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资产股票实情

❶ 什么是资产类股票

资产类股票一般对应资产类公司，指实物资产比重较高的公司，这类公司的固定资产比例远大于流动资产。这类企业往往需要在生产运营中持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比如更新设备等，股东权益回报率一般较低。
与资产类相对应的是轻资产公司，这类公司的流动资产比例远大于固定资产。这类公司一般较好地使用了财务杠杆，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股东权益回报率，但是相应的财务风险也较大。

❷ 九七亚洲金融风暴的情况谁知道啊告诉我一哈子啊

亚洲金融风暴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1.股市价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间，亚洲各国及地区，除了中国外，都面对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湾下跌约2成，余下的地方都超过4成；马来西亚更下跌超过5成。在短短期间，各国及地方都损失四成多的资产，情况实在令人惊心。
2.汇市价值亦出现贬值
经过金融风暴，各国及地方的币值都相继下调。四小龙，除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免去贬值可能性外，其余亚洲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中国除外〕有30%至80%的贬值。印尼的贬值更高达340%。这些都对整体资产价值做成庞大的打击。
3.贬值后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别是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贬值会有助于出入口的竞争力，刺激经济复苏。但事实却刚巧相反，1998年的预测，除了印度外，其余各国和地区都出现负增长。出口下跌的估计达5%至10%。而入口更出现大幅减少。除了台湾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余下跌超过12%以上；泰国和印尼更大幅减少3成。显示贬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减少入口也只能延缓而已。
4.经济前景都出现相当负增长
结果，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由高速增长突然转为负增长。除中、印、台外，余无一幸免。韩、马、泰估计负增长6%-8%；印尼则出现可能18%的大幅负增长。
5.失业情况急趋恶劣
当整体经济呈现负增长时，失业问题肯定急趋恶劣；所有受金融风暴影响的国家及地区，失业率都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显示除台湾及新加坡能维持低于4%以外，余下都超过5%；韩国、菲律宾及印尼等地被估计其失业率急升10%以上。
6.工资下降、楼价下跌
由于失业人员大增，造成劳工市场供大于求。企业雇主乘机调低工资，减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资普遍下调1-2成。同时，因消费力减弱，销售市场欠佳，用者无法负担高昂楼价或租金。造成楼价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况尤为厉害，楼价下跌达3成。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
1.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回报遭受大损
退休保障，特别是个人帐户形式的公积金制度，积累庞大的社保基金；有关当局必须想法投资以保值增值。但投资往往带有极大风险，特别是投资于股票及汇率市场，价值涨落波幅很大。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导致股市汇市相继大幅下调，将令很多社保基金损失惨重。这里尝试看看香港情况。
由于香港已决意发展强制私营公积金，这里将分析对其可能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差不多每十年发生一次。投资回报须以周期性来分析，不能断章由某高峰期来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灾是1987年，便不适宜用1983年来估算，应从股灾后起投资至另一次大股灾如97年为一周期，才能较准确估算投资的真正确实的回报。
就现时强积金草案纵容高风险投资策略，容许以百分之百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即使以最后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资产投入股票市场，并只以现时香雀键港的金融风暴的影响来计算（若用东南亚情况计算，灾害更大），一旦出现问题，非同小可。
在过去十年投资周期，香港私营的整体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只有6%（假设股票损失3成）。这估算低于年均通胀率8.8%。换言之，强积金草案的高风险投资策略易受金融风暴摧残。
强积金办事处回应1997年投资回报只损失7%；但参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资产变化，即可见1997年大多损失30%至50%不等，可见笔者的估计准确可信。换言之，私营强积金的高风险的投资策略不顷枝巧能抵受金融风暴的打击，导致市民极大损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稳重投资策略（即30%股票40%债股和30%银行现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有9.5%（假设股票损失30%）。换言之，对比年均通胀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据最新1998年6月底结算，土地基金的投资也难以保值。可见亚洲金融风暴的杀伤力。相信现时亚洲大多数采用公积金制度的国家，其基金的损失会是惨重的，将严重削弱回馈能力。
2.失业人数增加，供款缴费雇员减少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失业率急剧趋升，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达10%。这表示有1/10的雇员不能供款缴费，而其雇主供费缴费部分，亦相应损失。那么供款缴费总金额肯定损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这些情况搭让延续3年，情况将更为恶劣。因为大部分国家的估算很少预测失业率达10%以上的，这将造成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精算测算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3.工资下降，供款缴费金额减少
避过失业的雇员很可能会遭雇主减压工资。因经济不景，失业大军增长，雇主会趁机减工资，以降成本，增利润。当工资下降，自然在供款缴费率不变情况下，雇员雇主双方的缴费金额数目相应减少，导致社会保险总金额也会下降。当然这会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4.企业困难增多，撇帐和不缴费上升
由于经济不景，很多企业会出现倒闭、裁员、减薪或迁离。结果企业负责供款缴费部分减少。另有些企业勉强维持运作，但难以兼顾雇员福利，于是剥减员工福利。首当其冲当然是社会保障利益：志愿性质的企业退休金，医疗保险等会取消或削减；国家立法规定的社会保障计划，也不一定能应付；不能供款缴费比率会相应增加，直接影响社保基金的财政稳健性。
5.失业人数增加，失业保险及社会援助财政负担加重
由于失业人数增加，自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多，直接加重失业保险金的支出，导致财政负担加大。另由于失业保险金一般只提供6个月至1年的保障，领取完毕后仍在失业的只能转向领取社会援助金。西方国家例子可见一斑；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金占其总数的4成至6成。现时香港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占社会援助个案总数超过10%，正在走向西方情况。这造成政府财政重担。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启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
从上表1至表6的分析结果，投资股市的风险是极高的。即使依国际惯例限制少于30%投资于股市，其后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难以抵御金融风暴，要蒙受损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近期美国秘密式的对冲基金的违规做法，亦暴露其缺点及风险，损失过千亿美元，产生国际银行体系的连锁影响，导致美国政府也介入干预及挽救。相信，若没有其他更好的监管方法，这类隐蔽式的危险投机团体，还会是无日无之，在背后操纵金融市场。对于以社会保障为目标的社保基金，实不宜冒这些风险，以免伤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可保值及创造就业机会
社保基金不投资股市，可转移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不但稳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经济效益。现时很多亚洲国家，尚未依政策规划，提供足够的服务，满足不同对象的需要。因此，可以借此机会，增加发展社会服务速度，满足社会需要，从而可即时创造就业机会，聘请人手，提供服务。
投资发展社会服务来增加就业机会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为很多低技术的中年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在一般情况下，低技术的中年人士，不论男女，都是较难与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竞争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上年纪的人士亦较难接受技术培训，较难提升技能。但社区服务，如个人照顾、家务助理、家居维修等便民服务，是颇适合中年非技术人士来但任的。因此，这些社会服务的设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较高层面来看，社会服务的发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医疗等将更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减少贫困。下面以香港情况来说明论点。
现时轮候公屋人士超过15万份申请表。假若香港特区政府能坚持每年兴建5万个公屋单位，将大大减少轮候人数，缩短轮候时间；且能满足未来香港人口的增长，达至800万人。除了较快地满足住屋需要外，其创造就业机会及功能效果是显着的。建造公屋可为建造业带来生意，聘请建造业工人；入伙时，住客需要装修设计，增设家用电器、家什杂物等，产生连锁性的经济效益，使整个销售业、百货业兴旺，自然增加就业机会。在公屋户区内的大型商场会增加零售业的发展。
同样，为了改善教育质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现时的中小学。现时的教职员办公室是非常挤迫，难以发挥老师辅导学生的能力。现时师生比例太大，有减少每班学生人数的需要，以增加老师对学生的关顾。
同样，改善医疗设施也发挥相同的效果。现时报章常有报导医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设帆布床；医院人手不足，特别是护士及护理人员等。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区医院，招聘更多医护人员，以维持及改善服务质量。加建医院，增设医学科技设备，加聘人手等，将有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因此，发展整体社会服务，不但能改善社会工作服务、教育、房屋和医疗的设施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要，也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也许政策制订者会问：究竟投资入社会服务建设可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且以北京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为例来分析。“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们靠自己的经济收入，用10到20年时间，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买下这样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区县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买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规定的购房成本价，城近郊区为每建筑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间50平方米小房计算，造价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这供款如同交租，占现时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订在25%，中下层人士每月供300元，那么有60元或20%的利润。可见投资社会服务基本建设是可保值增值的，还可带来相关社会经济效益。
3.应以基本保障为主，维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额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股市市值下调，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损失两成以上。甚者，更会影响基金财务健全性。因此，社会保障金额水平应维持于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为主；不宜过分扩展，来保障社会中产阶层人士。这样会使社保基金保持稳健，即使受金融风暴打击，亦能保证融资充裕，有足够基金提供社保金给予基本需要人士。换言之，在世界金融体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后，仍恐怕会有很多隐蔽组织如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等趁机炒卖，应把“维持低水平社保金额以保障基本需要为主”的政策订为长期国策，不宜修改。即使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额水平。一则可避免如金融风暴的突如其来的破坏，同时可采用丰富资源用在社会服务式的社会保障，三则更可维持市民工作动力，不因社保金额水平过高而挫伤劳动积极性。
4.不应设立失业保险，造成财政负担
应否设立失业保险常常成为改策的争议。但经亚洲金融风暴一役，其后遗症显然导致大量失业。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仍可维持失业率在5%以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都接近10%或以上。试问要为这么庞大的失业大军提供基本的失业保险金，所花费的财政将会是天文数字。一下子要拿出这笔金额，将会对已备受冲击的经济不景下的政府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制订稳健的社会保障政策适宜避免设立失业保险。保障失业者，可改由社会援助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证不会跌穿社会安全网。对应付诸如金融风暴的危机，这种社保安排会较为妥善。
事实上，一般西方国家的失业保险安排，都是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半年至一年后，届时若还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转移申请资产入息审查的社会援助救济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根本无须为有一定资产储蓄的失业者提供过渡性质的失业保险金。
即使以没有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中国来说，为所有非自愿性失业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资产储蓄的中产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将造成很多后遗症。
(1)失业保险财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业保险以来，1992年失业保险支出，因失业人数增加，便达到前来年总和；1994年的失业保险支出，又是前7年总和的1.2倍；有些地区已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余的基金只能维持200万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据预测，从1995年到2000年，由于企业破产解雇，减产裁员的职工将达1800万人，年均300万人。加大10倍失业保险基金也不一定足够应付（《中国再就业工程实施指南》，1998年）。
(2)失业保险制度名下出现各种开支，包括医疗费、丧葬补助费、亲属抚恤费、生产自救费和管理费等，难以监管审计。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单位、劳动者、工会和公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机构，其实效有待证实。
(3)现时适用范围限于国有企业，若推广至各种企业制和打破城乡界限，承担的责任将超越数亿人，包括1.2亿的乡镇企业工人。是否可以承担，实成疑问。
较可行的办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为失业者提供“安全网”保证基本生活需要。而有关资源则可用作再就业服务资金，提供职训津贴，以鼓励改进本身技能、转业准备、寻找职业和生产自救。这比设立失业保险金为佳。事实上，现时中国国策也是把失业保险的救济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简正名，倒不如选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职训津贴补助来得更直接有效（详尽分析日后可见莫泰基等编，《香港劳资关系与社会保障》，2000，中国劳动出版社）。
5.制定贫穷线，作为社会援助金的安全纲水平
不设立失业保险，则必须有一个妥善社会援助制度。但很多社会援助制度都是因随政治争执而改变，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适当保障水平，照顾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较有依据的做法是选择适当的方法，制定官方贫困线，以此为社会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会安全网形式，成为社会最后防线，保障市民。这样会有效率地照顾最有需要的人士，并保证社会安定，维持良好治安法纪。
【责任编辑】郑菁
【参考文献】
1 李罗力主编，1998，《第二冲击波——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全球经济大变局》，贵州人民出版社。
2 姜建青主编，1998，《海外金融风潮评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 王航等编，1998，《阻击风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狙击与阻击》，贵州人民出版社。
4 莫泰基，1993，《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
5 莫泰基，1999，《消灭贫穷的政策构思》，中华书局。
6 莫泰基等，1996，《扶贫与就业》，理工大学与香港社保学会。
7 《中国再就业工程实践指南》，1998，工商出版社。
8 Asian NGOs,1998,Financial Crisis: Our Response,Hong Kong:Clear Cut Pub.

❸ 金融危机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如何看待由美国引发的愈演愈烈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遇，还是灾难？不同的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对策，不同的对策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这对正处经济崛起关键时刻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取决于历史性机遇的出现和抓住机遇的能力，二者缺一不可。面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可能正悄然而至，今天的中国比任何国家和任何时候都更具备抓住这一机遇的能力，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

一、是机遇而不是灾难

1、中国的货币体系、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相对独立。纵观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由于发达国家金融一体化的特点，美国的危机使得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无一幸免。中国是不多的受危机影响较小，相对置身于美国金融危机之外、并能在这场危机中能够掌握主动权的大国。

由于中国在货币体系、资本市场体系及商业银行体系上都相对独立，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不直接相关，这使得我们的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并未受到美国次贷和金融危机过多的影响，从而免受“金融海啸”的直接冲击，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2、中国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基本面尚好。无论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还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均10%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并没有因为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的衰退受到影响。即使是在美国饱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和国内企业微观面的业绩增长仍然是良好的。所以被人称为世界经济衰退沙漠中的绿洲，具有强大的内需市场的开拓能力和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3、我国目前的财政和金融状况良好。和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遇到金融危机的特点不同：从银行的资产状况看，我们有46万亿元的银行储蓄总资产，其中居民储蓄近18万亿，存贷差约12万亿，资金相对充足。今年以来，虽然企业的资金普遍紧张，但那是由于双紧的宏观政策决定的。一旦我们为应付金融危机采用宽松的政策，就会具备流动性充足的特点。同时，经过2005年以来主要商业银行的上市，治理结构也得到了大的改善，因此，银行的资产质量也是比较好的。从外汇储备看，1.8万亿美元的储备也使得我们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有足够的自保能力和应对能力。从国家财政收入看，2007年高达5.1万亿的财政收入，能使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在这场危机中保护自己。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4、中国具备庞大的内需市场开拓潜力。对中国的出口会有一定影响，但中国13亿人口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即使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虽然美国消费的倒退使得我国出口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庞大的内需市场一旦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启动，是完全可以通过内需弥补出口下降的。从投资的角度，中国庞大的城镇和城市的基础设施有大量的项目需要资金，带动经济。无论是从资金的供应还是从项目的选择上，都有较大的潜力。我们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能力是足够的。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国际舆论普遍把中国当成是世界经济衰退“沙漠中的绿洲”，他们普遍希望中国担当新的领跑者，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站在一起来应对这场危机。一些跨国公司和企业家也把中国当作躲避这次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和比较选择后的最佳投资地，他们看好中国，投资中国。与此同时，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必然还会带来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的分工，中国要从制造业低端的打工者向金融和服务业的高端转型。

综上所述，这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对中国而言，不仅不是灾难，相反，还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性机遇。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二、要异船相帮，不要同舟共济

当前世界各国都希望我们能够对美国出手相助，此时我们也应履行大国责任，展现我们和世界主要国家站在一起共渡难关的姿态，把握历史机遇，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双赢模式。

虽然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几乎有一半购买了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但是，目前中美两国仍有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应该继续以购买美国国债方式帮美国救市，和美国“同舟共济”。

以中国现有的国力、财力和外汇储备的实力而言，要想拉美国“走出泥潭”是不现实的，而且风险很大。希望通过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国债或者直接运用中投公司类的主权基金来让中国“上船拯救美国的同舟共济”模式将会使我们越陷越深。如果美国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的话，最终我们会从“局外”人变成同行者，陷入被动，无法脱身。

因此，我们应从战略高度走出两个误区：一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中国的次生灾难，因此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误区；二是“救美国就是要购买美国的债权和股权”的观点。

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应该选择的不是“同舟共济”而是“异船相帮”，也就是我们在美国这条船之外，寻找帮助美国和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方式。

三、从振兴股市入手，帮外先安内

首先，美国的金融危机并不能否定以证券金融为主导，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将成为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如果说，美国这场危机起源于金融衍生品的盲目创新和过度发展，那么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发展现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中国所处的金融发展阶段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必须大力发展。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其次，股市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晴雨表，也是关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状况最敏感的显示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实际上中国的机遇远大于灾难，但为什么国人却感觉身在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股市一年来持续暴跌，且下跌幅度远超美国。为什么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衰退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中国的股市却是世界股市下跌中的重灾户呢？

股市这种状态，从长远看危害极大。第一，将会连带商业银行，单腿支撑社会融资的重任，重蹈2005年银行坏账率过高、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旧辙。第二，股市不振，对我们实体经济将产生不利影响，这也会在今年的四季度和明年陆续发生。若不及时采取措施激活股市，有可能导致金融业和其他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进入恶性循环，掉入这场全球范围的经济灾难之中。

显然，无论是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市角度，还是从中国自身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需求看，都应从振兴股市入手，激活股市，鼓舞信心。从资本市场入手，抓住机遇。只要找到我国股市下跌与美国不同的主要原因，对症下药，就能事半功倍，迅速走出颓局。

四、走出中国股市下跌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误区

从去年10月以来，中国股市的暴跌恰巧和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海外股市下跌在时间上吻合。股市下跌的偶然重合，使得人们往往把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和美国的次贷危机连在一起，造成市场的恐慌。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然而，仔细分析中国股市今年来持续的暴跌和美国股市受次贷危机影响的下跌的原因截然不同。美国资本市场的下跌，是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及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连带导致的。而中国股市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面良好，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微观业绩面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都得到极大提升，近两年业绩持续以 50%的速度递增，根本不具备美国股市暴跌的任何基本面条件。同时我国的股市也与美国的股市体系没有直接相关，其风险并不能直接连带到A股市场，尽管从表象上看，两国股市的下跌都是由缺乏信心所致，但美国投资人的信心缺失是由市场自身规律所致。而中国投资人的信心缺失则是由政策人为所致。在中国，政策因素对股市的影响要比市场自身因素的影响大得多。一年来，中国股市不仅和美国股市一样下跌，而且比美国跌得还厉害，无论美国股市是涨是跌，中国股市都是跌，美国股市的跌幅至今也不过下跌了30%，而中国股市的跌幅超过了65%，因此，必须走出我国股市下跌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误区。中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不是受美国影响，而是有其特殊的内在原因。

五、导致股市下跌的首要因素是“大小非”和“大小限”

1、何谓“大小非”？

“大小非”产生于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由于历史上中国的上市公司在上市时招股书上说的是非流通股暂不流通，导致股民高价入市。鉴于非流通股要进入流通状态，则将会带动流通股的股价下跌，所以股改就是通过对价让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给流通股股东带来的损失由非流通股股东给予补偿。在股改中，由于基本模式采用的是非流通股向流通股送股的模式，例如10送3，即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每10股送3股。送股后，非流通股股东则获得了流通权。考虑到非流通股股东一送完股就获得流通权市场压力大，于是监管部门又颁布了爬行流通下的“锁一爬二”政策，即非流通股送股之日起 12个月后，可流通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24个月后，可流通10%，36个月后，才可100%流通。其中，持有公司总股本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被称为 “大非”，持股5%以下的，被称为“小非”（小非在12个月后即可100%流通）。这就是所谓的“大小非”。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从2005年6月开始，到2006年底，1360多家上市公司除100多家外，基本搞完。从进行股改公司的总体情况看，在送完股之后，由于“锁一爬二”的原因，非流通股并不能立即卖出，因此，股市大盘表现为整体的上涨，甚至摸高到6000点。但随着解禁期的到来，“大小非”呈加速度的方式获得了“自由身”，给市场造成极大的压力。

2、关于“大小限”

“大小限”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时发起人持有的股份通常要有三年的锁定期，即从上市之日起三年后方可流通。这种流通权限售股票被称作“大限”。但如果在上市前12月内以增资扩股方式认购的股份，则可在公司上市一年后即可流通，锁定期仅为一年。这样的流通权限售股票被称为“小限”。

目前市场上被大家所称的“大小限”是指在2006年5月新老划断后产生的。所谓新老划断是以2006年5月18日为限，在此之后，新上市的公司属于全可流通的公司，已不存在股权分置问题。也就是说，一旦一年或三年的锁定期结束，这些股票不用再通过股改向股民送股，即可自动流出。因此，股民购买这类股票时，就应考虑这种风险。例如，在海外全流通背景下的股票IPO发行通常的市盈率在8－12倍之间，价格相对较低。然而，我国股市在股改新老划断后，发行的 298只股票，发行的平均市盈率高达30倍，最高为99倍的中国远洋(601919,股吧)，居然比股权分置时期股票发行的市盈率还高。其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新老划断”这一重要的时点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告诉股民从2006年5月18日起买的股票已经是全流通股票了，必须在购买时就考虑到它一年或三年后将自动流出的风险，不要再以如此高的价格在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买卖。但由于这一宣传几乎就没有进行，导致可怜的股民在不知不觉中仍在按股权分置时的思维购买股票。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3、“大小非”和“大小限”现实与未来的巨大压力

在2005年6月股改时，我国1300多家上市公司总股本中的非流通股约为4600亿股。而在2006年5月新老划断后，新发的298只股票中，由于像金融、石油和煤炭的大盘股较多，“大小限”竟高达8000亿股，是“大小非”的1.51倍。而“大小非”和“大小限”两者合计竟高达1.26万亿股，比18 年来两市所形成的6000多亿流通股的两倍还要多。这些股票都是以一元钱左右的成本作价入股的，这和股民在市场上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IPO价格形成鲜明对比。即使股市跌到1000点，“大小非”和“大小限”仍有利润空间。

迄今为止，解禁的“大小非”只有1100亿股，实际卖出的仅有213亿股。那么后面还有1.18万亿股的非流通股的解禁。而解禁的时间也越来越紧迫，市场在下行中感受到了“大小非”的压力。而“小限”也开始流出，加上对2009年下半年“大限”开始流出的预期，对市场压力极大。所以这是股市抬不起头来的最主要原因。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无论1.18万亿的限售股在现实中是否会流出，但投资人在考虑投资风险时就是这样的思维，因为现实中存在着它们流出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在股市如此暴跌的情况下简单得出股市越跌，限售股就越不会流出，并得出“大小非”和“大小限”不是当前股市下跌的主要矛盾，那我们就找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对策，

六、大股东自锁减持价格 化解限售股压力的零成本模式

如果我们能够得出当前导致股市下跌的主要矛盾是“大小非”和“大小限”问题，那么，再反思我们解救中国股市下跌的一系列美国式救市政策就会发现，无论是减税、融资融券，还是注资回购，都没有对症下药。中国股市缺的不是由于钱导致的信心缺失，而是政策导致的信心缺失。所以，当前稳定中国股市的关键，在于正视 “大小非”和“大小限”问题。

当前，只要在“大小非”和“大小限”是导致中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因素上取得共识，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离解决这一难题也就不远了。因为从主观上看，目前中国股市的有关各方，无论是监管者还是股民，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还是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都期盼股市实现上涨中的多赢。而从客观上看，无论是从中国国民经济的宏观面，还是从上市公司业绩的微观面，都具备股市上涨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

具体做法是：通过大股东对限售股解禁后的可流通底价进行自愿基础上的锁定，把限售股的问题从简单的时间锁定风险滞后，调整到用价格锁定彻底化解。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1、何谓大股东减持价格自锁。所谓自愿的价格锁定，是指由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自愿将所持解禁的非流通股减持的价格锁定在一个预设的可流通底价上。这一价格是指由大股东自己预设一个可流通的最低价格，其所持股票的价格只有高于这个价位才能售出，而低于这个价格，其所持股份将自动锁定，不再卖出。这个价格可以由上市公司根据本公司实情，并参照大盘在3000－5000点时本公司的股价来确定。假设某一公司的大股东自锁的可流通底价定在15元，即所持的股票只有在15元以上才能卖出。如果由于其售出，该股票跌到了15元以下，则会自动锁定。

2、大股东自锁减持价格的程序

（1）大股东提出自锁可流通底价的议案。从公司法律上说，任何一个超过5%的股东都可以提出议案，并按关联交易的法律程序进行表决，而这项议案是对提案人的自我约束，它符合中小股东和整个公司的利益，并无被否决之忧，且在法律上无任何障碍。

（2）该项议案在通过后，要在媒体上公开披露，把大股东自愿锁定的可流通底价公之于众，该项议案和股东大会的其他议案一样，一旦通过，即应被遵守。同时由沪深两个交易所来把关执行。

（3）若公司未来发生送股和转股，其可流通底价也相应除权下移。

这一议案应是由大股东启动的、自愿为实现股市多赢提出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大股东自愿的价格锁定。

3、相应的配套措施

具体做法可以是：充分利用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特点，近860家国有上市公司可由国资委倡导，支持上市公司大股东可流通底价的自锁。而另 800多家民营上市公司则可由证券业协会来统一倡导和协调。中国证监会只需在这一过程中对那些通过大股东可流通底价议案的上市公司给予再融资的优先安排。转自学易网 www.studyez.com

4、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施这一方案的可行性

当前中国股市跌到目前的水平，不仅股市的功能丧失，而且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功能、增值功能也都无法实现。这是一种多输的局面。从笔者和十几家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接触看，他们愿意通过可流通底价的自锁向市场投资人明确这一信息，打消非流通股随时会流通出来的疑虑，实现其股价的上涨。同样，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是对其公司有信心的，但在目前的大盘点位下，什么事也做不了。因此，只要稍加引导，有关各方就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识，因为它符合共同的利益。可流通底价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已有一些公司各自颁布了类似的信息，但由于没有形成群体效应，在大盘的整体下跌中，声音微弱，没有发挥出作用。

5、这一做法和股改不是一回事

推进这样的改革措施需做两个说明：第一，上市公司可流通底价的自锁绝不是二次股改。首先，这一措施是大股东自愿提出的，不存在政府有关部门强制推行的问题。其次，可流通底价的确定是由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根据自身的情况在3000点到5000点之间自愿做出的，并无一个外部强加的、千篇一律的价格规定。可流通底价定得低，其股价也会低；可流通底价定得高，其股价则会高。因为不到那个点位，股民就无对该公司大股东减持的疑虑。第二，大股东可流通底价的自锁是一种价格约束，而不是像“锁一爬二”那样的时间约束，风险滞后。

笔者认为，如果这种自愿锁定的提案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话，是可以化解限售股的系统风险，振奋市场信心的。

6、推出这一措施的时间是关键

长达一年的股市下跌，尽管其负作用已开始在上市公司显现出来，但由于总体看我国的宏观经济面和上市公司微观业绩面还没有走坏，我们通过调整和实施大股东可流通底价自锁的措施，还能发挥作用。若拖到明年，市场和上市公司之间一旦进入恶性循环，即使有好的措施，也将回天无术。因此，今年第四季度是我们通过政策措施扭转股市大盘持续低迷的关键。

七、异船相帮，首选之战在香港

我们要履行大国责任，也承诺和发达国家共渡难关，一个创新性的思维，就是要先在世界资本市场普遍下跌的过程中，寻找一个有利的亮点。让它能够担负起资本市场抬头复苏的使命。而这一点，就中国来说，首选之战，最合适的地点就是在香港。

香港市场60%的上市公司市值都是来自内地的H股公司和红筹公司，香港的经济也主要由内地支撑，但是在金融体系、货币体系上香港完全是和美国货币、金融体系一体化的。如果说在内地市场相对较为独立的背景下，次贷危机仍然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的话，那主要是从香港传递过来的。所以，搞活了香港这个棋子，对外可以带动美国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对内可以和A股产生良性的互动，而不是通过这个管涌，把境外的风险传递到境内来。

具体做法可以让中投公司把战略重点从美国转到香港，守住香港这一前沿阵地，用过量的外汇储备在香港吸纳H股，起围魏救赵之目的。现在中国只要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任何地点进行投入，就会产生巴菲特效应，中国出手了，可鼓舞世人的信心。占领香港桥头堡，我们既承担了大国的责任，答应美国出手相帮，又可实现了一箭四雕之目的：第一，购买H股，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的风险。第二，此时购买已极具投资价值的H股股票，抛出美元，买回本国基础产业的股权即可保值又可增值。第三，香港市场外联美国，内联中国内地。我们投向了香港，把香港带动起来，就等于从外部对美国进行帮助。第四，香港H股对A股产生正面的拉动作用，守住了这个桥头堡，就堵住了外界金融危机导入到中国内地的恐慌性的、会导致信心丧失的渠道。

购买H股从香港资本市场上传递对海外资本市场出手相帮的举措。对外，可以拉动其他海外市场的复苏，毕竟在全世界下沉的资本市场中有一个场所 ———香港，已经出现希望。对内不仅不再向A股市场传递负面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而且H股的复苏还能够带动A股的上涨。打好香港这一战，就迈出了盘活全局的重要一步。

总之，把握这次重大的能让中国历史性崛起机遇的关键是激活内地的A股市场和回购香港“桥头堡”的H股。

❹ 亚洲证券交易所是骗局吗你有什么看法

现在很多人都有了投资理财的意识，而且现在的理财市场上可以供人们选择的产品也有很多，比如股票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投资项目。股票这样的证券收益相对比较高，不过相对的风险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因此非常的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最近在市场上还出现了一个亚洲证券交易所，那么这个亚洲证券交易所是不是骗局呢？

三、投资股票证券要注意什么问题？

交易股票证券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应当通过合法的交易平台进行投资，目前我们国家正规的证券公司有很多，投资者开户交易是非常的方便的，可以优先选择在自己所在的城市有网点的公司。另外交易股票要注意使用自己的自有资金，股票配资的诱惑非常的大，但是风险也很大。

❺ 详细介绍一下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谢谢了！

97年亚洲金融危机详情如下：

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是泰国引起的。这场危机在泰国的叫法是“tom yum kung crisis 东阳功危机”。1995年7月13日马德祥就任泰国总理，在他进入人生巅峰的时候还带了一把另一个泰国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人物，那就是他信

。当时他信刚坐稳泰国电信行业的第一把手，成为泰国富豪圈最年轻新贵的时候，马德祥就邀请他出任副总理。此后虽然他信自立门派两人分道扬镳，但是几十年间一直是政治盟友。当时马德祥政府觉得97年香港回归，岛上人心涣散是个机会，决定要和香港竞争要取代香港金融港的地位，要把泰国建设成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

为此制定政策允许外国金融机构的资金自由进出泰国而不需要得到央行监管，并把泰铢美元汇率从固定定价改为市场浮动制。这个政策一出大量的以美元为主的海外资金蜂拥进入泰国，以低息为诱饵大量出借给泰国的企业和个人。

但是泰国人并没有拿着这些资金进入实业领域，泰国富豪拿着这些低息借款放高利贷吃利息或者炒股票炒地皮，而泰国老百姓拿着这些借来的钱花天酒地。仅2年时间泰国经济完全泡沫化，土地价格节节攀升，股票创新高，老百姓借钱买车买房，一片歌舞升平虚假繁荣。

经济泡沫化这个问题其实中国也在面临，但是我们政府一直很警惕这个问题，一直各种办法支持实体经济，各种政策压制房地产和金融。

泰铢汇率一跌，那些以前借钱给泰国人的欧美金融机构纷纷一起配合来催债要求泰国人提前偿还贷款。银行挤兑，股市狂跌，房契地契从以前的显示财富的硬通货成了一张张无人问津的白纸。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5)亚洲资产股票实情扩展阅读：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些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新马泰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

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泰国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因为金融危机接任马德祥任职总理的差瓦立·永猜裕不得不辞职。

网络-亚洲金融风暴

❻ 韩国股票史 知道的来

给你个全点的答案,包括韩国\日本\台湾:
高速发展的经济体

都出现了股市大泡沫

我们选择的是同处亚洲市场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泰国四个市场，选择的时间段分别是1982-1992年（10年）的日本市场、1983-1990年（7年）的台湾市场、1985-1992年（7年）的韩国市场和1986-1998年（12年）的泰国市场。我们之所以选择上述市场，在于上述时期内，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都展现了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相似性。

首先，这些国家或地区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日本1960年代就开始腾飞，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与香港、新加坡紧随日本之后，于1970、19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因为后面的两个市场较小，受外部影响较大，独立性较差，我们不对其进行重点考察），而泰国则是后来兴起的“亚洲四小虎”之首。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股票市场牛市兴起的背景基本吻合，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泡沫产生之前，都经历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在泡沫时期，四个市场的GDP通常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其中，日本为4.12%（尽管增速有所下降，但还是延续了1960、1970年代的增长势头）、台湾为7.69%、韩国为7.97%、泰国为8.5%。

其次，这些国家或地区基本都经历了本币升值的过程（泰国除外，其在泡沫期间仍然实行联系汇率制度）。1980年代中期，为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困境，1985年9月，美日等五国签订“广场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对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由此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韩元和台币也紧随其后，纷纷升值。其中，日本在1984-1995年本币对美元升值63%，台湾在1985-1992年升值幅度达到38%，韩国在1985-1989年升值幅度达到25%。

我们发现，在上述时间区间内，这些市场的股市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大泡沫。而各市场估值差异性也较大，并可能长期出现系统性偏离，从而考量泡沫大小需要综合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以PE、PB的高低为唯一指标，因此，我们给出对于大泡沫的统一描述：

（1）短时间内上涨幅度惊人，至少都有数倍的涨幅；（2）泡沫破灭后的下跌幅度很大和速度很快（跌落幅度超过50%以上，时间1-2年内）；（3）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常超过3-5年）没有有效创出新高，股市整体投资收益显着降低，甚至长时间为负。

以下我们统计了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和泰国等几个市场的泡沫特征，为便于比较，我们也提供了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相关数据。

日本日经225指数从1982年9月的7000点，涨到1989年底的39000点，其中，历时7年时间，涨幅达4.63倍。达到高点后，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时间，跌去60%，股指从39000点跌到1992年10月的17000点。直到今天，日经指数仍不到高点时候的一半。

台湾加权指数从1983年的440点，涨到1990年的12000点，其中，历时7年，涨幅高达26倍。达到高点后，股指一路快速下跌，用了1年时间，就跌去78%，股指从12000点跌到1990年底的2700点附近。直到今天，台湾加权指数仍然没有达到12000点的历史高点。

泰国曼谷综合指数从1986年7月的130点，涨到1993年的1700点，其中，历时7年时间，涨幅高达12倍，达到高点后，股指震荡整理了2年时间，然后从1996年初开始快速下跌，用了2年半时间，跌去80%，股指从1700点跌到1998年9月的250点。直到今天，泰国曼谷综合指数也没有恢复到历史高点。

韩国综合指数从1985年10月的140点，涨到1989年3月的1000点，其中历时3年半，涨幅达到6倍以上。达到高点后，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时间，跌去50%，股指从1000点跌到500点，低点后2年时间有所恢复，但短暂的新高后，韩综指继续下跌，并一直到2005年才实现了对历史新高的有效突破，期间历时15年。

上述四个市场的泡沫尽管都不小，但是比较而言，韩国市场的泡沫相对较小，无论从跌幅、下跌的时间以及恢复的时间来看都是程度最小的（后面我们还将从估值角度分析，韩国市场估值也是最低的）。顺便提一下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在泡沫破灭后也出现了快速下跌，2000年受美国科技泡沫影响短暂创出新高，但实际上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实现对泡沫高点有效突破。另外，作为比较，我们也列示了H股指数、上海A股与深圳成分指数近年来的涨幅，上海A股4.5倍涨幅，深圳成指6倍涨幅，H股涨幅更大，有8倍。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新兴的市场总是会出现一轮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也是本币升值的内在根源）导致的牛市，牛市发展到后期，大型泡沫的出现似乎不可避免，这可以被一种行为金融学上的心理自我强化机制来解释，而泡沫破灭后，都迎来了相当长一段低投资收益的时期。

泡沫时期的市场特征分析

既然泡沫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我们来好好地解剖它、研究它。以下我们来观察在泡沫生成、吹大的过程中的某些市场特征。

1、估值水平比较

首先来看泡沫时期各个市场的估值情况（下面提到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如果不特别指出则皆为静态指标，由于业绩预测的不确定性，国际上一般都用静态或者滚动指标作为衡量指标）。

日本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一个高市盈率的国家，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研究其历史市盈率的变化发现，在1980年代的初期，日本东京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只有20倍左右，随后，日本市场市盈率逐渐提高，从1980年初的20倍，逐渐推升到1987年的70倍，1987至1989年三年时间内，尽管股指继续上涨，但是PE相对维持60-70之间，因此，日本市场不过5倍的涨幅中，有3倍涨幅来自于估值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泡沫加速膨胀的后面几年中，市盈率水平并没有持续提高，而是维持相对高位震荡，这反映了泡沫后期的企业盈利情况增长较高。为说明问题，我们以日本的企业利润数据为证，日本制造业税后利润于1988财年增速达到52.34%，1989财年也有18.80%，而股指在同期只涨了50%，当然，我们相信这期间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利润还应该来源于证券市场资产价格上涨（交叉持股、投资收益等）带来的正反馈收益。1990年泡沫破灭后，盈利水平伴随经济增速一起下滑，这加速了日本泡沫破灭的过程。随后的199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企业效益的下降，大量微利或者亏损企业出现，导致市场整体市盈率水平一度突破过100倍，不考虑这段时期的市盈率变化，日本整体市盈率水平在泡沫破灭后，到目前已经恢复到1980年代泡沫初期的20-30倍左右水平。PB水平的下降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日本股市在达到1989年底的最高点5.4倍PB以后，整体PB水平就伴随股指一路下降，在股指达到最低点后，PB水平为1.7，随后的多年直到现在，PB一直维持1.2至2之间的水平。

在股市泡沫上面，中国台湾是与日本最为接近的市场，而且，涨跌幅度都超过了日本。在1990年初的泡沫高峰期，中国台湾整体市盈率达到70倍以上的最高点，之后迅速下降，9个月时间内下降到只有20倍左右的水平，随后有所恢复到30倍左右，至今的多年时间内一直在20倍左右水平。而PB水平也是从泡沫高峰期的8.9倍，下降到1991年底的3倍左右，1992年初有所恢复回到4倍，随后跌至1993年初的2.26倍。相比日本而言，中国台湾的泡沫破灭速度更快，而且在破灭后的最初几年内，经济增长与公司盈利增长速度并没有显着地下降，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台湾泡沫的破灭更多地体现为估值的下降。

与中国台湾、日本相比，韩国的泡沫程度要小很多，在泡沫产生和破灭中，韩国的PE水平一直维持15-25倍之间，PB也相对较低，在1-2倍水平左右。

泰国的泡沫尽管一点不逊于台湾和日本，但是在估值上，PE与PB在泡沫期都不是很高，在牛市初期的时候，只有10倍，在泡沫最高峰的1993年底，也只有26倍，不过泰国市场的PB值相对韩国而言较高，泡沫高峰期达到过4倍。在1989年的时候有过短暂的估值高估阶段，PB最高7倍，PE30倍，1993年股市新高的时候PE、PB都有所下降，并没有超过1989年的最高估值水平。

我们认为PB才是较稳定的估值指标，从PB看，国内估值也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多个市场高峰期估值，就静态估值PB、PE，仅仅相比台湾，我们还显得比较温和。

2、整体证券化率比较

估值水平是微观层面的比较，我们还比较了资产证券化率这一宏观指标。我们发现，在中国台湾、日本的泡沫高峰期，其证券化率分别为180%、150%左右，泰国和韩国相对较低，尤其是韩国只有61.7%。比较而言，中国目前单考虑A股证券化率就为108%，但根据证券化率的本意，我们还应算上在香港和美国等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市值，这样，我们的证券化率为158%，这一水平已经可以与日本、台湾泡沫期的证券化率水平相提并论了。

另外，再考虑到国内GDP构成中有相当部分是三资企业和外资的贡献，而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在国内上市，因此，我们的证券化率应该比发达国家更低才合理。

3、金融地产行业的演变规律

在行业结构上，得益于资本市场繁荣，各个市场的金融类股票涨幅居前。日本市场尽管普涨明显，但金融类涨幅相对居前；台湾泡沫高峰期金融类100多倍PE，因此，尽管泡沫高峰期的三年内金融行业涨幅巨大，但很大的贡献来自于估值提升；韩国尽管整体PE不高，但2000年以金融服务为首的行业PE达到最高，相应证券类为首的金融行业涨幅居前，达到40多倍；泰国证券类涨幅达到20倍，而银行股表现一般，稍好于指数涨幅。

各个市场的房地产行业与股市的发展也密切相关，这与房地产具有极强的金融属性有关。我们比较了上述四个市场发现，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与股市走势基本吻合，在1983年到1990年的牛市行情中，日本六大城市地价指数涨幅为3.6倍，于1990年9月达到峰值，随后就伴随股指基本没有反弹的下跌，一直到今天，仍维持在1983年左右的水平。由于土地稀缺，日本东京地价在房价中的比例高达65-80%，一般城市在60-75%，因此，地价指数与房地产指数相关性非常强。而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末房地产与股价齐涨时，房地产价格也上涨2倍以上，房产价格由于调控政策也开始下跌，但是下跌幅度远没有股市大，尤其是台北市这一大城市房价的抗跌性更强，在1992年达到高峰后，尽管缓慢下跌但跌幅不大，到1996年也只有20%的跌幅。相对股市而言，韩国的房价指数走势更为稳健，房价整体涨幅相比而言不是很大，全国房价指数从1986年到1991年达到局部高点，上涨80%，随后出现盘整格局，至2002年以来继续上涨。泰国的房价指数抗跌性也较强，上世纪90年代早期，泰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涨幅在2-3倍，受到金融危机冲击，1998年，房屋价格平均下跌15%至20%。

我们研究发现，各市场的房地产走势与股市走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但不同步；房价走势相对股市而言波动相对要小。

是什么导致了泡沫的破灭

1、泡沫的破灭时间与实体经济衰退、升值结束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既然泡沫的产生有着很强的规律性，那么泡沫的破灭也似乎成为必然。现在很多人认为既然牛市泡沫的产生一般都是伴随着GDP和公司盈利的高速增长，以及本币的持续升值过程，那么，泡沫的破灭通常的先兆就应该是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或者本币升值预期结束的时候，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发现，泡沫破灭的时间与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币升值是否结束没有必然联系：首先，从GDP增长的角度，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在泡沫破灭后依然较为强劲，尽管比泡沫破灭前有所降低，但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仍分别保持了5.79%和6.08%的较高增长水平，泰国泡沫在1996年破灭，那年的经济仍然高达5.9% ，而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也是在泡沫破灭后的一年以后；其次，从本币升值与否的角度，日元在1995年前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升值、台币的升值也持续到1992年，而这个时候，泡沫早就完全破灭了。因此，不能认为只要GDP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本币升值仍然持续，就认为泡沫不会破灭，换言之，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币结束升值不是泡沫破灭的最根本原因。此外，我们还发现，除了日本之外，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影响并不是非常大的，尽管股票市场陷入低迷，但是，GDP增速仍会保持较为快速的增长，这其中，台湾、韩国、泰国市场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而之所以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进入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期，其中的原因在于日本银行介入资本市场太深，积累了大量坏账，泡沫期投资生产的设备出现严重过剩、房产和股票下跌导致企业和个人负债提高，随后的10年经济低速乃至负增长，称为“失去的十年”，泡沫破灭对日本实体经济的确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2、各市场泡沫时期的调控措施比较

各国面对资产泡沫的出现，无一例外，都采取紧缩性的政策调控，而利率提高等紧缩性调控政策产生的累积效应的确能成为挤破泡沫的最后稻草；而当泡沫破灭后，降息等提高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往往也于事无补。

我们首先来看日本的情况：1980年代初，日本市场的涨幅和估值水平处于稳步提升阶段，因此，日本政府并没有刻意采取强硬的调控政策限制股市发展，这时的最大问题在于贸易日益增长引发的日美贸易摩擦。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了1986年秋季日本经济的短暂衰退，为此，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于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两次调低了官方贴现率，由原先的5%降低到2.5%。而198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的严重性，于1989年将官方贴现率提高到3.25%，又于1989年底进一步提高到4.25%。1990年8月，为防止海湾战争可能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预防性紧缩政策，将官方贴现率提高到6.0%，于是积重难返的股市开始暴跌，泡沫破裂。相反，在泡沫破灭期内，由于担心经济持续衰退，日本货币当局重新转向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降低利率（在随后失去的十年中，利率降低到零），增加货币供应，但是收效甚微。

其次，与日本非常相似的中国台湾地区市场上，似乎是完全的一个翻版。由于新台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对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85-1987年，台国际收支账户中短期资本净流入猛增，为延缓外资进入，中国台湾地区还引导利率不断下调，从1983-84年的7.25%，调低到1988年的4.5%，但仍无法阻止热钱涌入，新台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剧。1980年代末，资产泡沫快速膨胀，迫使台湾采取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政策：比如开放外汇管制，大幅提高居民汇出资金的额度限制，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实现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并随后大幅升高存款准备率和再贴现率，采取紧缩政策降低货币供应量，其中，1989年4月再贴现率从维持了一年的4.5%提高到5.5%，同年，8月提高到6.153%，9月再提高到7.75%；同时，严格取缔地下金融活动，打击股市非法资金等等。其中，最严厉的调控措施是1988年9月份台当局宣布恢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股市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冲击，股指大跌55%。但其后，为避免崩盘，台湾当局对其政策予以澄清，并鼓励机构进场护盘，导致投资热情重新点燃。还是与日本相似，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普遍预期油价将上涨，外资撤离，中国台湾地区股市开始崩盘。

再次，我们来看韩国，在1980年代初，韩国的利率水平相对保持较低水平，从1987年开始，韩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过度投机使物价水平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于1988年12月宣布了一揽子利率自由化措施，包括放开大多数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货币市场工具利率等，结果利率急剧攀升，1989年基准利率——拆借利率达到18%，自由化计划被迫中止。泡沫破灭后，利率也随之下降，在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6-8%左右水平；同时，还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1985年的4.5%逐步提高到1991年历史最高点11.50%，并一直维持到1995年。

最后，泰国的牛市泡沫启动和破灭时间比上述三个市场要晚，泰国实施的汇率盯住制度使中央银行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利率水平，19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0年代，泰国最小贷款利率多年一直维持在12-16%水平浮动。1995-1996年，由于出口增长下降、泰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短期资本开始外流，为了维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吸引外资流入，防止外资流出、更为了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泰国中央银行被迫继续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不断收紧银根，持续提高利率。1996年，由于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泰国经济形势恶化、使泰铢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这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1997年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3、外资在泡沫产生与破灭中所起作用

四个市场的证券自由化程度各有异同：日本是四个市场中自由化开展时间最早、程度最深的，其在1980年代初就允许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市场，而中国台湾、韩国的证券市场自由化进程则较慢，台湾在1990年股市大跌的时候才引入QFII制度，寄希望于境外资金入场救市，而韩国在1992年引入QFII制度，也是在其泡沫破灭后实施的制度。

因此，我们认为，外资在泡沫产生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质疑，尤其是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市场正处于本币升值阶段，外资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境内的房市和股市，而尽管泰铢并没有升值，但是由于升值预期明确，同样，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泰国，因此，外资在助推境内房市、股市泡沫中的确起到相当作用，外资的进入直接助推了泡沫的吹大。但泡沫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本土资金的推动，我们注意到在泡沫时期往往本土投资者都展现了极大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泡沫破灭时与外资的关系也不大。以日本为例，实际上外资从1980年后期就开始陆续撤离日本，最后的泡沫疯狂阶段，基本由国内资金推动。而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外资比例都很小，外资在泡沫后期的撤离对泡沫的破灭更多的只是心理意义。其中，只有泰国市场受外资影响算是最大的，这与其在1995年以后继续保持高利率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关，1995年泰国证券市场外国投资比重仅4.8%，1996年快速上升到34.25%，在金融危机前更是达到44%以上的水平，金融危机后外资撤离，的确对国内市场造成较大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