的结论。这说明，他关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虽然符合事实，但关于危机原因的分析，在逻辑上是缺乏严谨性的。
尽管有种种不足，考虑到他是在1825年以前提出危机理论的，那这些不足就都是可以谅解的，他毕竟是第一个阐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为了克服危机，可以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利用准备出售的富裕产品养活无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让他们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筑物；第二，鼓励富人过奢华的生活，让他们消费穷人的劳动；第三，给所有的公众提供一项脑力劳动或一种爱国的工作，以便打发由于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
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经济浪漫主义的改良纲领
西斯蒙第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一位对人类富有同情心的严厉的批评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的社会，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比如，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财富而忘记了人；指出自由竞争和追逐个人利益乃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与祸害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指出人口过剩乃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指出资本主义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大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及事实。
西斯蒙第承认，在指出我认为什么是原则、什么是正义以后，我并没有制定执行手段的能力。这说明了他改良主义纲领的摇摆特征。有时他主张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但并不主张建立公有制。他反对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原则是不值一驳的。他强调平分财产不能鼓舞人的劳动热情。他留恋过去的时代，主张用小私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具体说来，他主张在农业中由政府扶持宗法式农业，在工业中反对大工业制度，主张建立为数众多的小作坊，让工人分享老板的利润，得到较长的受雇用时间。他主张用法律来实现他所希望的改良。他确信只有当人们能够设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们雇用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产业阶级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
西斯蒙第主张政府去控制生产力以适应生产关系，由政府去调节消费、生产、收入、资本及人口的发展，使它们合于比例。为了避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他甚至反对促进技术进步、生产增加的专制制度。在对策方面，他最有价值的还是提出了不少旨在维护工人利益的改良主义主张，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利润分成之外，他还是在法国第一个主张制定工厂法的人。他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使劳动者能避免竞争的危害，实行休息日制度，在工资中包括对疾病、失业和老年生活的补贴、等等。他的这些改良主张，虽然在当时根本无法实行，他自己在临终前不久，也万念俱灰地写道，我要走了，一生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以后也将一无所成。然而历史是公道的，他的福利主义的政策主张最终在欧洲得到了实现，并且将在更多的地方实现。
8. 美国股市每天成交额大概是多少
不知道你具体问那一天的美股成交额，一般美国股市报出的成交量以股数为多，很少报出成交多少亿。美国股市一般成交量是： 每天 金额在1300－3000亿之间！美国是中国的十倍左右---回顾上月，美股一周成交量 （定义为纽约证交所所有股票成交量加上Nasdaq 所有股票成交量）为21.78亿股。 需要一提的是美元指数，原油期货，铜，铝和黄金分别上下浮动-0.19%，-5.74%，-0.42%，0.96% 和-0.64%。 在过去一周，具有影响力的经济消息和数据回顾如下： 受中国进出口数据大幅攀升的鼓舞S&P 500指数连续6天攀升，美国铝业公布财报显示盈 利不及市场预期。 美国第2大银行JP Morgan率先公布了09年第四季度的盈利情况，盈利虽超出市场预期，但 主营收入下滑和信贷损失继续高企感到担忧，投资者担心银行业的盈利前景。 周四，美国公布商业库存增长速度超出预期，抵消了零售销售下滑及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多 等利空数据的影响。 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华尔街金融机构在未来十年缴纳一项总额最高1170亿美元的税收，来帮助偿还纳税人在政府拯救金融业计划中所蒙受的损失。
例如2009年7月31日 美国纽约交易所总成交 6，220，794，500股。纳斯达克系统总成交 2，297，524，750。美股有成交量高有低，而且还有几个股市。Knight Capital Group公布，4月份日均交易额为222亿美元，较3月的212亿美元增加4.6%，较去年4月的221亿美元增加0.5%。纽约交易所：每天平均400亿美金左右！这些数据仅供参考。
9. 国诚量化波段指标公式支付0.1是骗人的吗
不是骗局。量化交易是十分专业的领域，需要金融、数学、物理甚芹咐至是心理学方面的深入积累和研究。之所以有这种论调是因为很多人打着量化交易的旗子骗人，因为专业度太高所以很多人不明所以。下面我就来说说什么是量化交易
什么是量化交易
量化交易，就是电脑依照模型自动化进行交易股票或者期货产品。对量化交易来说，最重要的是模型的建立，其中一般来说是借助现代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利用计算机技术从海量的历史数据中寻找能带来超额收益的规律以制定策略，并利用数学模型验证及固化这些规律和策略，然后通过程序化交易严格执行。美国传奇人物詹姆斯.西蒙斯，是量化交易的标杆人物，由其运作的大奖章基金在1989-2009的二十年间，实际的平均年化收益率高达60%以上。这样的业绩表现，比同期标普500指数年均回报率高出20多个百分点，即使相较金融大鳄索罗斯和股神巴菲特的操盘表现来说，也遥遥领先十多个百分点。
量化交易的四大特点
一、纪律性
所有的决策都是依据模型做出的。
纪律性首先表现在依靠模型和相信模型，每一天决策之前，首先要运行模型，根据模型的运行结果进行决策，而不是凭感觉。
纪律性的好处很多，可以克服人性的弱点，如贪婪、恐惧、侥幸心理，也可以克服认知偏差;
纪律化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跟踪。
二、系统性
具体表现为“三多”
首先表现在多层次，包括在大类资产配置、行业选择、精选个股三个层次上都有模型;
其次是多角度，定量投资的核心投资思想包括宏观周期、市场结构、估值、成长、盈利质量、分析师盈利预测、市场情绪等多个角度;
再者就是多数据，就是海量数据的处理。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一个资本市场只有100只股票，这对定性投资基金经理是有优势的，他可以深刻分析这100家公司。但在一个很大的资本市场，比如有成千，上万只股票的时候，强大的定量投资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反映它的优势，能捕捉更多的投资机会，拓展更大的投资机会。
三、套利思想
定量投资正是在找估值洼地，通过全面、系统性的扫描捕捉错误定价、错误估值带来的机会。定性投资经理大部分时间在琢磨哪一个企业是伟大的企业，那个股票是可以翻倍的股票;与定性嫌差纯投资经理不同，定量基金经理大部分精力花在分析哪里是估值洼地，哪一个品种
四、概率取胜
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定量投资不断的从历史中挖掘有望在未来重复的历史规律并且加以利用。
二是依靠- -组股票取胜，而不是一个或几个股票取胜。
我国目前量化交易的现状
近年来量化基金不断发展，行业龙头幻方的管理规模更是从2015的5亿到2021年6月达到了1000亿。
9月1日，市场成交额创出近年新高，达1.7万亿，不过今天市场成交额0.99万亿，距离万亿一步之遥。此前有传闻“量化交易贡献了A股万亿成交的一-半交易量”。但根据从业人士的测算,量化交易对庆困全市场流动性的贡献上限大概在30%以内。但不可忽视的是，量化会带来巨大的跟风盘，以知名的光大“乌龙指”事件为例，2013年8月16日，光大证券72亿的买单，短期就带动了300多亿资金入场，造成上证指数突然上涨5.96%，59只权重股触及涨停。
量化交易横行的情况下，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办?
量化和机器软件程序化交易已经存在，我们无法视而不见，更不能自欺欺人。理论上，所有短线交易，只要是模型化的，量化都能取代。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我们要做的:
第一，研究量化，重视量化。要研究一套与量化策略和平相处的模式。
第二，扬长避短。量化优势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跟他抢饭碗，量化无法企及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发挥人的优势。比如，理解力，相对中长线，基本面的理解力，等等。
第三，打不过，也可以考虑加入。可以把自己成熟的交易模式给量化化。以夷制夷。
10. 对冲基金之父：48岁才筹集10万美元发行第一只对冲基金
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
1952年，就在琼斯创立自己的基金3年后，一篇名为《投资组合选择》的短文发表了。作者哈里·马克威茨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投资的艺术不仅仅是将收益最大化，而是将风险调整收益最大化；其二，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小不仅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股票，还取决于股票之间的相关性。至此，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诞生了，而琼斯早已在实践中贯彻了这样的理念。
在华尔街，有成千上万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冲基金经理是其中最神秘的一群人。他们行事作风低调，却往往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他们当中有广为人知的投资精英，包括大鳄索罗斯，靠“量化黑盒子”成名的詹姆斯·西蒙斯，还有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保尔森。外界对他们的评价莫衷一是。有人指责他们是金融市场嗜血的秃鹫，但索罗斯却表示自己只是“保守的成功者”。
作为对冲基金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没有上过商学院，也没有计量金融学博士头衔，更没有在大摩、高盛这样的“天才孵化器”里接受启蒙。相反，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学家，喜爱谈论国际形势。
琼斯直到48岁的“高龄”时才筹集了10万美元，并于1949年在布罗德街（Broad Street）一所破旧的办公室里发行了第一只“对冲基金”（Hedge Fund），意外地开创了一个持续至今的新投资架构。
社会学家跨界金融
1900年，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出生在澳大利亚。他的父亲是通用电气在澳大利亚的业务主管，鉴于这种背景，他们是澳大利亚第一个有车的家庭。
富裕的家庭背景令琼斯衣食无忧。长大之后，琼斯随父母回到美国定居，并遵循家族的传统进入了哈佛大学就读。1923年，琼斯从哈佛大学毕业。与当时变动不安的时局相似，琼斯并不确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曾花了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又在一个投资咨询公司做过统计分析师。最后，他参加外交部考试，进入美国国务院。
1930年，琼斯作为美国副领事被派往柏林。当时，德国已经出现了萧条的经济年景。大量的失业工人成为德国社会最大的难题。在德国工作期间，琼斯写了两篇关于德国工人状况的文章：一篇谈论食物，另一篇谈论居住。
在德国的这段经历令琼斯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直到多年之后，琼斯早已成为华尔街知名的富翁，他的谈话内容更多是关于国际政治形势而不是金融。
1934年，琼斯回到纽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而在当时，琼斯根本没有思考过进入金融业的事情。当时的华尔街还未从1929年10月的暴跌中恢复元气。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最高点下降了89%。
股灾之后，美国进入了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投资者从市场撤离，忙乱的经纪业务变得冷清。据说从证券交易所旁边着名的街道经过时，透过开着的窗户只能听到玩西洋双陆棋时掷骰子的声音。
1941年，琼斯的研究成果以《生命、自由和财产》为名出版，并成为标准的社会学教科书。《财富》杂志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浓缩版，并供应给琼斯一份记者的工作。当时，琼斯负责《财富》杂志生活板块的编辑，他写了各式各样题材的报道，涵盖商业到教育领域。
1949年3月，琼斯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预测的时尚》的文章。这是他转向金融业的契机。在这篇文章中，琼斯利用自己的社会学知识对“传统的老套的预测股票市场走势的方法”运行了批判。
“举个例子来说吧，1946年夏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周内从205点下降到163点，这造成小小的恐慌。然而在股票市场下跌之前，公司的经营状况很好，甚至在股票下跌的同时也保持了良好的业绩，是从未有过的良好业绩。”琼斯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在这篇文章中，琼斯认为根据货运汽车装载、商品价格以及其他经济数据计算股价的方法已经过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大繁荣，但是华尔街却置身事外。1949年12月31日，道琼斯指数也仅仅达到200点，只是1940年点位的两倍，而在同一时期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增长到了原先的3倍，公司利润的增长更是远远不止这个比例。
批判了基本分析方法后，琼斯把重点转移到一个他认为更有效的前提——价格的变动由投资者可预测的心理模式造成。钱可能很抽象，只是一串数字符号，但它也是一个媒介，通过它，贪婪、恐惧和嫉妒都呈现出来，它是大众心理的反映。
当琼斯发表这篇文章时，他已经从《财富》杂志辞职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只对冲基金。这并不是说他突然对金融有了热情，只是——他需要钱。关于这一点，多年之后琼斯在接受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记者Peter Landau采访时，曾坦率地表示自己从华尔街挣钱的目的是为了从商业活动中抽出身来，“重拾我对社会事务的兴趣”。
这也是琼斯成立基金的初衷。他曾表示，自己的合伙人大多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有所专长，他希望他们能不为金钱所困，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并有所成就。
保守的投机者
琼斯的投资事业始于百老汇街上一个只有半个房间大小的办公室。他向自己的一个合伙人温斯洛·卡尔顿旗下的保险公司租了一些地方。在创业初期的一天里，早上卡尔顿开车到琼斯的公寓接他，然后他们一起到东区的办公室。
在这里，他们根据市场的趋势运行交易。专业投资者通常的做法是在股市即将上涨之前大量买入股票，而在股市即将下跌之前则将股票变现，持有大量现金。琼斯对这种做法运行了改进。
当市场趋势暗示牛市来临时，琼斯借款购买股票。而当熊市来临时，琼斯并不仅仅将股票变现，他通过做空股票减少风险。也就是说，基于股价下跌的预期，他向其他投资者借入股票并卖出，到时候再以低价买入，这样便可获利。
杠杆效应和卖空策略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都被用到过，不过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拿自己的钱投资的人。但是1929年的灾难让这两种方法臭名远扬，对受托打理他人存款的专业人士来说，它们过于激烈。琼斯的创新就是看这些方法怎样可以不过激。琼斯一直在强调自己是通过“投机的手段达到保守的目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琼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道德本能”。他在采访中表示，如果自己不能遵循这一原则，那么“我在晚上都睡不好觉”。
事实上，虽然琼斯创立了第一家对冲基金，但类似的投资方法并不新鲜。上世纪20年代时，就有经纪人采用了对冲基金的管理模式。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于1919年创办了一家实质上相当于对冲基金的公司。
在一战后的投机大潮中，凯恩斯通过对美元做空英镑和对马克、法郎、里拉做多英镑积累了巨额财富。在这些辉煌战果的鼓励下，他于1919年创办了一家公司，实质上相当于一家对冲基金。
凯恩斯的基金于1920年1月1日开始运营，到2月底就增值了近20%。然而当年3月和4月，英格兰银行意外提高利率，使得对美元做空英镑的凯恩斯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与单纯的投机者不同，琼斯希望利用这种投资策略更好地对抗市场风险。因此，即便没有趋势表明市场要下跌，琼斯也通过做空一部分股票作为一种惯常的预防措施。这使得他能大量买入有希望升值的股票而不必担心道琼斯指数下跌。
在1961年私下散发给外部合伙人的招股说明书中，琼斯用一个例子解释了套期保值的魔力。他假设有两个投资者，给他们每人10万美元，再假设他们同样擅长选股，而且对市场持乐观态度。
第一个投资者用传统的基金管理原则投资，用8万美元买他认为最好的股票，剩下的2万美元买无风险债券。第二个投资者按琼斯的方法投资，借入10万元使资金总额达到20万美元，然后用13万美元买好股票，卖空价值7万美元的不好的股票。
这使第二个投资者在做多时有了多样化的优势：有13万美元，他可以买更大范围的股票；这同时也使他有较低的市场持有：用价值7万元美元的空头平衡7万美元的多头，所以他的“净持有”为6万美元，而第一个投资者是8万美元。这样，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就同时拥有了较低的择股风险和较低的市场风险。
理论先行者
琼斯发明了对冲策略，这种策略听起来很精彩，但其本身并不是利润来源。只有选择正确的股票才能放大这种优势，而如果选股错误，那么对冲策略也会放大劣势。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股票之间的波幅不同，因此买入价值1000美元的波幅小的股票并卖空价值1000美元的波幅大的股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套期保值。如果市场平均上涨20%，波幅小的股票可能只涨10%，而波幅大的股票也许涨了30%。
如何将不同股票的波幅以及相对应的持股比重结合起来，使得整个投资组合的利益最大化？这是琼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比同时代人的高明之处。通过研究每只股票和大盘指数之间的相关性，琼斯发明了一种“速率计算”的方法来确定不同股票的波幅大小。
琼斯考察了自1948年以来西尔斯-罗巴克的大幅价格波动，并确定它的波幅相当于市场平均值的80%。于是他将西尔斯-罗巴克的“相对速率”定为80。另一方面，有些股票的波幅大于整个大盘，比如通用动力公司的相对速率为196。
显然，买卖同等价值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套期保值。在向投资者出具的报告中，琼斯指出投资的好坏并不取决于股票的速率，但要理解一只股票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就得根据它的速率调整持股的多少。
1952年，就在琼斯创立自己的基金3年后，一篇名为《投资组合选择》的短文发表了。作者哈里·马克威茨提出了两个观点：其一，投资的艺术不仅仅是将收益最大化，而是将风险调整收益最大化；其二，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小不仅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股票，还取决于股票之间的相关性。至此，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诞生了，而琼斯早已在实践中贯彻了这样的理念。
在琼斯的投资中，他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哪些公司的股票，第二就是用杠杆效应决定冒多大的风险。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琼斯请经纪人运行“模拟投资”。每个人分别选出他最看好和最不看好的股票，并关注它们的变化，就好像在做真正的投资一样。
琼斯用这种虚拟投资组合作为选股理念的来源，他用统计方法将选股的效果和市场变化的效果区分开来，使得他可以确定每个经纪人的投资业绩，再根据他们选股的好坏对他们运行补偿。
在琼斯之前，华尔街投资机构的受托人是根据资产管理规模获得报酬，而不是绩效。他们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客户运行证券买卖时所缴纳的佣金，所以他们有极强的动机去鼓动客户频繁交易，不论这些交易是不是符合客户的最大利益。而琼斯的方法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每个人都是选股人，从而彻底击败了华尔街。
牛市结束
据美国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一书中透露，到1968年，琼斯的累计回报率几乎高达5000%，这意味着l949年投资的1万美元现在相当于整48万美元，他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们。在1965年之前的5年，琼斯的收益率是325%，远远超过当时最热门的共同基金225%的收益率。
尽管到了20世纪60年代，琼斯已经成为家财万贯的人物，但直到1964年，琼斯的公司还是美国惟一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琼斯从来不在报纸上为自己的基金做广告，以保持其“私人”性质。甚至在基金公司合伙人即将突破100人时，琼斯选择另开一家新的合伙公司，以规避法律登记和监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没人理解琼斯的投资方法。琼斯这么做当然无可厚非，当投资者的技巧被对手了解并模仿时，他的优势也随之消失了。
然而，到了1966年，一篇新闻报道让琼斯成为媒体的焦点。卡罗·J·卢米斯首次对琼斯基金的组织结构和投资策略运行了报道。这篇报道指出，琼斯的基金比大部分共同基金的业绩都要好。
随后几年，琼斯的基金辉煌的业绩激发了一些投资者的竞相效仿。他公司的内部资金经理人纷纷离开公司创立资金的对冲基金。1964年底，在琼斯公司工作时间最长的基金经理辞职，创立一只竞争性基金，还带走琼斯的一些客户。
到196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记录在案的对冲基金达到140家，而全世界大约有200只对冲基金。
然而此时危机的种子已悄悄埋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是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
繁荣的经济催生了华尔街长达10年的大牛市。195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3654亿美元下降到3631亿美元，而道琼斯指数却增长了125点，在2月13日创下了大萧条之后的新高——报收于294.03点，这是自1930年4月以来的最高点。而到当年12月份的时候，道琼斯指数终于冲破了1929年的最高纪录——381.17点，此时离1929年已经过去了25年。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牛市，此前与华尔街毫不相关的人开始关注股市，电台和电视评论员开始供应选股建议。而身处其中的经理人们更是早已将“套期保值”原则抛到脑后。他们认为卖空是只有失败者才做的事情，相反，他们加大了杠杆效应的利用度。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通货膨胀、越战、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形势开始恶化。1967年10月，联邦贴现率还在4%的水平，但到了1969年初，它就上涨到了5.5%。到了4月份，这一利率进一步提高到6%，这是1929年以后从未达到过的高水平。
同时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反映了市场对经济状况的担忧。1968年底，道琼斯指数报收于943.75点，但到了1969年7月末，该指数就下降到了801.96点，跌幅为15%，这是近10年来的最大跌幅。当琼斯公布到1970年5月为止的年报时，他不得不告诉客户他的情况比大盘更糟——他亏损了35%。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只下跌了23.4%。
1984年后，琼斯逐渐离开了自己奋斗半生的基金行业，在另一个领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平队。和平队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成立，它的使命包括：向国外供应技术援助，帮助美国以外的人员了解美国文化以及帮助美国民众了解别国文化。
有趣的是，即便在公益组织中，琼斯也念念不忘“对冲”的概念。他以和平队为蓝本创建了一支“反和平队”（Reserve Peace Corps），资助其他国家的志愿者来到美国，与美国人一起工作，了解美国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