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股票1992年8月10日-“810”事件 是什么时间能更详细吗怎样立管理条例后又这样立法的拜托各位大神
1992年8月10日，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当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激励下，中国证券市场的合法地位正式确立，沪深股票市场走出了一轮气势磅礴的牛市行情，其中深圳股市涨幅超过2倍，股票供不应求。为平抑股价，增加供给，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但是当时市场极度热烈，对股票的需求量极其巨大，5亿股股票无疑是杯水车薪。于是出现了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局面，并且引发了内部人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结果多数人因为没有买到中签表而到市政府示威，从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8·10事件”。该事件的爆发使得管理层极度震惊，引发了对社会稳定的担忧，并触发了公众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存废问题的忧虑，导致沪深股市深幅狂泻，上海市场三天之内暴跌400余点。 回首“810”惊心动魄 看中国股市疯狂岁月2008年10月06日 15:29凤凰网专稿 刘芳：如今我还时不时能听到有人抱怨中国股市被人操控。但以今天中国股市的盘子操控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我也经常听人说中国股市就像坐过山车，但如果你觉得10%涨停板跌停板的情况像过山车？那一天暴涨105%算怎样？90年代初的中国股市曾经造就过一夜暴富的神话，也曾经让多少人从梦中惊醒看到残酷的现实。1992年8月，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玩意吸引了上百万人的注意。很多做着发财梦的人们在深圳四处向亲戚朋友借身份证，争着购买这种新潮玩意。当抽签表全部售完的时候，人们发现网点前炒卖认购表的情况相当普遍，100元一张的表被炒到300到500，紧接着银行又发公告称将表格回收期延长到8月11日。很多人开始质疑，愤怒，深圳的秩序也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混乱起来。1992年的8月10号，810事件，惊心动魄，也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改变。 解说：8月10晚，很多没有买到新股抽签表的股民，愤怒地聚集到深圳市政府门口，要求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事人李春瑜：“810”大家为什么会闹事，因为你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我们去闹事，假如我是最早去排队的，我是排了三天三夜，我愿意承受这三天三夜的疲劳，或者说时间啊，精力耗在里面，我愿意去承担，我就能享受，我就是能最快的领到抽签表的那个人，我就有机率去领到抽签表，可是我不是啊，我去排了三天三个晚上，但是最后一天我挤不过人家，原来本来有一百张抽签表，我是九十个人，第九十个人，我是可以领得到的，因为你腐败，因为你暗箱操作，你当天只拿出五十张抽签表出来，我就没有这个机会，本来这个机会是我的，因为你的监管不测，监管不当，你的管理的不好，你的腐败的问题，使我没有了这个机会，那我就不愿意干了，我有抽签表我抽到了股票，股票跌了是我的风险，我承担，赚了是我的收益，我享受，但是之前的因为你的发行制度不透明，你不公开你不公正，你不公平，我不行，我肯定就不干了，我会不干，群众也都是这样想的嘛，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为买不到认购证，然后又排了这么长的队，千里迢迢的，然后这里边又发现了隐私舞弊的，这些人肯定会不满。 解说：事态很快恶化，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警察。危机下，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第二年新股发行额度提前调用，连夜加印5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一张兑换券换10张抽签表。并且公开表态，决不姑息舞弊行为，如有发现立即追究领导责任。 当事人刘勘：那么当天晚上深圳市决定，政府增发500万的认购券，使这个市场暂时平息，但是到了11号的晚上，当时的市长叫郑良玉，这样发表电视讲话，这些参加认购证的人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但是市场上有好利的，截流认购证的，有关的单位，个人一定要彻查 刘芳：8月10号晚上11点，深圳市长助理亲自出面，宣布了深圳市政府的5项通告，包括增发认购表等等。但聚集的人群仍然不肯散去，直到最终发生冲突。虽然后来810风波中的舞弊行为被查的水落石出，查出十多万内部截流私买抽签表的情况，但事件却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股市。深圳股指从8月10日的310高点4天内就跌到285点；上海股指更是在8月10号后的2天内跌了19%，而且沪深股市从此元气大伤。很多从来没有经历过股市起伏的人们错讹不已。我记得今年早前中国总理温说过，股市有风险这个事情，人们从道理上都明白，只是情感上接受不了。这种情况是在中国股市发展了18年后的今天，90年代初的那个时代，没有几个人在入市前就懂得股市有风险。 解说：1992年10月底，也就是“810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内地最高证券管理权利机关，负责证券市场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记者：“810事件”对今后深圳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当事人李春瑜：我觉得它的经验是什么就是，证券市场一定要以公平公开公正为基石，你要向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投资环境，你如果失去这个基石的话，群众就会有意见，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他就不参与这个市场了，甚至会有更过激的行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后呢，假如是一个管理层有失误的话，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去原谅的，不能原谅的是你有这个经验教训，你没有去弥补这个缺陷，你这个腐败问题发过一次可以原谅，如果发生二次三次，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去原谅的，没有经验可以去累积，可以去学习，我们可以看到，“810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股票发行制度，是不断的在完善之中，我们后来没有再有这样的事件，这个就很难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积极的事情，假如没有那次去刺激监管层去重视这个事情，也许以后还会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制度的缺陷啊，比如说腐败的问题啊，也许会有，我想很多制度的完善都靠一些事件去推动它的。 所以讲“810”这种事件，它是有一个双面性的。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阶段的必然的产物。这种对中国市场的崛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就能感觉到，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间，都会出现一次资产的裂变。只有一次不会有第二次，资本裂变的信号，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股份制的改造、发展，一种新的生产了发展方式形成了。这在中国来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执行了几十年的时候，这种来讲，变革是革命性的。因为中国的崛起，就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崛起，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都少不了资本市场。 刘芳：18年并不是多长的时间，中国的资本市场依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中国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国家，特别是自从1978年后的30年，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日新月异，每个人都在拼命的忙，经济快速发展，股市不断的改革，我想如果我们不停下脚步，回顾一下过去的足迹，我想我们很容易在疯狂的运转中迷失了方向。对于中国股市来说“810”可能是痛苦的记忆，但假如没有“810”，中国的股市可能还会多走那些曲折？18年后的今天，回首过去那个刚刚诞生的股票市场，那个时候人们的天真，疯狂，简直是恍如隔世。这意味着，18年后，我们也会笑着回忆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
② 股市历史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后者向***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真空电子，1989年，它在全国最大的100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真空电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长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香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真空电子1,500股，大飞乐400股，爱使电子85股，申华电工110股，小飞乐65股，豫园商场40股，凤凰化工2,140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fb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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