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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中央拍卖股票走势分析

发布时间:2024-08-13 06:05:04

❶ 金融风暴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后果是什么

一、亚洲金融风暴与香港汇股震荡

1、亚洲金融风暴的演进与特点

从今年7月泰国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受冲击的亚洲各国或地区出现汇市和股市大幅波动(参见表一、表二),并引发全球性股市动荡。目前亚洲金融风暴已持续近6个月,其间大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注1】。
表一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汇市波动[略]
表二 金融风暴下的亚洲股市波动[略]

资料来源:引自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各期
【注1】除非特别指明,本报告所引资料来自:《香港经济日报》、香港《信报》各期;李罗力主编《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第一阶段:泰铢危机爆发并波及整个东南亚,各国汇率屡创历史新低,股市持续下跌。 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取代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泰铢危机爆发,当天泰铢汇率下跌20%。一场以泰铢危机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实行汇率自由浮动。8月下旬至9月上旬,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货币相继与美元脱钩。在汇率制度变动下,东南亚货币汇率屡创历史新低,同时受货币汇率下跌影响,东南亚各国股市狂泻不止。

第二阶段:台湾和香港汇市再次受冲击,香港股市暴跌引致世界股市巨幅震荡。10月17日,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坚守了近四个月后,台湾放弃与美元挂钩,宣布自由浮动,导致台湾汇市和台湾股市重挫。随后国际金融投机家第四次狙击仍坚持联系汇率制的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被迫动用外汇储备基金维持联系汇率制。在港币流量受控,利率大幅上升,各大银行相继提高拆放贷利率和短期同业拆借息口后,港元汇率迅速平稳下来。但这次港元保卫战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10月20日至10月28日,香港恒生指数就从13601点跌破1万点大关,跌幅达33.4%。其中仅10月21日--24日港股市值损失高达8000亿港元。10月28日后,香港股市大跌导致纽约、伦敦、东京股市震荡,反过来又带动香港股市剧烈震荡。

第三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和日本。进入11月份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到11月20日,韩元汇率跌至1139兑1美元,跌幅达两成有余,以美元表示的国际购买力减少五分之一。接着日本山一证券因1065亿日元的外汇亏损和1583亿日元的证券交易亏损,于11月24日宣布倒闭,东京股市大幅下跌,随即带动纽约、伦敦股市的连锁下跌,亚洲金融风暴蔓延至日本。12月8日,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3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创1992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从上述演进历程来分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带有两个十分显着的特点:

(1)以区内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序,按多米诺效应方式,由弱到强依次受到冲击。7月泰铢首先与美元脱钩,随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相继宣布与美元脱钩,东亚美元区汇市和股市双双受到冲击。10月,台湾放弃与美元挂沟而自由浮动,台币与台股遭受重挫,同时香港在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同时,出现股市大幅震荡。11月以来,韩元加速贬值,韩元危机爆发。随后日本股市因山一证券倒闭而出现波动,日元兑美元也大幅下降。从本币贬值和股市跌幅来看,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注2】。其中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东盟国家,币值和股市损失明显高于“四小龙”及日本。

(2)金融风暴在区内多次吹袭、反复震荡、相互影响,同时强度逐渐加大,进而波及全球,由此产生较大的破坏性。与九十年代后出现的几次国际金融动荡【注3】,如1992年的欧洲金融市场动荡、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6年日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破产兼并和倒闭危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参见图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但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危机的强度和破坏力更大。可以预期,经此金融风暴的冲击, 虽不至于达到使“东亚奇迹”破灭的程度,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会明显放慢,并为该地区的长期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亚洲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

从东南亚开始并波及到东北亚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全球金

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动荡加剧的背景下,由于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一些经济

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受国际投机资本的外部持续冲击而产生的。因此我们认为,今次亚洲金融风暴既有九十年代后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共同原因,同时又有由自身经济问题决定的特殊原因。

【注2】参见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与政策分析》(唐杰、冯苏宝、龙隆执笔),《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注3】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70年代至90年代90个国家出现的100多起银行破产中,23个国家的直接损失占GDP比重超过3%,最高(阿根廷)达50%以上。参见《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度会议》,1996年,华盛顿。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10月。

图一 金融危机的直接损失[略]

资料来源:转引自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第35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

(1)亚洲金融风暴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加剧的趋势,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因素则构成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背景原因。

第一,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扩大,一体化趋势日益发展,同时出现资金活动日趋国际化、自由化,由此导致巨额国际游资、国际清算资金和国际储备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调动,从而间接为国际金融动荡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国际资本总额不断增加,目前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其GDP的比重超过100%,美国高达10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从1986年的1880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1.2万亿美元。1996年流入东亚的资金总量达到1087亿美元【注4】。结果客观上导致九十年代后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日本)Takuma Takahashi:《金融危机与产业政策》,转引自《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主要表现为外汇和利率波动。1993年--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波动幅度达到3个百分点,1991年--1997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德国马克、加拿大元也达20-30%。当国际资本为赚取利率和汇率差价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频繁进出时,经济基础和金融体系存在问题的国家出现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第二,随着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经营品种也不断多样化。目前金融衍生工具已达1200多种,金融衍生交易额也不断提高。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有利于经济发展对资金和投资保值的巨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为过度投机创造了条件。随着金融衍生工具这一现代交易手段的推广,九十年以来以金融诈骗、银行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现代操作条件下,具有较大投机性的国际游资利用衍生工具,可在瞬间完成全球不同市场上的大笔投机性交易,实现巨额资金在不同地区的快速转移,从而为引发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国际金融动荡不断加剧的趋势面前,由国际金融市场、本国金融调控和金融机构监管三个层次构成的金融监管却出现失控和乏力,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与危机【注5】。

(2)亚洲金融风暴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种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这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经济基础及金融体系方面的缺陷,便成为本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内在原因。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转换,是东南亚国家普遍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东南亚国家普遍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创造并延续了“东亚经济奇迹”。但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发展目标后,先行的“四小龙”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初步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而后来的东盟国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即使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也存在过于迎合外资流向,不但与周边国家产业结构趋同,

【注5】胡进、张才进:“全球金融动荡加剧的四大成因”, 《港澳经济》,1997年第3期。

而且过分集中于简单加工业。结果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冲击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出口扩张势头放缓,带动经济增长下降,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减少,进而对固定汇率产生压力,最终使金融风暴在区内广泛爆发。相比之下,在金融风暴中“四小龙”的损失之所以低于东盟国家,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快于后者。

第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外贸逆差递增、经常项目赤字高企、外汇储备递减、外资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是构成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隐患。以金融风暴发源地的泰国为例来分析【注6】,其危机的隐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埋下。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分别从1990年的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从1990年的280亿美元,膨胀到1996年的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外汇储备。

第三,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东南亚国家在金融体系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长期债券市场不发达,短期贷款高于长期贷款,非生产性贷款(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性贷款)高于生产性贷款,外资大多以短期资本形式进入国内。结果客观上导致泡沫经济大量出现。二是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增加普遍高于中央银行,结果使得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下降,金融动荡得以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三是银行资产质量不高,金融风险加剧,导致金融危机在区内广泛产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实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进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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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参见陈晓军:“泰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其初步启示”, 《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1期;余永定:“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李量、伍达枝:《泰国货币危机:教训及其启示》,见《开放导报》1997年第11期。

域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但是在国内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设施不完备,监管措施和监管机构不完善的条件下,东南亚国家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点以泰国为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90年代以来,泰国为吸引外资,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有关义务,取消了经常项目国际支付的限制。1991年,开始减少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1992年又对外资开放,允许国内投资者直接通过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国资金,导致肆意借贷低息资金。1994年又进一步放松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宽出入境时可携带的外币限额,允许持有泰国离岸银行执照的外国银行在泰国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但是,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未能完善金融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使外汇投机的渠道增加,从而加剧了投机者对泰国金融稳定性的冲击。此外,日本和韩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五,政策失误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从泰国的情况看【注7】,政策失误主要表现为,一是长期实行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汇率政策,无法与

利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经济的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观政策没能协调国内经济平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关系,从而产生经常帐户赤字;三是在外汇管理制度上没能处理好开产资本帐户与保护本币安全的相互关系。

第六,政府不当干预在引发投资者信心危机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风暴。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一方面采取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如印尼在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收紧资金流动,中央银行把利率上调2倍。另一方面甚至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如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类似做法,限制外国人进行外汇交易。结果事与愿违,马来西亚宣布限制后,投资人因无法自由买卖而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导致当日吉隆坡股市下挫,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跌。印尼的情况也类似,显示出以限制市场运作的这种短期做法根本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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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参见谢多:“泰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调与货币危机”, 《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9-10期。

3、对香港金融风暴的基本评价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反复冲击下, 香港不但未能幸免,反而一度成为金融风暴的主战场。港元数度遭到国际炒家的强烈狙击,但均被香港特区政府击退,确保了港元汇率的稳定。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提高利率也导致香港股市大幅波动,从而引发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为保证港元汇率稳定付出了重大代价。

香港金融危机的产生,既有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出现金融风暴相近的共同背景,又存在不同经济基础和金融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第一,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相似,在经济高度开放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各种背景性因素均会对香港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大致相似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产业结构和投资趋向引发的经济泡沫现象,以及长期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则决定了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第二,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的是,香港并不存在新兴市场化和经济转型国家或地区普遍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如过分依赖外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国内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设施和金融监管条件还不成熟时盲目对外开放和实行金融自由化,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和银行资产质量不高等。与这些国家相比,香港经济体系和金融制度更为完善,这就使得香港具备了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可靠基础。第三,受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而产生的香港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冲击联系汇率制和香港股市大幅下降。我们认为,港股下跌决不仅仅是由于为稳定港元汇率而提高利率所致。实际上,对包括“中国概念股”在内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使股市风险不断积聚,才是这次香港股市大幅下挫的根本原因。为确保联系汇率制而调高利率,不过是这种长期积累投机风险的释放诱因而已。

对于本次香港金融危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第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是唯一保持汇率稳定、继续与美元挂钩的地区。这表明与区内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相比,香港具有更为稳定、健康的金融制度、监管体系和经济基础,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能力更为强大。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香港能够成功地抵抗外部冲击和国际金融动荡、进而确保港元汇率稳定的原因在于:(1)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经济基础稳健,经济实力雄厚,发展前景良好,尽管还存在一些内部隐患,但仍能从总体上为稳定汇率提供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2)联系汇率制度是实现港元汇率稳定的内在机制,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联系汇率制度的一系列应对操作,客观上给投资者以极大的信心支持,使港元汇率稳定成为可能。(3)香港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三(888亿美元),人均则为全球第二(13660美元),同时财政盈余和储备十分可观,此外还得到外汇率储备量达1340亿美元的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这与金融风暴中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和外汇储备有限的现状相比,香港自然具有稳定港元汇率的重要条件。(4)香港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系较为完善,特别是近年来实行了诸如修改银行条例、实施“会计安排”、“流动资金调节”、“即时结算制”等系列改革【注8】,增加了香港银行体系的安全度以及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从而避免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方面的缺陷,为稳定港元汇率提供了金融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但仅靠提高利率来稳定港元汇率代价沉重。大量事实表明,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秩序、政治制度的“稳定器”,在本次金融风暴中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地捍卫联系汇率制度,确保香港金融制度和整体经济基础的稳定与健全,从而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从1983年港府推出联系汇率制度以来,先后成功地渡过了多次政经事件冲击和港元风潮。实施十多年来,港元兑美元汇价最为低时为7.95:1,最高为7.714:1,港元汇率波幅从未超过2%,充分显示了该制度在金融危机时期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维护金融秩序和市场信心的有效性。因此,从香港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十分必要。当然也应看到,在现行操作条件下,香港为保持港元汇率稳定也付出了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沉重代价。

第三,香港为稳定港元汇率而付出的重大代价,客观上有利于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本次金融风暴表明,以金融和地产为核心内容的服务型经济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对香港而言,伴随经济转型而在香港实行多年的高地价高房价政策,以

及近期证券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性炒作,从长期来看不但增加了香港总体运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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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饶余庆:“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影响与教训”,《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第10期。

本,而且更使香港经济的泡沫成分不断加大,对香港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客观上要求对此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损失,实际上就是对香港前期发展模式的被动式过度调整。而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客观上表明进行这种调整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香港如果能够利用金融危机付出的重大代价,来换取对服务型经济主导条件下的发展路向进行必要的调整,那么对香港未来长期发展来说,这种代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近期而言,以证券和地产为代表的资产紧缩,至少可以使香港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港股近期走势不会大幅回升,同时港元可能再度被狙击。港股经历了10月下旬的股灾后,其泡沫成分被挤了出来,但目前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使得港股近期难以大幅走好:(1)东南亚股市尤其是香港的股灾引起了纽约、伦敦、东京股市的震荡,并反过来影响东南亚及香港股市持续波动。这种相互联动局面一但形成,由于受惯性影响,一般不会马上停止。(2)目前亚洲金融风暴仍未有停息的迹象,特别是韩国与日本受冲击后,有可能进一步向世界更大范围蔓延。在此背景下,香港股市仍有可能动荡。(3)在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度,并导致本国货币主动或被动贬值后,香港作为区内唯一保持汇率稳定且仍然实行原来联系汇率制度不变的地区,相对升值的港元受到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进而引发香港股市震荡。

二、金融风暴表明香港经济仍潜存隐患

1、缺乏弹性的联系汇率制度有待完善

香港于1983年开始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和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通过银行套戥机制,实现港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注9】。实行十多年来,基本取得了预期效果,确保了香港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参见图二)。但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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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参见饶余庆:《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刘志强、沙振林:《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 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吕汝汉:《香港金融体系》,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9月

次金融风暴来看,联系汇率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香港未来的发展。

图二 港元汇率走势(1982年1月--1996年12月)[略]

资料来源:香港金管局,转引自刘志强等:《九十年代香港金融改革与发展》第14页,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

(1)联系汇率制存在内部问题,给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虽然套戥机制使得港币兑美元保持稳定,但由于这种稳定是在银行同业港钞的固定汇率与公开外汇市场的浮动汇率之间实现的,因此产生以下两大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港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如果存在高估或低估,特别是在两国经济水平有所差异的条件下,两种货币的市值无法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从而创造出

❷ 股票、基金、外汇都有什么特点

股票特点(l)不可偿还性 股票是一种无偿还期限的有价证券,投资者认购了股票后,就不能再要求退股,只能到二级市场卖给第三者。股票的转让只意味着公司股东的改变,并不减少公司资本。从期限上看,只要公司存在,它所发行的股票就存在,股票的期限等于公司存续的期限。 (2)参与性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选举公司董事会,参与公司重大决策。股票持有者的投资意志和享有的经济利益,通常是通过行使股东参与权来实现的。 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大小,取决于其所持有的股份的多少.从实践中看,只要股东持有的股票数量达到左右决策结果所需的实际多数时,就能掌握公司的决策控制权。 (3)收益性 股东凭其持有的股票,有权从公司领取股息或红利,获取投资的收益。股息或红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公司的盈利分配政策。 股票的收益性,还表现在股票投资者可以获得价差收入或实现资产保值增值。通过低价买入和高价卖出股票,投资者可以赚取价差利润。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股票为例。如果在1984年底投资1000美元买入该公司股票,到 1994年7月便能以 11 654美元的市场价格卖出,赚取10倍多的利润。在通货膨胀时,股票价格会随着公司原有资产重置价格上升而上涨,从而避免了资产贬值。股票通常被视为在高通货膨胀期间可优先选择的投资对象。 (4)流通性 股票的流通性是指股票在不同投资者之间的可交易性。流通性通常以可流通的股票数量、股票成交量以及股价对交易量的敏感程度来衡量。可流通股数越多,成交量越大,价格对成交量越不敏感(价格不会随着成交量一同变化),股票的流通性就越好,反之就越差。股票的流通,使投资者可以在市场上卖出所持有的股票,取得现金。通过股票的流通和股价的变动,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相关行业和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和盈利潜力的判断。 那些在流通市场上吸引大量投资者、股价不断上涨的行业和公司,可以通过增发股票,不断吸收大量资本进入生产经营活动,收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5)价格波动性和风险性 股票在交易市场上作为交易对象,同商品一样,有自己的市场行情和市场价格。由于股票价格要受到诸如公司经营状况、供求关系、银行利率、大众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波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使股票投资者遭受损失。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越大,投资风险也越大。因此,股票是一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例如,称雄于世界计算机产业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当其业绩不凡时,每股价格曾高达170美元,但在其地位遭到挑战,出现经营失策而招致亏损时,股价又下跌到40美元。如果不合时机地在高价位买进该股,就会导致严重损失。
基金特点:基金的特点:
1、集合理财、专业管理。
基金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共同投资,表现出一种集合理财的特点,通过汇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积少成多,有利于发挥资金的规模优势,降低投资成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进行投资管理和运作。基金管理人一般拥有大量的专业投资研究人员和强大的信息网络,能够更好地对证券市场进行全方位的动态跟踪与分析。将资金交给基金管理人管理,使中小投资者也能享受到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服务。
2、组合投资、分散风险。
为降低投资风险,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必须以组合投资的方式进行基金的投资运作,从而使“组合投资、分散风险”成为基金的一大特色。“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科学性已为现代投资学所证明。中小投资者由于资金量小,一般无法通过购买不同的股票分散投资风险。基金通常会购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股票,投资者购买基金就相当于用很少的资金购买了一揽子股票,某些股票下跌造成的损失可以用其他股票上涨的盈利来弥补。因此可以充分享受到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好处。
3、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基金投资者是基金的所有者,基金投资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基金投资收益在扣除由基金承担的费用后的盈余全部归基金投资者所有,并依据各投资者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只能按规定收取一定的托管费、管理费,并不参与基金收益的分配。
4、严格监管、信息透明。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基金投资的信心,中国证监会对基金业实行比较严格的监管,对各种有损投资者利益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并强制基金进行较为充分的信息披露。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监管与信息透明也就成为基金的一个显着特点。
5、独立托管、保障安全。
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投资操作,本身并不经手基金财产的保管。基金财产的保管由独立于基金管理人的基金托管人负责。这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对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重要的保护。
外汇特点:
1、有市无场
西方工业国家的金融业基本上有两套系统,即集中买卖的中央操作和没有统一固定场所的行商网络。股票买卖是通过交易所买卖的。像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分别是美国、英国、日本股票主要交易的场所,集中买卖的金融商品,其报价、交易时间和交收程序都有统一的规定,并成立了同业协会,制定了同业守则。投资者则通过经纪公司买卖所需的商品,这就是“有市有场”。
而外汇买卖则是通过没有统一操作市场的行商网络进行的,它不像股票交易有集中统一的地点。但是,外汇交易的网络却是全球性的,并且形成了没有组织的组织,市场是由大家认同的方式和先进的信息系统所联系,交易商也不具有任何组织的会员资格,但必须获得同行业的信任和认可。这种没有统一场地的外汇交易市场被称之为“有市无场”。全球外汇市场每天平均上万亿美元的交易。如此庞大的巨额资金,就是在这种既无集中的场所又无中央清算系统的管制,以及没有政府的监督下完成清算和转移。
2、循环作业
由于全球各金融中心的地理位置不同,亚洲市场、欧洲市场、美洲市场因时间差的关系,连成了一个全天24小时连续作业的全球外汇市场。
早上8时半(以纽约时间为准)纽约市场开市,9时半芝加哥市场开市,10时半旧金山开市,18时半悉尼开市,19时半东京开市,20时半香港、新加坡开市,凌晨2时半法兰克福开市,3时半伦敦市场开市。如此24小时不间断运行,外汇市场成为一个不分昼夜的市场,只有星期六、星期日以及各国的重大节日,外汇市场才会关闭。
这种连续作业,为投资者提供了没有时间和空间障碍的理想投资场所,投资者可以寻找最佳时机进行交易。比如,投资者若在上午纽约市场上买进日元,晚间香港市场开市后日元上扬,投资者在香港市场卖出,不管投资者本人在哪里,他都可以参与任何市场,任何时间的买卖。因此,外汇市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障碍的市场。
3、零和游戏
在股票市场上,某种股票或者整个股市上升或者下降,那么,某种股票的价值或者整个股票市场的股票价值也会上升或下降,例如日本新日铁的股票价格从800日元下跌到400日元,这样新日铁全部股票的价值也随之减少了一半。然而,在外汇市场上,汇价的波动所表示的价值量的变化和股票价值量的变化完全不一样,这是由于汇率是指两国货币的交换比率,汇率的变化也就是一种货币价值的减少与另一种货币价值的增加。比如在22年前,1美元兑换360日元,目前,1美元兑换120日元,这说明日元币值上升,而美元币值下降,从总的价值量来说,变来变去,不会增加价值,也不会减少价值。因此,有人形容外汇交易是“零和游戏”,更确切地说是财富的转移。
近年来,投入外汇市场的资金越来越多,汇价波幅日益扩大,促使财富转移的规模也愈来愈大,速度也愈来愈快,以全球外汇每天1.5万亿美元的交易额来计算,上升或下跌1%,就是1500亿的资金要换新的主人。尽管外汇汇价变化很大,但是,任何一种货币都不会变为废纸,即使某种货币不断下跌,然而,它总会代表一定的价值,除非宣布废除该种货币。

❸ 什么是金融学啊

金融学(Finance)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经济学科,是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个人、机构、政府如何获取、支出以及管理资金以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学科。金融金融学专业主要培养具有金融保险理论基础知识和掌握金融保险业务技术,能够运用经济学一般方法分析金融保险活动、处理金融保险业务,有一定综合判断和创新能力,能够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验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资产公司、集团财务公司、投资基金公司及金融教育部门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金融学主要学习货币银行学方向有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央银行、国际金融、国际结算、证券投资、投资项目评估、投资银行业务、公司金融等。
[编辑本段]历史起源
金融学在古代不是独立的学科。如在中国,一些金融理论观点散见在论述“财货”问题的各种典籍中。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形成于西方,叫“货币银行学”。近代中国的金融学,是从西方介绍来的,有从古典经济学直到现代经济学的各派货币银行学说。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货币信用学”的名称逐渐被广泛采用。这时,开始注意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的金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加以探讨,如:人民币的性质问题,货币流通规律问题,社会主义银行的作用问题,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平衡问题,等等。不过,总的说,在这期间,金融学没有受到重视。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金融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一方面结合实际重新研究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学说,另一方面则扭转了完全排斥西方当代金融学的倾向,并展开了对它们的研究和评价;同时,随着经济生活中金融活动作用的日益增强,金融学科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这就为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金融学创造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金融学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它不仅限于金融理论方面的研究,还包括金融史、金融学说史、当代东西方各派金融学说,以及对各国金融体制、金融政策的分别研究和比较研究,信托、保险等理论也在金融学的研究范围内。 在金融理论方面主要研究课题有:货币的本质、职能及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信用的形式、银行的职能以及它们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利息的性质和作用;在现代银行信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通过货币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控制的理论,等等。
[编辑本段]学科分支
金融学从经济学分化出来的、研究资金融通的学科。传统的金融学研究领域大致有两个方向:宏观层面的金融市场运行理论和微观层面的公司投资理论。 其主要研究分支包括: 金融市场学(en:Financial market) 公司金融学(en:Corporate Finance) 金融工程学(en:Financial Engineering) 金融经济学(en:Financial Economics)
投资学(en:Investment Investment)
货币银行学(en:Money, Banking and Economics) 国际金融学(en:International Finance)
财政学(en:Public Finance)
保险学(en:Insurance Insurance)
数理金融学(en:Mathematical Finance) 金融计量经济学(en:Financial Econometrics)
[编辑本段]学科分类
金融学(Finance)的定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用来定义学科的术语对该学科的发展方向会有极其重要的影响。Webster字典将“To Finance”定义为“筹集或提供资本(To Raise Or Provide Funds Or Capital For)”。华尔街日报在其新开的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的固定版面中将(公司)金融定义为“为业务提供融资的业务(Business Of Financing Businesses)”,这一定义基本上代表了金融实业界的看法。代表学界对金融学较有权威的解释可参照《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Money And Finance) 的“Finance”相关词条。由斯蒂芬•A•罗斯(Stephen A. Ross)撰写的“Finance”词条称“金融以其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罗斯概括了“Finance”的四大课题:“有效率的市场”、“收益和风险”、“期权定价理论”和“公司金融”。罗斯的观点,集中体现了西方学者界定“Finance”倚重微观内涵及资本市场的特质。 在国内学界,对“Finance”一词的翻译及内涵界定存在较大争议。总览50多年来国内出版的各类财经专业辞典,“Finance”一词的汉语对译主要有“金融”、“财政”、“财务”、“融资”四种。相对而言,后三种译法用途相对特定,唯有“金融”颇值商榷。“金融”就其理论内涵来说,在国内具有转轨经济背景下的典型特征。基于货币、信用、银行、货币供求、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汇率等专题的传统式金融研究,对于“金融”一词的代表性定义为“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刘鸿儒,1995),并不突出反映资本市场的地位。一般而言,国内学界理解“金融学(Finance)”,主要以“货币银行学(Money And Banking)”和“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两大代表性科目为主线。其原因大致有二:在视资本、证券为异类的历史环境下,由政府主导的银行业间接融资是金融实践的中心内容。与此相适应,针对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研究成为金融学绝对主导。二是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国策导致将对外贸易加强,国内高校相应大面积开设以国际收支和贸易为核心的“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专业。 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基于以上两大学科界定的(国内)“金融学”,今天看来却恰恰不是Finance的核心内容。西方学界对Finance的理解,集中反映在两门课程:一是以公司财务、公司融资、公司治理为核心内容的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二是以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为核心内容的Investments,即投资学。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将Corporate Finance译作“公司财务”或“公司理财”,很容易使人误解其研究对象为会计事项,今后应予修正。总体观之,国内所理解的“金融学”,大抵属于西方学界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而西方学界所指的Finance,就其核心研究对象而言更侧重微观金融领域。 鉴于以上分析,我将金融学(Finance)分为三大学科支系:微观金融学,宏观金融学,以及由金融与数学、法学等学科互渗形成的交叉学科。这种界定对于澄清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金融学定义之争应有所帮助。
1、微观金融学(Finance)
也即国际学术界通常理解的Finance,主要含公司金融、投资学和证券市场微观结构(Securities Market Microstructure)三个大的方向。微观金融学科通常设在商学院的金融系内。微观金融学是目前我国金融学界和国际学界差距最大的领域,急需改进。
2、宏观金融学(Macro Finance)
国际学术界通常把与微观金融学相关的宏观问题研究称为宏观金融学(Macro Finance)。我个人认为,Macro Finance 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微观金融学的自然延伸,包括以国际资产定价理论为基础的国际证券投资和公司金融(International Asset Pricing And Corporate Finance)、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Financial Market And Intermediations )等等。这类研究通常设在商学院的金融系和经济系内。第二类是国内学界以前理解的“金融学”,包括“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等专业, 涵盖有关货币、银行、国际收支、金融体系稳定性、金融危机的研究。这类专业通常设在经济系内。 宏观金融学的研究在中国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因为微观金融学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理论,而这样的市场在中国尚未建立,所以公司和投资者都受到更大范围的宏观因素影响。金融学模型总会在开始说“让我们假设……”,例如,以金融的范式——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为例,詹森(1972)归纳出CAPM建立在下述七个假设上:所有投资者追求单周期的财富期望效用最大化;根据期望收益的均值和方差选择资产组合;可以无限量地拆借资金;对所有资产的收益回报有相同的估计;他们是价格的接受者,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资产总量是固定的,没有新发行的证券,并且证券可以完全分离,交易无成本;最后,资本市场无税收。这些假设显然过于苛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不成熟市场更难成立。 诸如此类的假设,侧面反映了宏观经济体制、金融中介和市场安排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我这里所定“宏观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我们必须重视对这些假设本身的研究。
3、金融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
伴随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学科交叉成为突出现象,金融学概莫能外。实践中,与金融相关性最强的交叉学科有两个:一是由金融和数学、统计、工程学等交叉而形成的“金融工程学(Financial Engineering)”;二是由金融和法学交叉而形成的“法和金融学(Law and finance)”。金融工程学使金融学走向象牙塔,而法和金融学将金融学带回现实。 数学、物理和工程学方法在金融学中被广泛应用,阐述金融思想的工具从日常语言发展到数理语言,具有了理论的精神与抽象,是金融学科的一个进步。当我开始涉足金融学理论时,正是将物理和应用数学应用于金融模型的高峰期,比如使用差分、偏微分方程和随机积分等数学工具描述股票走势、收益率曲线等。我读金融学博士时的一个同窗是意大利人,他本科学的是物理,之所以选择金融,是因为期望金融能成为20世纪后期的物理学。11年后的今天,事情并没有像他当初预期的那样,物理和数学并未能统治金融学,完美的金融模型并没有出现,金融学经历了对物理和数学的狂热期后,回归到了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 那为什么高深的数学和物理方法在金融研究中作用有限呢?金融是艺术(Art)而非科学(Science)。物理学理论模型使用确定性的参数,而金融学研究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所以不存在完美的金融模型来指导实践。科学利用理论模型引导人们的认识由未知走向已知,而金融利用理论模型从一种期望变成另一种期望——如股票定价、期权定价模型的参数分别是期望红利和期望收益变动率,永远是一个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原因,加之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工具的缺乏,估计金融工程学在中国近期不会有太大的现实意义。金融学人应该学会“走过数学”(Go Beyond Mathematics)。另一方面,我国金融改革实践的发展却亟需法和金融学的理论指导,可以预见法和金融学在我国将会有相当发展。 我国目前金融改革的结构性难题大多都同时涉及法律和金融两方面问题:如在转型期的法律体系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最能有效配置资源?怎样为解决银行坏帐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等金融创新提供法律支持?怎样修改《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不合时宜的条款,激励金融创新?等等。类似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已成风潮,而且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谓之“法和金融学(Law And Finance)”。 “法和金融学”是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法和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的延伸,Rowley(1989)把法和经济学定义为“应用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程序和影响”,法和经济学强调法学的“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法和金融学有两大研究方向:一是结合法律制度来研究金融学问题,也就是以金融学为中心、同时研究涉及的法律问题,强调法律这一制度性因素对金融主体行为的影响,这也是本丛书的核心任务。二是利用金融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法学问题,本丛书同时覆盖这方面的重要问题,例如金融立法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法和金融学对中国的金融创新和司法改革意义尤为深远。目前,这门学科在我国尚属空白,吴敬琏教授和江平教授最近已开始倡导经济和法的融合研究,不过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停留在概念引进阶段,其对实际工作和教学科研的意义尚未显露。换言之,要实现法和金融学由概念诠释到实务操作、教学普及直至学科发展的跃升,学界仍需付出巨大努力,从头作起。
[编辑本段]金融学专业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金融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银行、证券、投资、保险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金融学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保险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相关业务的基本训练,具有金融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
专业能力
1.掌握金融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具有处理银行、证券、投资与保险等方面业务的基本能力; 3.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4.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主干课程
主干学科:经济学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管理、证券投资学、保险学、商业银行业务管理、中央银行业务、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等。 金融学国家重点学科院校: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 金融学领域极其重视毕业院校,以上5所大学的毕业生是金融学领域的翘楚! 跨专业报考金融学的优势 虽然现在金融人才需求旺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正在水涨船高。金融招聘会上,学历的要求仍然很高,比较好的金融机构,几乎都要求硕士以上学历,名校毕业,甚至要海归。 除了学历要求之外,银行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的情况是银行中有一半人,甚至更多是非金融、经济、财务专业的人员。他们本科专业各异,有计算机、通信、法律甚至机械和物理。现在备考和在读的金融研究生也有很多是跨专业的,导师们非常欢迎这些跨专业学生。有些金融分析机构指明要有工科背景的毕业生,他们要的就是工科那种严谨理性的思维和分析。
就业前景
从近几年就业情况来看,金融学专业毕业生通常有这些流向: 1、商业性质的银行,其中包括中国工商、建设、农业银行等四大行和招商等股份制商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驻国内分支机构; 2、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如中国人寿、平安、太平洋保险等; 3、中央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4、金融控股集团、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担保公司; 5、证券公司,含基金管理公司;上交所、深交所、期交所; 6、信托投资公司,金融投资控股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大型企业财务公司; 7、国家公务员系列的政府行政机构,如财政、审计、海关部门等; 8、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或社保局; 9、一些政策性银行,比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 10、上市(或欲上市)股份公司证券部、财务部等; 11、高等院校金融财政专业教师,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出版传播机构等。
报考建议
1、职业导向: 从上面的就业流向可以看出,职业方向和报考专业有很大的联系。因此如果你准备从事基金类工作,报金融工程方向比较好;如果你想到保险公司工作当然要选择保险方向。 2、学校导向: 首先,报考时尽量选择名校。现在金融行业都有“名校情结”,企业在选择学生时,比较看重学生就读的院校,一般情况下会选择比较知名的,如上海财经大学、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的学生,因为这些学校已经在企业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口碑。 其次从人际关系方面考虑你所报考的院校。最好是选择传统上具有优良的金融学教育积淀的学校,比如一些着名财经类专业院校,如中财、上财,或是金融经济类传统较好的综合类大学,比如复旦、南开。这样的院校通常在金融经济界有一定的校友资源,对于未来就业好处颇多。 第三,学校的地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你所要报考的院校,应该在你未来准备发展的地区或附近。因为学校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在你毕业之后会方便你到该地区择业。比如考上海的学校就把目标定在上海发展。2020年,上海将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情况看,其金融人才都在30万人以上,而目前上海市的金融从业人员在10万人左右,上海与其他金融中心相比,人才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尤其是高级金融人才更是短缺。 3、专业导向: 既然你准备在这个行业发展,那么选择什么专业方向更符合你的发展目标呢?从当前的金融学科专业分布来看,比较有发展前景的专业方向有:公司财务、风险管理与控制、金融工程、金融市场、保险精算、证券投资等。 目前基金市场最为活跃,而熟练的基金经理人只有3000人左右,人才缺口过万;目前中级基金经理人的年收入已经达到40万元.而担任高级职位的经理人年薪已经突破百万元,可见金融行业是一座未开采的金矿。

❹ 韩国股票史 知道的来

给你个全点的答案,包括韩国\日本\台湾:
高速发展的经济体

都出现了股市大泡沫

我们选择的是同处亚洲市场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泰国四个市场,选择的时间段分别是1982-1992年(10年)的日本市场、1983-1990年(7年)的台湾市场、1985-1992年(7年)的韩国市场和1986-1998年(12年)的泰国市场。我们之所以选择上述市场,在于上述时期内,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都展现了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相似性。

首先,这些国家或地区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日本1960年代就开始腾飞,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与香港、新加坡紧随日本之后,于1970、19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因为后面的两个市场较小,受外部影响较大,独立性较差,我们不对其进行重点考察),而泰国则是后来兴起的“亚洲四小虎”之首。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股票市场牛市兴起的背景基本吻合,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泡沫产生之前,都经历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在泡沫时期,四个市场的GDP通常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其中,日本为4.12%(尽管增速有所下降,但还是延续了1960、1970年代的增长势头)、台湾为7.69%、韩国为7.97%、泰国为8.5%。

其次,这些国家或地区基本都经历了本币升值的过程(泰国除外,其在泡沫期间仍然实行联系汇率制度)。1980年代中期,为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困境,1985年9月,美日等五国签订“广场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对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由此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韩元和台币也紧随其后,纷纷升值。其中,日本在1984-1995年本币对美元升值63%,台湾在1985-1992年升值幅度达到38%,韩国在1985-1989年升值幅度达到25%。

我们发现,在上述时间区间内,这些市场的股市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大泡沫。而各市场估值差异性也较大,并可能长期出现系统性偏离,从而考量泡沫大小需要综合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以PE、PB的高低为唯一指标,因此,我们给出对于大泡沫的统一描述:

(1)短时间内上涨幅度惊人,至少都有数倍的涨幅;(2)泡沫破灭后的下跌幅度很大和速度很快(跌落幅度超过50%以上,时间1-2年内);(3)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常超过3-5年)没有有效创出新高,股市整体投资收益显着降低,甚至长时间为负。

以下我们统计了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和泰国等几个市场的泡沫特征,为便于比较,我们也提供了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相关数据。

日本日经225指数从1982年9月的7000点,涨到1989年底的39000点,其中,历时7年时间,涨幅达4.63倍。达到高点后,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时间,跌去60%,股指从39000点跌到1992年10月的17000点。直到今天,日经指数仍不到高点时候的一半。

台湾加权指数从1983年的440点,涨到1990年的12000点,其中,历时7年,涨幅高达26倍。达到高点后,股指一路快速下跌,用了1年时间,就跌去78%,股指从12000点跌到1990年底的2700点附近。直到今天,台湾加权指数仍然没有达到12000点的历史高点。

泰国曼谷综合指数从1986年7月的130点,涨到1993年的1700点,其中,历时7年时间,涨幅高达12倍,达到高点后,股指震荡整理了2年时间,然后从1996年初开始快速下跌,用了2年半时间,跌去80%,股指从1700点跌到1998年9月的250点。直到今天,泰国曼谷综合指数也没有恢复到历史高点。

韩国综合指数从1985年10月的140点,涨到1989年3月的1000点,其中历时3年半,涨幅达到6倍以上。达到高点后,股指快速下跌,用了2年时间,跌去50%,股指从1000点跌到500点,低点后2年时间有所恢复,但短暂的新高后,韩综指继续下跌,并一直到2005年才实现了对历史新高的有效突破,期间历时15年。

上述四个市场的泡沫尽管都不小,但是比较而言,韩国市场的泡沫相对较小,无论从跌幅、下跌的时间以及恢复的时间来看都是程度最小的(后面我们还将从估值角度分析,韩国市场估值也是最低的)。顺便提一下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在泡沫破灭后也出现了快速下跌,2000年受美国科技泡沫影响短暂创出新高,但实际上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实现对泡沫高点有效突破。另外,作为比较,我们也列示了H股指数、上海A股与深圳成分指数近年来的涨幅,上海A股4.5倍涨幅,深圳成指6倍涨幅,H股涨幅更大,有8倍。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新兴的市场总是会出现一轮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也是本币升值的内在根源)导致的牛市,牛市发展到后期,大型泡沫的出现似乎不可避免,这可以被一种行为金融学上的心理自我强化机制来解释,而泡沫破灭后,都迎来了相当长一段低投资收益的时期。

泡沫时期的市场特征分析

既然泡沫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我们来好好地解剖它、研究它。以下我们来观察在泡沫生成、吹大的过程中的某些市场特征。

1、估值水平比较

首先来看泡沫时期各个市场的估值情况(下面提到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如果不特别指出则皆为静态指标,由于业绩预测的不确定性,国际上一般都用静态或者滚动指标作为衡量指标)。

日本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一个高市盈率的国家,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研究其历史市盈率的变化发现,在1980年代的初期,日本东京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只有20倍左右,随后,日本市场市盈率逐渐提高,从1980年初的20倍,逐渐推升到1987年的70倍,1987至1989年三年时间内,尽管股指继续上涨,但是PE相对维持60-70之间,因此,日本市场不过5倍的涨幅中,有3倍涨幅来自于估值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泡沫加速膨胀的后面几年中,市盈率水平并没有持续提高,而是维持相对高位震荡,这反映了泡沫后期的企业盈利情况增长较高。为说明问题,我们以日本的企业利润数据为证,日本制造业税后利润于1988财年增速达到52.34%,1989财年也有18.80%,而股指在同期只涨了50%,当然,我们相信这期间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利润还应该来源于证券市场资产价格上涨(交叉持股、投资收益等)带来的正反馈收益。1990年泡沫破灭后,盈利水平伴随经济增速一起下滑,这加速了日本泡沫破灭的过程。随后的199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企业效益的下降,大量微利或者亏损企业出现,导致市场整体市盈率水平一度突破过100倍,不考虑这段时期的市盈率变化,日本整体市盈率水平在泡沫破灭后,到目前已经恢复到1980年代泡沫初期的20-30倍左右水平。PB水平的下降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日本股市在达到1989年底的最高点5.4倍PB以后,整体PB水平就伴随股指一路下降,在股指达到最低点后,PB水平为1.7,随后的多年直到现在,PB一直维持1.2至2之间的水平。

在股市泡沫上面,中国台湾是与日本最为接近的市场,而且,涨跌幅度都超过了日本。在1990年初的泡沫高峰期,中国台湾整体市盈率达到70倍以上的最高点,之后迅速下降,9个月时间内下降到只有20倍左右的水平,随后有所恢复到30倍左右,至今的多年时间内一直在20倍左右水平。而PB水平也是从泡沫高峰期的8.9倍,下降到1991年底的3倍左右,1992年初有所恢复回到4倍,随后跌至1993年初的2.26倍。相比日本而言,中国台湾的泡沫破灭速度更快,而且在破灭后的最初几年内,经济增长与公司盈利增长速度并没有显着地下降,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台湾泡沫的破灭更多地体现为估值的下降。

与中国台湾、日本相比,韩国的泡沫程度要小很多,在泡沫产生和破灭中,韩国的PE水平一直维持15-25倍之间,PB也相对较低,在1-2倍水平左右。

泰国的泡沫尽管一点不逊于台湾和日本,但是在估值上,PE与PB在泡沫期都不是很高,在牛市初期的时候,只有10倍,在泡沫最高峰的1993年底,也只有26倍,不过泰国市场的PB值相对韩国而言较高,泡沫高峰期达到过4倍。在1989年的时候有过短暂的估值高估阶段,PB最高7倍,PE30倍,1993年股市新高的时候PE、PB都有所下降,并没有超过1989年的最高估值水平。

我们认为PB才是较稳定的估值指标,从PB看,国内估值也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多个市场高峰期估值,就静态估值PB、PE,仅仅相比台湾,我们还显得比较温和。

2、整体证券化率比较

估值水平是微观层面的比较,我们还比较了资产证券化率这一宏观指标。我们发现,在中国台湾、日本的泡沫高峰期,其证券化率分别为180%、150%左右,泰国和韩国相对较低,尤其是韩国只有61.7%。比较而言,中国目前单考虑A股证券化率就为108%,但根据证券化率的本意,我们还应算上在香港和美国等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市值,这样,我们的证券化率为158%,这一水平已经可以与日本、台湾泡沫期的证券化率水平相提并论了。

另外,再考虑到国内GDP构成中有相当部分是三资企业和外资的贡献,而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在国内上市,因此,我们的证券化率应该比发达国家更低才合理。

3、金融地产行业的演变规律

在行业结构上,得益于资本市场繁荣,各个市场的金融类股票涨幅居前。日本市场尽管普涨明显,但金融类涨幅相对居前;台湾泡沫高峰期金融类100多倍PE,因此,尽管泡沫高峰期的三年内金融行业涨幅巨大,但很大的贡献来自于估值提升;韩国尽管整体PE不高,但2000年以金融服务为首的行业PE达到最高,相应证券类为首的金融行业涨幅居前,达到40多倍;泰国证券类涨幅达到20倍,而银行股表现一般,稍好于指数涨幅。

各个市场的房地产行业与股市的发展也密切相关,这与房地产具有极强的金融属性有关。我们比较了上述四个市场发现,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与股市走势基本吻合,在1983年到1990年的牛市行情中,日本六大城市地价指数涨幅为3.6倍,于1990年9月达到峰值,随后就伴随股指基本没有反弹的下跌,一直到今天,仍维持在1983年左右的水平。由于土地稀缺,日本东京地价在房价中的比例高达65-80%,一般城市在60-75%,因此,地价指数与房地产指数相关性非常强。而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末房地产与股价齐涨时,房地产价格也上涨2倍以上,房产价格由于调控政策也开始下跌,但是下跌幅度远没有股市大,尤其是台北市这一大城市房价的抗跌性更强,在1992年达到高峰后,尽管缓慢下跌但跌幅不大,到1996年也只有20%的跌幅。相对股市而言,韩国的房价指数走势更为稳健,房价整体涨幅相比而言不是很大,全国房价指数从1986年到1991年达到局部高点,上涨80%,随后出现盘整格局,至2002年以来继续上涨。泰国的房价指数抗跌性也较强,上世纪90年代早期,泰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涨幅在2-3倍,受到金融危机冲击,1998年,房屋价格平均下跌15%至20%。

我们研究发现,各市场的房地产走势与股市走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但不同步;房价走势相对股市而言波动相对要小。

是什么导致了泡沫的破灭

1、泡沫的破灭时间与实体经济衰退、升值结束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既然泡沫的产生有着很强的规律性,那么泡沫的破灭也似乎成为必然。现在很多人认为既然牛市泡沫的产生一般都是伴随着GDP和公司盈利的高速增长,以及本币的持续升值过程,那么,泡沫的破灭通常的先兆就应该是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或者本币升值预期结束的时候,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发现,泡沫破灭的时间与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币升值是否结束没有必然联系:首先,从GDP增长的角度,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在泡沫破灭后依然较为强劲,尽管比泡沫破灭前有所降低,但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仍分别保持了5.79%和6.08%的较高增长水平,泰国泡沫在1996年破灭,那年的经济仍然高达5.9% ,而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也是在泡沫破灭后的一年以后;其次,从本币升值与否的角度,日元在1995年前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升值、台币的升值也持续到1992年,而这个时候,泡沫早就完全破灭了。因此,不能认为只要GDP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本币升值仍然持续,就认为泡沫不会破灭,换言之,GDP增速下滑以及本币结束升值不是泡沫破灭的最根本原因。此外,我们还发现,除了日本之外,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影响并不是非常大的,尽管股票市场陷入低迷,但是,GDP增速仍会保持较为快速的增长,这其中,台湾、韩国、泰国市场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而之所以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进入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期,其中的原因在于日本银行介入资本市场太深,积累了大量坏账,泡沫期投资生产的设备出现严重过剩、房产和股票下跌导致企业和个人负债提高,随后的10年经济低速乃至负增长,称为“失去的十年”,泡沫破灭对日本实体经济的确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2、各市场泡沫时期的调控措施比较

各国面对资产泡沫的出现,无一例外,都采取紧缩性的政策调控,而利率提高等紧缩性调控政策产生的累积效应的确能成为挤破泡沫的最后稻草;而当泡沫破灭后,降息等提高流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往往也于事无补。

我们首先来看日本的情况:1980年代初,日本市场的涨幅和估值水平处于稳步提升阶段,因此,日本政府并没有刻意采取强硬的调控政策限制股市发展,这时的最大问题在于贸易日益增长引发的日美贸易摩擦。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了1986年秋季日本经济的短暂衰退,为此,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于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两次调低了官方贴现率,由原先的5%降低到2.5%。而198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的严重性,于1989年将官方贴现率提高到3.25%,又于1989年底进一步提高到4.25%。1990年8月,为防止海湾战争可能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预防性紧缩政策,将官方贴现率提高到6.0%,于是积重难返的股市开始暴跌,泡沫破裂。相反,在泡沫破灭期内,由于担心经济持续衰退,日本货币当局重新转向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降低利率(在随后失去的十年中,利率降低到零),增加货币供应,但是收效甚微。

其次,与日本非常相似的中国台湾地区市场上,似乎是完全的一个翻版。由于新台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对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85-1987年,台国际收支账户中短期资本净流入猛增,为延缓外资进入,中国台湾地区还引导利率不断下调,从1983-84年的7.25%,调低到1988年的4.5%,但仍无法阻止热钱涌入,新台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剧。1980年代末,资产泡沫快速膨胀,迫使台湾采取一系列强硬的紧缩政策:比如开放外汇管制,大幅提高居民汇出资金的额度限制,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实现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并随后大幅升高存款准备率和再贴现率,采取紧缩政策降低货币供应量,其中,1989年4月再贴现率从维持了一年的4.5%提高到5.5%,同年,8月提高到6.153%,9月再提高到7.75%;同时,严格取缔地下金融活动,打击股市非法资金等等。其中,最严厉的调控措施是1988年9月份台当局宣布恢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股市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冲击,股指大跌55%。但其后,为避免崩盘,台湾当局对其政策予以澄清,并鼓励机构进场护盘,导致投资热情重新点燃。还是与日本相似,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普遍预期油价将上涨,外资撤离,中国台湾地区股市开始崩盘。

再次,我们来看韩国,在1980年代初,韩国的利率水平相对保持较低水平,从1987年开始,韩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过度投机使物价水平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于1988年12月宣布了一揽子利率自由化措施,包括放开大多数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货币市场工具利率等,结果利率急剧攀升,1989年基准利率——拆借利率达到18%,自由化计划被迫中止。泡沫破灭后,利率也随之下降,在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6-8%左右水平;同时,还大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1985年的4.5%逐步提高到1991年历史最高点11.50%,并一直维持到1995年。

最后,泰国的牛市泡沫启动和破灭时间比上述三个市场要晚,泰国实施的汇率盯住制度使中央银行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利率水平,19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0年代,泰国最小贷款利率多年一直维持在12-16%水平浮动。1995-1996年,由于出口增长下降、泰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短期资本开始外流,为了维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吸引外资流入,防止外资流出、更为了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泰国中央银行被迫继续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不断收紧银根,持续提高利率。1996年,由于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泰国经济形势恶化、使泰铢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这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1997年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3、外资在泡沫产生与破灭中所起作用

四个市场的证券自由化程度各有异同:日本是四个市场中自由化开展时间最早、程度最深的,其在1980年代初就允许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市场,而中国台湾、韩国的证券市场自由化进程则较慢,台湾在1990年股市大跌的时候才引入QFII制度,寄希望于境外资金入场救市,而韩国在1992年引入QFII制度,也是在其泡沫破灭后实施的制度。

因此,我们认为,外资在泡沫产生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质疑,尤其是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市场正处于本币升值阶段,外资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境内的房市和股市,而尽管泰铢并没有升值,但是由于升值预期明确,同样,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泰国,因此,外资在助推境内房市、股市泡沫中的确起到相当作用,外资的进入直接助推了泡沫的吹大。但泡沫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本土资金的推动,我们注意到在泡沫时期往往本土投资者都展现了极大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泡沫破灭时与外资的关系也不大。以日本为例,实际上外资从1980年后期就开始陆续撤离日本,最后的泡沫疯狂阶段,基本由国内资金推动。而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外资比例都很小,外资在泡沫后期的撤离对泡沫的破灭更多的只是心理意义。其中,只有泰国市场受外资影响算是最大的,这与其在1995年以后继续保持高利率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关,1995年泰国证券市场外国投资比重仅4.8%,1996年快速上升到34.25%,在金融危机前更是达到44%以上的水平,金融危机后外资撤离,的确对国内市场造成较大负面冲击。

❺ 日本房地产当年崩盘,那当时的地产股票走势如何呢

日本地产神话自1991年破灭以来,地价持续下跌,直至今年虽然略有起色,但长达十多年来房地产低迷不振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回顾日本地产神话破灭的历程,对于中国目前水涨船高的房地产市场或许有较大的启示。

(一)地产神话破灭的伤痛至今仍未痊愈
日本国土交通省在2005年1月1日的“公示地价”中,尽管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大城市部分区域的地价出现了上涨的势头,但日本的平均地价依然在继续下跌。其中,住宅用地价格同比下跌了4.5%,商业用地价格同比下跌了5.6%,连续14年下跌。与1991年相比,住宅地价已经下跌了46%,基本回到了地产泡沫产生前的1985年的水平;商业用地下跌了约70%,为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今年3月23日发表的全国“公示地价”显示中,虽然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大城市的部分核心地区地价大幅上升,但北海道、四国、九州部分城市乃至东京的部分地价依然继续下跌,跌幅最大地区达到了28.9%,土地价格下跌前十名地区的跌幅依然在15%以上,在东京的2100多个地价观察点中还有661个处于下跌状态。
对于“公示地价”出现的某些反转迹象,尽管有关人士认为,东京地价已经摆脱严峻的下跌局面开始回升,而东京地价的回升将逐步波及到周边地区,地价有望继续走高,但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官员还是比较谨慎。

(二)泡沫经济巅峰时期的地产神话
从1985年开始的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同时是日本创造地产神话的时期。
据日本国土厅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1985年,东京都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1(1980年为100),但到了1988年就暴涨到了 334.2,在短短的3年间暴涨了近两倍。东京都中央区的地价上涨了3倍。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国土面积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土地的总价值几乎是美国的4倍。
同时同于日元的急速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购买力,日本国内地产的不断飙升使海外的房地产相对日本人购买力来说相当便宜,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大量进行房地产投资。继日本索尼公司以48亿美元买下美国哥伦比亚公司之后,象征美国国办巅峰之作的洛克菲勒中心易主。克菲勒中心是由美国着名的洛克菲勒家族于1939年耗资1.5亿美元在曼哈顿建成,但是日本三菱不动产公司以8.48亿美元取得了该股权的51%。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美国购买不动产金额高达 5589.16亿日元,占日本全世界不动产总投资的64.8%,而且主要集中在纽约、夏威夷和洛杉矶。
更有甚者,一些日本人建议把美国的加州卖给日本以偿还美国对日本的巨额债务。

(三)地产神话破灭造成经济十年萧条
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同时开始暴跌,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不动产泡沫破灭给日本经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日本经济十多年来一蹶不振。
泡沫经济期间,除房地产和建筑公司之外,日本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和经济的长期低迷导致日本一些涉足房地产业较深的大企业纷纷倒闭。据统计,在破产企业中,房地产商和建筑公司的比例最大,仅2000年,日本包括房地产商在内的建筑行业就有6000多家公司破产,占当年全体破产企业的33.6%。2002年,日本有28家上市公司倒闭,其中有1/3以上是房地产公司,均创战后上市企业倒闭的最高记录。
房地产价格的暴跌还重创了日本金融业,演变成了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房地产价格持续暴跌致使许多房地产商和建筑公司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彻底失败,根本无力偿还银行的贷款,不得不宣布破产。房地产公司以及个人在向银行贷款时虽然都有房地产等资产作担保,但随着土地价格的不断下跌,担保的价值日益下降,致使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不断增长,资本充足率大幅下降。
不良债权大量增加导致金融机构的财务体质十分脆弱,抗风险能力低下。部分金融机构甚至还出现了资金周转失灵等问题,并导致日本十大银行中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中小金融机构的破产更是接连不断,日本金融体系发生剧烈动荡,险些引发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日本银行的各项机能均遭到重创。
日本海外不动产投资也快速萎缩下来,1993年的海外不动产投资规模只有1989年顶峰时的9.6%。根据专业人士估计,日本向美国不动产投资的损失率在50%以上。以洛克菲勒中心为例。按当时1美元兑160日元的汇率计算,三菱土地公司的投资额为2,188亿日元,成为拥有80%股权的控股股东。收购完成后,由于曼哈顿地产不景气,三菱土地公司一直没有利润。当时做收购计划时,三菱公司的预测是5年后,每平方英尺的租金将达到75美元,2000年将达到100美元,依照这一预测数据,三菱公司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投资项目。但实际上的租金只有原先设想的一半水平,即每平方英尺38美元-40美元。如果再考虑其间日元继续大幅度升值,加上汇兑损失,三菱土地公司的这一收购项目总计亏损高达880亿日元。

(四)造就神话并导致神话破灭原因之一:投资理念失去理性追逐泡沫
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过程当中,投资理念失去理性追逐泡沫。
首先是日本金融机构对房地产泡沫的危害认识不足,也没有能够及时对房地产市场现状做出正确的评估,纷纷给房地产公司和建筑公司发放贷款,形成了房地产不断升值和信贷规模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泡沫越吹越大。各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将房地产贷款作为最佳贷款项目,无节制地扩大信贷规模,助长了泡沫的形成。就在泡沫即将破灭的1991年,日本12家大型银行向房地产业发放了总额为50万亿日元贷款,占贷款总额的1/4。
其次,投资者普遍相信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土地的价格只会继续走高,地价不会下跌。只能买进,否则以后只能买更高的地价。因此即使毫无用处的土地,各个公司也全力争夺,导致房地价越走越高。反过来由于投资投机过度,造成房地产业虚假繁荣,房地产价格暴涨导致企业和个人都纷纷投资和投机房地产。人们从银行贷款购买房地产,然后再用房地产做抵押再去购买房地产,造成了大量的重复抵押和贷款,并加剧了房地产价格的暴涨。
追溯日本市场投资理念为何失去理性,除了金融政策失当以外,不能不说当时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其购买力确实大幅增加,日本经济崛起给日本国民带来极为乐观的心态。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均已远远超过美国,美元开始衰落。1980-198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约为0.4%,日本约为3%;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1.5%,日本约为4.8%。1980-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从15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从76.6亿美元增加到461.5亿美元。巨大的贸易差额在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美国对外债务为1114亿美元。

(五)造就神话并导致神话破灭原因之二:宏观金融政策连连失误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期,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日本中央银行为了刺激经济的持续发展,采取了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但这些资金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结果基本上都流入房地产以及股票市场,致使房地产价格暴涨。随后日本中央银行升息力度太大,挑破泡沫,日本股市和楼市同时崩溃,价格直线下降跌入低谷,进入连续十多年的地价持续低迷时期。
日本金融政策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次失误:
1986年,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史称“日元升值萧条”。实际上,“日元升值萧条”的时间很短,仅仅是日元升值后市场的自动调整,当年年底日本经济便恢复增长。但是,出于对日元升值的恐惧,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萧条”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国际因素的影响,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量过剩资金。在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的情况下,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一次失误。
1987年10月19日,被称作“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灾”爆发。在西方国家的联合干预下,“黑色星期一”仅表现为一种市场恐慌,此后不久,各国经济均出现了强劲增长。但日本经济的灾难却由此开始。日本银行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长期的超低利率又将这些资金推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1985-1989年,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2.7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了三倍以上。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二次失误,也是一次“致命的失误”。
1989年,日本政府感受到了压力,日本银行决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从2.5%至6 %.同时,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贷款。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股价暴跌几乎使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市场泡沫随之破灭。货币政策突然收缩,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三次失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六)金融政策为何出现误判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环境的监测、金融政策的制定,都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为什么汇集日本大量金融专家的日本大藏省会连连出现金融政策失误呢?尤其是1987年纽约股灾以后,在西方其它各国都提高利率以后,日本为什么会依然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致命性的政策失当呢?
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日本银行提高利率,资金不能及时向欧美市场回流,可能再次引起国际市场动荡,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暂缓升息。日本政府也担心,提高利率可能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日本,推动日元升值,引起经济衰退。并且当时日本正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以较低的利率来增加国内投资,减少储蓄,缩小经常项目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维持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不变,一直到1989年5月日本银行才提高利率,这时距离 “黑色星期一”已经19个月,距离日本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已经27个月。
为什么日本会出现这些类似的政策处置失当呢?有关人士认为,这不能不说到日本泡沫经济的起点1985年。因为在这个极具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发生了许多足以影响日本历史、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
第一,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步伐加快。战后日本的经济和金融都有着浓厚的“封闭”和“管制”色彩。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了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这一进程迅速加快。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
第二,日本政治国际化进程加速。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提出,日本要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而日美关系将成为“政治大国”的基石。在1985年的“广场会议”和1986年的“卢浮宫会议”中,日本均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第三,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1980年起,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1985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也就是说,1985年的日本,同时面临着三个重大的战略转变: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变革集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可能使宏观政策失去回旋的空间。当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等交织在一起时,宏观政策的权衡、选择和调整会变得非常困难,可能会因失去平衡而出现严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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