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句科技股票

（1）旧官僚不能正确认识外国先进技术的作用。认为西方先进技术是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这种观点具有进步意义，但也有片面性，忽视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相互影响。
（2）赞成日本学习西方军事，工业技术和派遣留学生的作法，反对日本进行的政治制度变革；同时对日本威胁中国，侵略台湾表示担忧。
（3）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

E. 夏、商、西周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成就

原始社会时，我国已有了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奴隶阶级的辛勤劳动，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代时，在农牧业生产的推动下，开始了对天文和数学的研究，制定了较好的历法，并已使用十进位记数法。商代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统治，严重
地阻碍了奴隶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生物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许多农作物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从野生植物培植选育而成的。我国至少在六、七千年前已经种植粟和蔬菜。四千七百年前已有了粳稻、籼稻等不同品种，而且当时可能已应用了中耕、施肥和人工灌溉等技术。商代甲骨文中有黍、稷（谷子的一种，谷子粘的叫黍，不粘的叫稷）、菽（豆类）、麦、稻、禾等多种农作物的名称。西周的《诗经·大雅·生民》中有种植大豆的记载。西方到十九世纪才开始种植大豆。 五、六千年前我国已有原始畜牧业，饲养猪、牛、羊、鸡、犬等家畜和家禽，当时的养猪技术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养蚕是我国古代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四千多年前我国已经养蚕。商代蚕桑业已有较大的发展。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于二世纪传入日本，六世纪传入欧洲。 商代已经使用牛耕田，牛耕的发明是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但是由于当时奴隶主大量役使奴隶耕田，牛耕得不到推广。 商代畜牧业已较发达，周代已设有专职官员管理马政，已把马按不同用途分为几种，还有了马的饲养、管理技术的记载，并已发明了马的去势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去势技术的国家。 周代我国劳动人民已掌握利用微生物和酶加工食品的技术。当时已能用淀粉糖化的方法来制造饴糖，也掌握了制曲酿酒的技术，这是世界酿酒史上的重要发明，另外还掌握了制醋和酱的方法。

气象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天气现象的记载，有晴、昙（云彩密布）、阴、霾（天气混浊）、雾、虹、霓（副虹）、霜、雪、雷、电、雹等字。

西周初年的《诗经》记载七个月中的自然现象和农事活动的内容，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物候记载。

物理学

西安半坡村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尖底汲水陶罐。这种陶罐两侧系绳，空时倾斜，将满时直立，水盛满时自动倾覆，表明当时在实践中对于物体的重心与平衡已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商代我国人民已能制造石磬和成套的铜铙等乐器，经过对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后期的铜铙的研究，推测当时已具有十二音律中的九律，并已有了五度谐和的观念。商周间我国已有"五行说"和"阴阳说"。"五行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元素所组成，"阴阳说"认为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是"阴"、"阳"两种相对抗的力量，这是我国古代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的关于物质构成和变化学说。周代我国人民已使用"阳燧"（亦称"夫燧"，即凹面镜）聚焦阳光取火，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太阳能的一种方法。

水利

传说公元前二千多年前，夏代大禹曾领导人民进行治水，整理黄河河道，疏导洪水入海。这一传说表明我国人民在很早以前就进行过治河工作。

四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已会凿井取水，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水井的遗迹。

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许多种病的名称，如疥、疟、耳病、眼病等。

周朝设置了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医生已有食医（营养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和兽医之分，我国医学开始分科。

地学

《竹书纪年》载有夏代帝发七年（约公元前1590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我国古代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为地震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国人民在商周之际可能已发现天然油气苗的燃烧现象。

周初为了选建洛阳城址，曾经绘制了洛邑一带的地图。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生动地记载了公元前780年陕西一带地震引起的山崩及地壳变化等现象。。

化工化学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有彩陶。约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采用快轮制陶技术，制成的黑陶表面光亮，有的黑陶厚度仅1-2毫米，被称为蛋壳陶。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陶制的专用酒器成组随葬，表明当时已会酿酒。

河南郑州二里冈、安阳小屯以及江西清江县吴城村等地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青釉器，经研究，是用高岭土制坯，经过1200℃左右的高温焙烧而成，表面施釉，吸水性低，质地坚硬，其胎质和釉的化学成分同宋、明的瓷器十分接近，已是原始青瓷器。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建筑工程

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木结构建筑遗迹，其中的木结构已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并采用了榫卯结构，形式复杂，反映了当时营造技术的水平。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木结构框架建筑遗迹中，有些夯土墙已经过火烧硬化处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能烧制石灰作建筑材料。商代已有城市、宫殿、宗庙等建筑，对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商代宫殿遗址的发掘表明，当时在建筑设计和营造技术方面已有相当的水平。据《诗经·大雅·大明》记载，西周初周文王时曾在渭河上架设浮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梁即桥）。"

西周初我国人民已会制瓦，陕西省沣西客省庄出土了西周初期的瓦。

天文

我国古代有世界上最丰富、最系统的天象观测记录。《竹书纪年》中载有夏桀十年（约公元前1580年）"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流星雨的记载。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月食和新星等的记载。

商代甲骨文中已采用干支记日法。商代制定的历法中已有闺月。

周代我国已用圭表观测日影来确定季节，用刻漏（亦称漏刻）来记时。这两种仪器在我国古代沿用了很长时期。

西周时我国已用二十八宿（我国古代把天上某些星的集合体称为宿）来划分周天。

数学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器上，绘有多种几何图形，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六角和九角形的陶环，说明当时已有一些简单的几何知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制记数的国家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十进制记数，最大数字为三万。

商和西周时已掌握自然数的简单运算，已会运用倍数。

冶金

在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红铜制造的铜器。在稍晚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单范铸造和经过冷锻的红铜器，表明当时已能冶铜。商代的青铜冶铸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河南安阳、郑州等地发现了商代的大规模青铜冶铸作坊遗迹。各地的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早商青铜器的研究表明，当时在铸造中已采用了多合范。商代的许多青铜器形制宏伟，造型复杂，制作十分精巧。湖南宁乡沩山出土的商代四羊尊可能已采用"失腊铸法"。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商代墓葬中还出土了镀锡的铜器和锡、铅、金器。公元前十五-前十三世纪的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铁刃青铜钺（古代的一种兵器，形似斧），刃部是经过锻打的陨铁薄片，表明当时已有一定水平的锻造技术，并且对铁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其它技术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大量陶制纺轮和骨针，有的陶器上有麻布纹的痕迹，表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和原始织机。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四千七百年前的大量精细的丝麻织品，麻布的细密程度约与现代细布相当，表明当时纺织技术已有较高水平。商代丝织技术有进一步的发展，出土的商代丝织物残片已有斜纹、花纹等比较复杂的纹样，有了象绫织这样相当高水平的织物。西周早期已有了斜纹提花织物，表明商周时已有了原始的提花织机。漆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之一。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漆器残片已是薄板胎，色彩鲜明，花纹精细，表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相当发达。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玉器玉饰，制作十分精致，已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和抛光等多种琢制技术，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分析，当时已应用旋转的圆形工具（可能是安装在简单的原始车床上）琢磨复杂花纹，用"杆钻"和"管钻"来钻孔。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玉、石工艺品已能巧于运用玉料上的各种自然色泽，雕琢成造型和颜色绝妙配合的"俏色"产品。这些都表明商代的琢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代甲骨文中有不少"车"、"舟""帆"字，说明在商代我国已有车和船，并会使用帆。河南安阳殷墓中有驾四匹马的战车的遗迹。周代已使用动物油脂作车轴的润滑剂。周代我国劳动人民已掌握了丝帛的染色技术，把染色分为煮、曝、染等步骤，已使用矿物及植物染料，能染出深浅不同的色彩层次和用几种染料套染得到间色和复色的织物。《诗经·郑风·出其东门》等记载了当时已有多种色彩的织物。周代劳动人民已能利用天然冰来进行冷藏，在冬季储藏天然冰，到夏季用来冷藏食物和保存尸体。

第五章 覆、商、西周的精神与文化成就
第一节 三代的文字
与典籍《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说我国商代
始有典籍或文书档案。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虽然我国文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夏代甚至更前一些时候，但作为运用于档案记录和文学创作的文字体系，仍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两种文字体系最早都出现在商代中期，沿用于商周两代。但商代主要以使用甲骨文着称，西周则除早期发现有甲骨文字外，主要以金文着称。不过这两个朝代都不仅限于有甲骨文和金文，还应有竹简、帛书、陶文、石刻等。所谓"殷先人"的"典"、"册"，大约主要是用竹木书写的，特因竹帛一类物质易朽未能保存至今而已。我们今天只能主要依据甲骨文、金文研究当时的文字制度。至于保存至今的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诗经》等，亦相当多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字制度。
一，甲骨文
二、金文
三、《尚书》、《诗经》、《周易》
第三节 三代的科技、文学与艺术
二、文学的产生及《诗经》的艺术成就
文字的发明，为书写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但早期史字词汇贫乏，且受书写条件限制，还不可能对语言作进一步润色和加工。商代甲骨文字绝大多数属于这种性质，只有少数记事之辞使用了简单的修饰词语，写出了事情的规模和气氛，它们可视作书写文学的萌芽。
《周易》中的卦爻辞比卜辞更多地运用了文学表现手段，它里面被用来喻示人事吉凶的短歌民谣、格言警语之类，便充满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描写，如《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呸人，凶。"言一位瞎而跛之人，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非要勉强行路，结果踩着虎尾，被虎吃掉。此描写事情的凶险，可谓形象而生动。又如《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以羝羊触藩作比喻，将人之轻举妄动以至进退失据之窘状，刻画得惟妙惟肖。此外，卦爻辞中还广泛使用了对照、对偶、层递、警语等文学修辞手段，不烦一一列举。就其使用的这些文学手段而言，《周易》可称得上是我国书写文学的开山。
在书写文学产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散文。所谓散文，即是具有文学意味的记叙文或论说文。在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及西周金文中，都有这样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其中《尚书•盘庚》篇最值得注意，它通过商王盘庚迁殷时向臣民发布的一番话语，反映了商代社会的现实，同时塑造了一位具有政治眼光及开拓精神的统治者形象。盘庚的讲话辞情恳切，为了表白迁都之举是"视民利用迁"，他反复申明王室与臣民休戚与共的道理。他用纲和网的关系喻示臣民应该服从自己的命令："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他告诫煽动浮言反对迁都的人，指出浮言对于人心的蛊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他还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作比喻，告诉不愿迁都者将自食恶果。以上比喻、警语都用得十分贴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起到了很好的文学效果。周初其他一些诰词也往往使用这样的比喻和警语，如《大诰》喻后人应继承前人事业："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蕾，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梓材》亦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诸事作譬喻，告诫后人应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完成未竞的事业。西周金文中也有少数长篇使用了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如共王时的《墙盘》铭文，上下篇分别追记历代周王及自己祖先的业绩，层次清楚，言简意赅，韵散并用，其中对每一位周
王的颂扬，采用排比句式，语多形容与夸饰，可以认为是一篇有相当造诣的历史散文。
韵文的产生大约在此同时或稍后。其产生的途径，一是对民间短歌民谣的整理。《周易》中的卦爻辞或被称作"繇"，繇即谣的借字，这是因为《周易》卦爻辞不少借用短歌民谣的缘故。其另一个来源，当是祭祀用的乐歌。这些用于祭祀鬼神的祝祷之辞多数都是有韵律的。西周金文中便有不少这类祭祀祖先的祝祷之辞。学者辑录的西周金文中的韵读，合计已达200篇之多，如王国维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指出的，这些金文的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当然，韵文不一定都有文学色彩，韵文而再加上文学色彩，那就是诗歌了。
如前所述，《诗》三百篇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反映了我国上古时期，特别是西周文学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诗经》按其内容的不同又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又称《国风》，是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是周朝大小贵族所作的诗歌；《颂》则是西周王室和鲁、宋两国公室在庙堂祭祀祖先所用的乐歌。《诗经》在文学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这主要指它深刻而广泛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画面：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包括他们所受剥削和奴役之苦，他们的劳动、家庭、婚姻、爱情和各种习惯风俗，也反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各种状况，包括他们的家族生活，他们在政治上的各种际遇，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各种礼仪，其中也涉及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及民族矛盾。文学史家给予《诗经》很高的评价，称它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这种评价是不为过的。
《诗经》的艺术表现方法，前人归纳，主要有赋、比、兴三种。其中，赋之言铺，是直接铺陈事物的写作方法。为了铺陈生动，往往大量使用形容与刻画。如《小雅•车攻》描述周王狩猎场面之壮观：
浃拾既饮，弓矢既调。射夫既同．助我举柴。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又《雅•采芑》叙宣王南征所命大臣方叔车马仪容之盛：
其车三千．旃旒央央。方叔率止，约牟氏错衡。八鸾沧跄。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殓葱珩。以上描写，皆极尽形容铺饰之能事。学者认为，汉魏时期的许多赋作，便明显受此创作方法的影响。
比言比喻。这在《诗经》中是运用得更广泛的艺术手段。其中最常见的是明喻，如《小雅•甫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小雅•小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有一类不用"如"字的隐喻，也较常见，如《豳风•东山》"仓庚于飞，熠耀其羽"，喻新婚妇人之鲜丽；《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喻用贤治国。还有一种拟人化的比喻，如《豳风•鸱鸦》一篇，以吞食小鸟的鸱鹗比拟凶残之人，以小鸟比拟家中子女，以大鸟比拟家长自己，抒发歌词作者不避辛劳维护家族利益的感情。以上各种比喻都很自然贴切，说明《诗经》使用比的表现手法是很成功的。
兴的手法在《风》诗中最常见，《雅》诗中抑或用之。所谓"兴"，据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引起诗歌正题的"开头"或"引子"。它可以与正题有关，也可以无关。其有关者，多数是起譬喻或象征作用。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以伐柯之事起兴，同时以伐柯用斧喻取妻用媒。也有的兴句起烘托气氛，点缀环境的作用，如《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此为弃妇诗，以山谷中的风起兴，渲染其忧患的心情。至于与正文内容无关的兴句，则可能只起着声调上的起韵作用，如《小雅•鹿鸣》："呦呦鹿呜，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此外，《诗经》在语言运用(如重言和双声叠韵)及章句结构(复沓章法)等方面也很有特色，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诗的感染力，使《诗经》臻于文学艺术的高峰。
三、美术、音乐
美术，即造型艺术，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及装饰艺术三者。三代的绘画本自主要图绘于白色布帛之上，即孔子所谓的"绘事后素"。上世纪50年代曾在洛阳东郊摆驾路
口一座商周之际的墓葬中发现有布质画幔的痕迹，其上有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画成的几何图形，证明当时确有使用多种色彩进行绘画之事。特因布帛年久易腐，使我们今日很难再见到其他具体的彩绘实物，故于三代绘画一事，目前实不能多说。所可考者，一为三代的青铜器装饰艺术，一为三代用各种材质塑造的雕塑艺术品。
从艺术角度来讲青铜器，一在于它精美的纹饰，二是它特殊的艺术造型。青铜纹饰的产生在夏商之际，但其发展的高峰却在商末周初。其时一些最精致的花纹采取了类似浅浮雕的三叠花纹的表现方法，即在凸起的用作纹饰主体的粗线条外雕刻上云雷纹作为底纹，复在这些粗线条上再作勾勒，使整个纹饰繁复而又主次分明。在布局上讲究对称。在表现题材上，则以动物纹饰为主。这些动物，一部分是写实性的，包括象、虎、牛、羊、兔、蛇、龟、鱼、蝉、蟾蜍和各种鸟的形象；另一部分是虚拟的神兽或怪物，主要表现为一种被称作饕餮纹的有首无身的凶兽的形象、一种被称作夔纹或夔龙纹的侧视的龙的形象，以及被加上华丽花冠和羽毛的凤鸟的形象。这些纹饰总的看来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显示了那个时代宗教神权对于社会的主宰。所谓青铜器的特殊艺术造型，主要指一部分铸造成各种动物形象的酒器，包括各种鸟兽形尊、鸟兽形觥和鸟兽形卣。其所表现的动物主要为象、牛、羊、豕、虎、鹗等。许多器形构思巧妙，如《商周彝器通考》图697收录的一件商末象尊，躯体比例适当，象鼻高举、通体饰夔纹、饕餮纹及四瓣花纹，在象背上又立有一同样形象的小象作为盖纽，整个造型显示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商末帝辛时之小臣赊犀尊，犀角宛然，犀腹浑圆，四蹄粗短，颇显出犀牛躯体的特征及行动迟缓的神情。
此期雕塑首可举出殷墟安阳发现的各种玉、石、骨、牙等雕刻艺术品。过去在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就曾发现过不少圆雕的石刻，包括石鹗、石虎、石鸟、石牛头、石蟾蜍及石对尾双兽等，其雕工古朴简洁，动物形象多有夸饰而颇具神态。在武官村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巨型石磬上，则用复线勾勒出一张牙舞爪的蹲虎，亦使用夸张手法，大其头，裂其口，张其目，显示出虎的气势。近年在小屯发掘的妇好墓中，更出土了大批用玉、石、骨、牙雕刻的艺术l品。其中十余件人物雕像比例适当，或跽坐，或站立，其中一些衣服冠带俨然，可以看出商代不同阶级人物的衣冠发l式。玉雕中的动物种类尤多，包括写实性的虎、熊、象、马、l牛、羊、猴、兔、鹤、鹰、鹗、鹦鹉、鸟、鸽、鸬鹚、燕、鹅、鱼、蛙、龟、鳖、蝉、螳螂之类，亦有非写实性的龙、凤、怪鸟等。 另一批值得重视的雕塑艺术品是近年在l匹lJ11广汉三§星堆发掘出的为数颇多的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及各1种动物(包括神化动物)形象，其时代约在商周之际。其中1-尊身高170厘米、底座90厘米的青铜立人像，身着衣冠，§表情严肃，似为方国首领的身份。另一些直径134厘米到l数十厘米不等的大型青铜人面像则以夸张的造型见长，l有的目睛凸出，有的耳如张翼，似强调其具有类似神话中l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特征。这些作品，无疑显示了古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代的音乐艺术，一则表现在当时所具有的各种乐器上。商代的乐器，见于考古发掘的已有鼓、铙、磬、埙数种，见于甲骨文字的还有龠、言、稣等。至于笛子之类，则早已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其中鼓有用木质、陶质或青铜制成的三种，鼓面则蒙以皮革。铙为青铜铸造，像倒置的钟形，柄朝下而中空，可插入木橛，用手执之，以木槌敲击发声。一般3或5件组成一组，大小相次，声音亦高低相次，称为编铙。1993年湖南宁乡师古寨出土一组9件的编铙，经测定，发现敲击每件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磬为石制之打击乐器，上有孔，可悬挂，亦以槌敲击发声，分特磬与编磬两种，特磬一般形制较大，单个使用，编磬一般3至5枚，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小而厚者音高，薄而大者音低。埙为陶土制作之吹奏乐器，出现甚早，但早期之埙音孔数少，商代之埙，如安阳、辉县等地出土的埙皆有5个音孔，前面3个，后面2个，用各种不同的按孔方法，每个埙可发出11个音。龠，据甲骨文此字的写法，乃像编管吹奏乐器之形，一般认为可能是后世的排箫。稣即和的古字，据《尔雅•释乐》，乃是一种小形的笙。言，据《尔雅•释乐》，是一一种大箫，即单管吹奏乐器。
西周讲究礼乐，乐器种类大增。《周礼•春官》提到当
时各种乐器可按8种不同的制作材料进行分类，它们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合称八音。有人统计，仅见于《诗经》的周代乐器就有20多种，除旧时所有之外，新增加的比较重要的有青铜钟、鳟，弦乐器琴、瑟，竹制乐器篪、箫、笙等。其中的琴，据《诗经•小雅•车摹》"六辔如琴"句，知为六弦琴。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主要是钟和缚。它们都是口朝下悬置的打击乐器。鳟的体形较大，用以节奏乐队；钟则相对较小，然每枚钟可敲击出两个音。二般几枚钟按声音高低排列在一起使用，称为编钟。西周前期的编钟一般3枚成组，以后发展成5枚、8枚。由于钟的音量较大，表现力亦丰富，使之成为周代最重要的乐器。
商周时期的乐律知识，可由上述乐器的实测知之。大致在商代，人们就已有了绝对音高的观念，此由安阳和辉县两地出土陶埙都具有相同的基音这一点得以证明；同时，也已具有一定的对于音程组合或音阶结构的知识，如妇好墓所出5枚一套的编铙及辉县所出陶埙，都可奏出四声或六声音阶的序列。西周后期的编钟，既有按四声音阶(宫、角、徵、羽)排列者，如《仲义钟》及《柞钟》，亦有按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排列者，如新发现之《晋侯苏编钟》。其中晋侯苏编钟共两组(肆)16枚，出土于一墓之中，经对第1组8枚编钟的测定，知其具有两N8度音。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及十二律，在西周亦已形成，1979年陕西扶风出土之《南宫乎钟》上有无射的律名，传世《郑井叔钟》上有妥宾的律名，殆可作为这方面的佐证。

F. 列举我国自秦至南北朝时期的6项科技成就

1.气象科学的成就

夏代（公元前22世纪━前17世纪）：

夏代前期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 中有与社石有关的正南北线，由此可以推 断二分二至。利用天象、物候进行农事活 动。

商代（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 ：

很重视天气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当时 用甲骨文表述风、云、虹、雨、雪、雷 等天气现象，还利用占卜来预求天气信息 （可长达十天），有季节、八方位等概念 。

西周时代（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 ）：

能用土圭定方位，并知不论“雨、旸< 晴天>、燠<热>、寒、风”五类气象状况 是否反常，均与农牧业生产有密切关系。 在《诗经•幽风•七月》记有一年各月物候 现象和知识，已有天气谚语和气候谚语的 记载，。周初完成的<<夏小正>>一篇， 为我国最早的物候学专着。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

《春秋》一书开始把天气反常列史事 记载的重要内容之一。秦国人医和已将六 种天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反 常作为病的外因看待。曾参（公元前505 年至前435年）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 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管仲 不仅认识到植物生长种类与地势高下及地 下水深浅的关系，还提出了齐国三十节气 的划分。《孙子兵法》把天时（“阴阳、 寒暑、时制也”）作为军事胜负的五个重 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提出“天地 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2年）：

军事气象学有所发展。主张利用气象 条件战胜之。庄周（公元前369年至前28 6年）指出风是空气的流动，并提到日光 和风可使水面悄悄蒸发。《黄帝内经•素 问》说明季节、气候、天气与养生、疾病 、病因、治疗的关系，并提出候、气、时 、岁等概念，其中涉及到一些气象病因 的人体病理学问题。

秦代（公元前221年━前206年）：

是我国大统一时期，已规定各地需向 中央政府上报雨情的法律制度（《秦侓十 八种•田侓》）。规定各地雨后要及时书 面报告受雨泽和受益（受雨、抽穗）及 受灾（旱、涝、风、雨之灾）的田地面积 。《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 旱云、雨云”四类，对云进行了简单的分 类。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19年）：

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首次列有 和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提到 测风仪器“伣、铜凤凰、风铜鸟”三种测定 风向仪器和“天平式土灰测湿计”。董仲舒 在《董胶西集雨雹对》中指出雨滴大小疏 密与风吹碰并雨滴的成度有关。王充在《 论衡》中批驳当时关于雷电形成方面的迷 信观点，指出雷电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 有关，雷为爆炸所起。后汉应劭在《风俗 通义》中提出了梅雨、信风等名称。蔡邕 在《月令章句》中对虹的形成指出，它是 “阴阳交接之气、着于形色者也。常依阴 云而昼见于日冲。无云不见”。

三国时（公元220年━公元280年）：

赵君卿注《周髀算经》，介绍了“七 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二十四节气与 太阳运行的关系。

晋代（公元281年━公元419年）：

晋代相风木鸟（风向器）盛行，多装 置在城墙上及天文部门内，也有设在太仆 寺（交通部门）的。周处《风土记》提出 梅雨概念。东晋姜芨指出近地面游气（蒙 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 并使晨夕日色发红。

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集当 时农业气象之大成。提出了熏烟防霜及积 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把七 十二候列入历书。

G. 2021公务员行测常识知识训练：科技人文

【导语】行测常识考察范围很广，对考生们平时的积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常识类题目作为行测考试中的常客，在试卷上设置基本是放在试卷的第一部分，行测常识判断考查题量大、范围广，是失分率较高的一种题型。在复习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把应知应会的内容掌握住，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易错点要有总结归纳。易错点来自于考生自己的知识点盲区，还有来自于相关知识在日常认知里的错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进行考点记忆，特别给大家进行了整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2021公务员行测常识知识训练：科技人文，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1、下列作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是：

A.《辛德勒名单》 B.《静静的顿河》

C.《智取威虎山》 D.《战争与和平》

【答案】A

解析：《辛德勒名单》是以二战为题材的影片，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与其夫人埃米莉·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静静的顿河》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2年苏联国内战争为背景;《智取威虎山》以国内解放战争为背景;《战争与和平》是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故本题答案选A。

2、下列历史人物与其擅长领域对应错误的是：

A.军事：白起、李靖 B.经济：桑弘羊、郦道元

C.天文：张衡、郭守敬 D.艺术：吴道子、顾恺之

【答案】B

解析：郦道元是北朝北魏地理学家，其着作《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着，共四十卷，他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故本题答案选B。

3、下列历史人物与其着名言论对应错误的是：

A.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B.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C.梁启超——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

D.曾国藩——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答案】D

解析：D项名言出自《宋史•王安石列传》，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力主变法，提出了着名的“三不足”论断，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若不适应当前的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就要修改甚至废除，不能盲目继承效法;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故本题答案选D。

4、“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与下列哪一观点属于同一学派?

A.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B.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C.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D.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答案】C

解析：题干“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出自《孟子》的《梁惠王章句下》，意思是：以天下百姓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百姓的愁苦为担忧，然而这样的人还不能称王的，从来没有过。孟子是儒家学派代表人物。

A项“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出自《韩非子•有度》，意思是：惩罚罪过不避让大臣，赏赐善行不遗忘百姓。指惩罚和奖赏应一视同仁，不应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韩非子是老子学派的代表人物。

B项“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出自《老子》第七十七章。其观点认为“天道”的特点在于减少有余而补给不足，而“人道”则反之。属于老子的哲学观点。

C项“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出自《孟子•公孙丑下》，意思是：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划定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

D项“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出自《孙子兵法》作战篇。意思是：用这样大规模的军队作战，就要求速胜;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攻打城池，会使得兵力耗竭;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会使国家财力不继。讲的是用兵作战的方法，与题干观点不同。

故本题答案选C。

5、下列哪种情形可能发生?

A.辛亥革命发生时，希腊人在体育场观看世界杯足球赛

B.五四运动发生时，中国大学生利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广播

C.冷战时期，苏联某地电影院放映彩色电影

D.越战期间，美国人在家里用计算机访问互联网

【答案】C

解析：世界上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06年诞生的，由英国人制作，内容是他的两个孩子在草地上玩。而美苏冷战时期为1947年到1991年，
所以C项描述的情形可能发生。故本题答案选C。

6、通过上述试题我们会发现国考常识考察范围是很广的，那么怎么有效准备常识部分内容呢，大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准备：

(1)注意平时积累，平时积累很重要。

(2)研究历年试题，试题都有自己的考察规律和特点，通过试题，明确重难点。

(3)选取有针对性的教材，可以选取常识判断专项进行系统复习。

(4)有针对性的做一些练习题，通过做题巩固知识，查缺补漏。

以上就是2021公务员行测常识知识训练：科技人文，希望大家在进行常识记忆的时候，能够进行对比整理，而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大家在备考中除了系统学习之外更多要注意平时工作生活学习中的积累，常识的学习，需要平时不断的积累，才能在考场上游刃有余，祝大家成功!

H. 《论语章句集注》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

梁中和

本文简要勾勒出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解释学概况和朱子解释学语境的概貌后，指出“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个解释学事件”及“持敬”对朱子解释学语境开启的关键作用。进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重点分析了朱子解释学的三大原则：“求本意”的原则，即身居道统而求道之当然、本然之意；“实理实情”的原则，即文本解释中非概念化理解的原则；“以身解经”的原则，即“为己之学”与“力行”的原则。并从“解释与理解者”和“被解释与被理解者”之关系等角度，对一般意义的解释学与朱子解释工作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
解释学、本意、实理实情、以身解经、持敬

The hermeneutic senses of ZhuZi’s The Four Books chapter focus
By Liangzhonghe

Abstract:
In this text we sketched western general meaning study of hermeneutic briefly and the contours of ZhuZi’s hermeneutic general picture of linguistic context and pointed out that “One birth of life is a incident of ZhuZi’s hermeneutic.” and “Keeping respectful” had a key effect to open this linguistic context. Combined ZhuZi’s 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Four Books chapter focus, and we analyzed especially that ZhuZi’s three major principles of hermeneutic: First, the principle of “Finding Nature-sense”, it’s that one being in the Orthodoxy and finding the Nature senses and original means of Tao; Second, the principle of “Truth of Li(理) and Qing（情）”, it’s that text’s un-conceptional explain in the explanations of texts; Third, the principle of “Practice of holy wards though one’s life”, it’s the principle of “Learning for oneself ”&“Practise hard ”. And from the angles, such as relation of " persons who explain and understand " and " person explained and understood ", etc, we compared general hermeneutic and explain differences of job with ZhuZi briefly.
Key wards:
Hermeneutic Nature-sense Truth of Li(理) and Qing（情）
Practice of holy wards though one’s life Keeping respectful

一，西方意义上的解释学概况*

从词源上讲，“解释学Hermeneutik”源于赫尔默斯，一位古希腊“永生诸神的信使”1，他的任务是将诸神的消息和指示迅速传递给人间，这里的传递指转告，是已经经过翻译与解释的告知。由此，古代西方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解释学，也就是说解释学最初即一种语言转换，——从一种陌生语言世界（神的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的学问。
解释学至少包含三个要素：理解、解释、应用。“理解总是解释，因为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2，应用则是指“把普遍原则、道理或观点即真理内容运用于解释学当前具体情况”3，而“理解的本质就是解释与应用”4。古代又称此三者为技巧，即实践技巧，所以解释学是一种实践智慧。
从历史上看解释学有六种形态：1，最早是作为《圣经》注释理论的解释学；2，而后从中发展成广义的语文学解释学，作为方法论其主要发展了语法的解释和历史的解释；3，施莱尔马赫则完成了理解和解释科学或艺术的解释学建构，使解释学扩展成为对所有文本的理解，即文本作者思想、生活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其目的是“首先要像作者一样好的理解文本，然甚至要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5；4，但这种普遍方法论的解释学与当时与随后的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相比，缺乏认识论基础狄尔泰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提出了建立“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6，其对象是过去精神或生命的客观化物，而理解就是重新体验过去的精神或生命；5，海德格尔将解释学引入存在论，他认为理解不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则借此发展了一门哲学解释学，他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7；伽氏还认为当代解释学是有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哲学，应该“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为核心，它试图重新恢复古老的实际智慧或实践理性概念以为人文科学规定其真正模式。”8从以上简述中可以归结出解释学史中的三次转向：1，从特殊解释学到普遍解释学9；2，从方法论到本体论解释学10；3，从单纯本体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解释学。
这一系列的转向无不与一种努力有关，特别是从狄尔泰以来，西方学者如伽达默尔等认为“近代科学在对知识概念和真理概念的哲学解释和论证中占有统治地位”11，他们不满于这种状况，要抵制这种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这些努力的结果便是上面谈到的解释学的进展。今天在中国面临的“科学的迷信”12，可与西方的科学方法普遍要求相比，而由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又与西方的精神科学相似，都基于对“人”的共同尊重和对现今科学泛滥的必然警惕。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引入西方解释学与儒学传统相比的主要理由。本文将这种比较进一步限定在西方解释学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体现出的解释学思想比较，重点是对朱子解“四书”的理解，目的却是探究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学传统传递的可能性。

针对目前国内对中国解释学的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不是为建立一门学科性的解释学以“繁荣”中国学术（在我看来那仅是对某些所谓“传统资源”的对象化、课题化的把玩而非传递），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倾注的担当和献身；也不是站在所谓的今人“客观”的立场上进行学术史或思想史上的评介，因为在我看来，用“史”的眼光看待儒学恰恰是割断和摒弃儒学传统的做法。

二，朱子解释学的一种理解/解释

据《朱熹年谱》（王懋竑）载，朱子之父“以儒名家”13，朱子自幼受学于父亲，四岁时曾问“天之上何物？”14被其父称异，五岁入小学，时已疑惑于“天外是何物？外面是何物？”15八九岁便知做工夫的必要16，十四岁父丧，受学于刘屏山、刘草堂、胡籍溪三位先生继续受二程一系的儒学教育。17可见朱子传承的儒学是其“生而有之”的传承使命，因为要对父亲尽孝也因为早年从学的经历等，使他着意于为己之学，非向外夸饰，而是向内求自我意识的确立，德行的着落等。他曾经历“困学”期18，正是一个“能思的我”真正向自己提出了问题，这时他对传统的理解才真正与己相关，他正是在儒学经典中寻找着自己。
可以说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个解释学事件，朱子解释学语境就此创建。他的此在存在正是在这样一种传承努力中展开，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为学”。

为学不光包括今天说的“学习文化知识”而更多的是学习如何做人19，也可以说为学要学的就是学做人，这里的“人”并非生物意义上的而是指人之“理”，即“人之当为之人”的人。为学几乎可以概说人一生的努力（为学的过程便是做“工夫”）。而学又分大小两种或两阶段，小学指“先要做此事”，做一些射御书数，洒扫应对之事，是指不知其所以然地做一些中规中矩的事，还有一种小学指的是语文学知识的学习，朱子曾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说，则亦何以用力于此？”20语文学的功夫对他来说是必备的前提背景知识和技能。大学主要包括读书、持守、力行等21，是在小学基础上知其所以做此事。读书是理解和解释统一的过程，兼顾知行而持守、力行则是应用与理解、解释的统一，也表现出朱子解释学的“实践智慧”意味，尤其是面对当时“人欲横流，天理几灭，今而思之怛然震栗”22及“近世以来，风颓俗靡，士大夫依托欺谩以取爵禄者不可胜数”23的状况，加上当时讲学之人又多“各守己偏”，朱子提出了要“上不失列圣传授之统，下使天下之道术得定于一”24。并在做官时赈灾无数，为民请命，重视教化，每到一处必使民风为只一振，而民亦感恩，事迹传为佳话。这种身处逆境而不断有所作为的事实表明朱子解释学内在的强烈的实践倾向。
贯穿朱子一生的是持敬的态度，他曾书《敬斋箴》于室内墙上以自警，其文如下：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叁以三。惟精唯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无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沦，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感告灵台。”25
朱子以此终生自警，可见从身到心，一举一动、一念一想必要做持敬工夫，因此我们说这是根本的语境开启和持护的工夫和保障。

三，《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

《四书章句集注》常被人们认为是朱子为建立一己之哲学体系而写的书26，是属于朱子一人的，但在我的考察中会看到事实恰恰相反，朱子并无半点自立主张以显名的意图和做法27。《四书章句集注》之所以被看成一部完整的经典是因为朱子本人的解释学方向所指向，我们可以在下文中探讨。本节主要考察了朱子的三大解释学原则和一个根本的解释学态度。
第一个原则我称之为“求本意”的解释学原则。可以先简要的概括为：身居道统而求道之当然、本然之意，此之为本，但要求本意又必在“末”“用”处求日用伦常之当然本然。
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庶几也”28。可见尧已有至尽之言，后人如舜只是益言以明尧之言，这“明”字可解为使明白、彰显，其之所以不明是由于世代相隔已久，前后不得继，因此朱子赞扬孔子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29孔子之后是曾子继承和传下了孔子之学，这点朱子曾多次说明，如“弟子颜回最贤，早死，后唯曾参得传孔子。”30并引程子之言“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论也。”31表明这样的道统认定是在程子一系的学说中完成的。朱子得此信念后笃信不已，并且将二程列入道统中，但“至其（指程子）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32，朱子不满于此，他认为“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33，应该做的是“因其语而得其心”34“且应以正心度”35，而非“以己之私心窥圣人”36。由此可见朱子是身居道统而求“本意”，圣人之本意与一己之私心相对，并且“人惟有私意，圣贤所以留千万言，以涤人之私意，使人人全得恻隐、羞恶之心。”37此私心私意可理解为人不悬隔自己的意见不虚心而是妄测、判断及对这种判断的执着，也指有为谋取私人利益名誉等而曲解圣人之意以附他意的念头。这里求本意与祛除私见互为表里，祛除成见并非剥夺个人理解的权利，而是敞开个人理解的可能，堵塞自蔽自欺的可能。朱子本人在注“四书”时大量引用程子、张子及程子门人的话，有时注解只是引语，并无自己的话38，可见他本人是以传道统为己任，是身居其间的，注中他还对诸先贤的说法提了讨论意见，如对子张的批评“子张讥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过高之病”39，对程子的说法提了建议“至字，恐当作圣字。”40等。可见他从未离开这一“道统”的语境，并非要去立朱某一人之学，而且在集注中做了合贯工作。如他的“合四书”的做法：
朱子首次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合为一辑，不光将“四书”立为入学之门径，而且还是为学工夫主要体味的文本。从他的传记中可以看到他本人是终生在读、释这四部经典，是用生命在解释。在编排时他将《大学》放在首位，《论语》《孟子》次之，《中庸》最后，是按由易到难由实事到高妙之理的体认的次序，有助于学者学习。《大学》的首位可看到朱子对为学的强调，“古之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41《论语》《孟子》讲的都是日用伦常之事有益于学者体会“用”“末”处之本意，故而次之；《中庸》最深奥不宜先学故殿后，并提携全书之旨。最重要的是这四部经典分别是曾子、孔子、孟子、子思之作，道统之系便得以在此四书内部贯通。
由上可见“身居道统而求道之当然、本然之意”。
具体讲“当然、本然之意”如何理解，从对道的一个解释中可以看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42朱子要传道统，这道的关键，圣人之道得以继，在朱子看来便是求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存天理之本然，这里当行指应当做的，当然的正当行为，“本然”指自然而然，自然如此，要存的是天理的自然43。
释文中朱子还常有这样的表达：“此章言…”言的内容是朱子理解到的圣人传此言的意图，想让后学明白什么道理44。又如有这样的推理“夫子初心，欲行其道，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45这是讲圣人的意图，还有引程子的“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46。这绝非心理学意义上的将心比心或同情，而本身就是求圣人之言的宗旨和真理要求，也就是求其本然之意。如在改定《大学》三纲传、诚意传特别是梳理《中庸》时的就是依了此法。
“此之为本”是说解经要以求当然、本然之意为本。而且在诸事物间也要分别“本/末”、“本/用”，如“居上主于爱人，故以宽为本。为礼以敬为本，临丧以哀为本。既无其本，则以何者而观其所得之得失哉？”47，可见本在事物中有规定作用，不可不察，但同时朱子告戒不可以“厌末求本”，学者应当“循序渐进”“其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也。”48“用”处与末相关，亦是下手处。这便是讲求本意又必在“末”“用”处求日用伦常之当然本然。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就在改定“本末传”时特地将其只解经中“本末”二字，而未释“始终”，引来后人一些批评49。
求本意的过程是艰难的，朱子引程子的话说要“句句而求之，书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50其中包括晓“文意”和晓“意”两个过程，“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意，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意而见意者也。”51这里的“意”指“本意”，“文意”指字面意思。在“阙疑”上朱子指出了所有重出的、阙文的、错节的、未详孰是的，还有一章《孟子》中不可强解的，他说要学者深思之而未给出答案52，正是敞开多样的理解并明白此处当谨慎。
除解四书外，朱子解过《诗经》《易经》《楚辞》及关于解历的一些说法，还有关于一般文字的解法，在此不详加论述53。但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求圣人之言本意是判定其他言语的标准，即理。人要做的也便总是求圣人之本意和通过判定他人言语而知其是否合“理”。如“凡读书，须晓他人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54虽是圣人的本意，但朱子强调其非圣人私有，而是天理，“天者，理而已矣……皆理之当然也。”55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实理实情”原则，这是讲文本解释中非概念化理解的原则。朱子引程子语，“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空话说。”“若以言语解着，意便不足。”“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56这是说圣人言语不是空话，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实。“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57这里的信并非指理解“理”的抽象概念意义，而是相信这理是实在的，是到场的，不只是今人意义上的概念含义，或根本不是抽象概念。“理”是实然地临在于学者，朱子所言的理、天、性、心、命等等常被后人误解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加以推导而理解，但在朱子，那些都是“实理”，他要求的是实情实理，“佞人所以应答人者，但以口取辩而无情实”58，这实情不仅有以上所说的天、理等的临在，还更多的指具体事务事情，情理实事，因此他说“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59
那么与此相反的做法便受到朱子的批判，“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60并批评时人“不过记诵文辞之间”61说：“《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62要去求实理实情，朱子讲到很多事例：如在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他说这是“大道之经，政事之根本”63，孔子当时对齐景公说是因为齐君臣之间“皆失其道”这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不是概念关系，而是事实间的人的生存联系。他还引程子语“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64。
上文中也可看出求道行道皆要在实处做。“道者，率性而已，故众人之所以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人。”65“道者，人之所当行也。”66这是讲道不仅当行而且不远人，皆可落实，如“（君子之）道，即仪礼、制度、考文之事也。”67还说“此章言事亲从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于此。”68可见这道、理等都是实情实理，可从事实上求，虽有些不可摸见，但总是有的或存在着的。这一点对朱子解释学有重大意义，就是这一点才将朱子与其同时代的其他人和今人分开来，他说同时代的人“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期间。”69可知朱子除强调求本意外，特别注重在解经时对文本的实然化理解而反对概念式理解，这点同样适用于说今人理解朱子，一是因为今人已没有那样的语境可以体会天、命、理的临在了，还因为西方认识论模式影响，将天、理、性、命等简单的当观念和概念讲，这点要澄清70。
在解“四书”时朱子为大《大学》补传便是在此原则指导下做的。他将原传文中的“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定为第五传，并删去“此谓知本”以为其为衍文，这也是程子之意，而“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之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71
这段补传中体现出朱子对即物穷理的体认，学者这种努力是在实物中求实理的过程，物不虚理亦不虚。格物是求众物表里精粗，致知是明吾心之全体大用，这些皆是实然的事实而非理会抽象意义。做格物的工夫也不是冥想而是做事实。朱子体认到的实理事情应该这样求，但这只是对实理实情求法的一种描述和表达，并非就是原文之意。朱子也自知僭越之嫌，但为了后学理解他还是加上了这段补传，并且未再夹注释，也就是说这段传文与注相近。朱子要切己的做工夫必然要求他这样做，他人也可以或必须切己的才可以理解，因此，这样的非概念化理解是敞开的实然的工夫，必是切己的，不可理解得过玄。
第三个原则是“以身解经”的原则。其中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为己之学”的强调，另一个是“力行”原则，解经也即是以己力行道。“道外无身，身外无道”72“人外无道，道外无人”73这是讲道必着落于人之身，离了人之身便无“玄”道。“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人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74这便是“为己之学”，虽非朱子首次提出但他十分注重便是他的解释学特点。他着《四书章句集注》是给“学者”看的，而非给“读者”看的，文中皆提“学者深思之”等而从未提读者如何75，这里有重大关系，即朱子解释经典圣人之言不是给人看的，而是要人切己以学的，他本人在为学，学圣，而着书也是为后学易解圣人之言，是帮助后学，一同传道统。他说着《大学章句》是对“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76有益的。注释的意图便是帮助学者理解而非自立体系，如他说“圣人言语，本是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出，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77
朱子还引程子语“学者，将以行之也。”78“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79这是讲学者不光要知道为学在己一身。而且要知道为学并非为故弄玄虚而是要行动以践之。即“事道者，以行道为事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试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80
这三大原则并非独立不相干，而是全然不可分。求本意之旨必要实情实理地对待文本，方可解得，而解得本意又必要身体力行方可完成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理解过程。但我们还必须想到朱子解释学境域建立的保障——“持敬”的态度——在此书中的解说。（可对照前文第二部分。）
朱子说“敬者，主一无适之谓也。”81此语来自程子的“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82，敬与理有关系，“孔子言是礼者，敬谨之至，所以为礼也。”83“礼以恭敬辞逊为本”84而且敬与己之修身有关，“修身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85“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86且“恭主容，敬主事。恭见于外，敬主乎中。”87，所以无论内外，敬的态度不光是礼的根本态度，而且要切己不离的贯彻，正是“君子之戒谨恐惧，无时不然，不待言动而后敬信，则其为己之功亦加密矣。”88
人要敬天敬王89，这敬是天、命等的临在感，是“彻上彻下语”90。在朱子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到他本人的敬的态度，如解“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一章时，他引用了尹氏之言，说此举是“谨之至”91，而其一生主于儒学，讲学间每以恭敬之容教徒，以敬处事，内外如一。可见没有对圣人的敬不可能诚心诚意的求本意，也不可能体会实理实情的临在和到场，当然在做事时也不可能每事以敬地完成，外不恭内不敬则不能真诚的释经典。敬本身也是一工夫92，要深加体味圣人之言，久久理解之，不能没有敬的态度，因此这“彻上彻下”的态度不能少。
这样看来，《四书章句集注》体现的朱子解释学意义是浑然的，分而言之可以有以上表达，但合而言之只需“学者”敬心体会便是。

四，一般解释学与朱子解释工作的比较

朱子解释学很容易被放在中国经学传统中讲93，但也可以单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主要解释学范例来研究它开启的解释学原则及意义，对这些原则、态度发掘的过程也是彰显其解释学意义的过程。特别是相对与西方解释学及现在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解释学”都有特别的意义。
从被理解和理解之事来讲，西方主要指上帝、《圣经》及后来一般的个人文本。《圣经》是上帝之书，“本身具有一个超出其具体内容的真理要求”94，不是纯字面的意思，而后来个人作为文本的作者，其个人对文本的理解成了他人理解文本的标准，而且施莱尔马赫还说要比作者更了解他本人之意。相对于此，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所理解的对象是圣人言语，是理、道，“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95，其中圣人之意不对应于上帝之《圣经》，因为圣人之言是为明天地之理，“先达”之言也非个人、他人之本人意见，而是在道统中的，对圣人之言的说明，以利后学学习的言语。圣人之言与上帝之言不同，圣人之言还应由理推之“当然、本然”之意，上帝之言则本身是标准。他人之言与先达之言不同在于他人是私己而先达非私己，朱子判定他人言语的标准是先晓文意，再看其与理当否。一个纯粹私人的想法不能以其本人意见作为标准，必有当与不当之分，没有一个私人的意见不可做此区分，也即任何人的言语意见在朱子那里都可分为当然、异端、个人发明等。当然这里也存在判定天理的标准问题，可能不同儒者判定不同（如历史上那样），但总有一天理、至当之理要人去求，而非上帝之言或他人之言所造成的独断或相对主义。
从理解或解释者来讲，西方是“读者”，其理解和解释行为主要是阅读、讨论、辩论或批判等，而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理解、解释者是“学者”，其理解、解释行为是为学，学做人。今人伍晓明在“重读孔子”96时用的是“读”字，而不是“学”字，可以看出西方对吾人的影响，但他了解到了“重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行道’”97。西方的读者除解《圣经》以外大都可以是中立的关注他人的文本（如科技等方面的），现在与《圣经》有冲突的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但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学意义却要每个人读文本时都带有当与不当的判定要求，对经典的理解又必是在敬的态度中求其本意，然后力行之，或是力行以求本意。西方的“原意”可以因读者不同而死去，但朱子所求的本意却只能因世代相隔而不在场，前者成了探求“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而后者则是永远在当与不当的判定中指出人之为人所当取之说、当行之道与当弃之说、当戒之异端、邪道。
用解释学三大要素：理解、解释、应用来对应，可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一、二解释学原则是讲理解、解释，应用则是在第三大原则体现。“本意”不在场的原因可能还与今人有关。上文说过本意与原意不同，关键还在于理解方式的“概念化”问题。西方认识论传统影响下，讨论问题多为概念式的，理解中注重概念的厘清、定义及

I. 评价八股取士

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文化的发展，扼杀了人才的培养。 许多读书人为了中试，只顾埋头攻读经书，钻研八股，不讲究实际问题。考中做官后，他们大都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 八股取士制度是明清统治集团为选拔人才，经过长期摸索，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确定下来的。从考试内容上说，继承发展的是北宋以来所肯定的一种指导思想，即通过阐述经义，最有利于督促士人阅读《四书》、五经，体会圣贤心意，以培养、选拔合乎规格统治人才。从文章格式上说，继承发展的却是诗赋写作中的规矩准绳，以此种文学领域的规矩为楷模，经过长期摸索，演变而成的一种文章格式。这样一套制度，从最初指导思想看，决不是为了禁锢士人思想，陷士人于愚昧无知。但是在客观上，八股取士后来逐渐成为了禁锢思想的选官制度。尤其是八股对仗这种格式，一方面整段整段地对仗，难度较大，限制了士人自由表达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照顾排比对仗，内容又容易流于敷衍、空疏，所以明、清两代一直有人反对八股取士。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办法。这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内选官制度面临的困境。今天也有人反对高考，反对客观题的标准化、程式化，但我们现在确实找不到能够取代高考更好的公平选拨人才的办法，因为我们决不能退回到“保送”时代。